谁还记得“潘晓”？
1987年我出差到东北齐齐哈尔，路过北京，在惠德家雅聚，有一天来了一位与我们年纪相当的女青年，饭后她回家了，之后惠德问我：“你还记得潘晓吗？她就是潘晓。”
我：“应该是两个人，她是潘还是晓？”
惠德：“应该是晓，真名黄晓菊，我们中学的同班同学。”
我：“她生活怎么样？还苦闷吗？”
惠德：“做服装生意。是否苦闷，要问她自己。”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突然想起潘晓，这位我们大学时代学校强制熄灯后，暗夜闲聊，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
潘晓，你们还记得这个名字吗？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以下 由 谢盛友 编辑整理）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作者：潘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以下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两个潘晓的命运
30年前，高考唤醒了人们的久远记忆，状元、进士等等被遗弃的名词又回到了人间。高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因高考落榜自杀者不乏其人，所以，在“莫让年华付水流”的热情之后，就有了“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关潘晓“人生的路”的讨论，堪称诸多讨论中最具全民性的。而潘晓则是两位青年的集体笔名，一位是大学生，一位是工人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
潘晓在信的开头说，“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潘晓是“树典型”的产物。《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把北京经济学院78级大学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厂的女工黄晓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晓”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中国青年》上掀起一连数月的讨论后，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从幕后走到台前，一举成为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北大、清华的学生邀请她去爬香山，在山顶上讨论萨特，讨论《红与黑》。黄晓菊不怵围在她周围的大学生。在成为“潘晓”之前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三五个因传阅《简爱》、惠特曼团聚在一起的青年工人或待业青年。大学生们和黄晓菊讨论的问题，黄晓菊和她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思考过。
当时黄晓菊与另一位潘晓———潘也接触过，但感觉不投缘，觉得潘“孤僻，太学生气”。后来通过几次信，就一直没有联系了。当初的潘可能确实是孤僻的，在成为潘晓之前，他曾于1979年5月31日服浓缩来苏水自杀，脱险之后潘对医生说：“我不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又把我送回到这悲惨的世界上来了。”
至于自杀的原因，潘说“没有什么特殊原因”。细说来，是因为父母支援三线去了青海，潘自幼一个人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里，心理比较灰暗，而1979年春节之后更趋极端，终于选择了自杀。也正是因为这次自杀，使潘?向来学校采访的马丽珍倾诉了4个小时。
潘晓菊自幼也有与父母分开的经历，母亲1950年代支边到了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黄晓菊从小患上佝偻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外祖母的爱是另外一种味道，只有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从小就知道，讨喜的小孩才能讨到爱。”
十几岁时，黄晓菊患上关节炎，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街道毛线厂，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爷爷老奶奶一起缠线球。在厂子里，她是最能干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额，就跑到一边跟工友聊天：如果现在让你选，你是愿意让毛主席接见你，还是看一眼演佐罗的阿兰•德龙？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呀？难道就一辈子这么织下去，扎下去？
工友们爱黄晓菊的快言快语，可又觉得她“有病”：你怎么不想怎么快点长级？是在厂里扎下去提干，还是将来弄成全民所有制？
领导见黄晓菊跟这个聊跟那个聊，尤其反感，问怎么回事。黄晓菊说自己已经完成了定额。完成了定额可以帮助别人。那要定额干吗呀？黄晓菊脱口而出。
还有一次，离下班还有五六分钟，天空阴霾，电闪雷鸣。因为工人很多腿脚不灵便，而且又没带伞，车间主任拍板让大家赶紧回家。一个厂一级的领导却悄悄躲在工厂大门后头，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记在他的小本子上，并在月底的时候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这些人的当月奖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觉得这事不对。”开厂务会的时候，黄晓菊走了进去，问：我能说两句吗？
在厂子里，黄晓菊的“能说”是有名的，领导不愿意，但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让她闭嘴。黄晓菊说：第一，你们的执行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走是车间主任决定的，所以车间主任有责任；第二，厂一级领导如果觉得车间主任的做法不对，当时应该把我们阻拦在工厂门口，劝我们回去，再创造5分钟的价值。可厂领导却像抓特务一样躲在大门后头。难道厂里的目的就是罚我们6块钱吗？
领导以“厂务会的决定”推诿，黄晓菊把状告到北京市纺织局工会。6块钱的奖金补发下来，她也在厂子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并没有改变她在厂里的处境。“你一个普通工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能力接待这些上门向你求助或者跟你谈心的人？”无奈，黄晓菊辞掉工厂的工作。经马丽珍介绍，黄晓菊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资料室工作过，干发行和查书取报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黄晓菊也是个异类。“也许出轨的思想和言论会对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威胁，单位实现人事制度改革的时候，头一个被停聘的是我。”
1988年，黄晓菊丢了资料室的饭碗，离了婚，没学历，为了自己和3岁儿子的生计，黄晓菊冲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当“记者”，但实际的工作是拉广告。尝够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之后，到深圳给日本生意人当保姆，到电台当热线节目主持人……最后让她安顿下来的，是在西单附近家门口开的一个小小的服装摊位。8年羊毛衫厂的工作经验，自己敢下剪子裁剪自认为新颖别致的服装，吃苦能干，和搭档在大雪里骑车运货，一路打闹，一路笑骂的混不吝，黄晓菊慢慢站稳脚跟。
儿子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黄晓菊的命运。在母亲南下谋生的日子里，他是幼儿园里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把石子、糖块、草根藏在兜里，直到糖化了，把草棍、玻璃球和石块都沾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他留给妈妈的礼物。上学之后，他像妈妈一样叛逆，公然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最后，他像妈妈一样没上过大学。
黄晓菊的儿子叫桑也行。当年初为人父人母的黄晓菊夫妇抓耳挠腮给新生儿取名字，这个不错，那个也行，犹豫不决的时候，黄晓菊拍掌大笑，就叫他“也行”吧。
如今的桑也行是个1米80的小伙，给屈臣氏矿泉水做过促销，学过调酒师，在华侨饭店当过门僮、服务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之后打算开一家主题餐厅。他的偶像是一个从学校辍学，做新式西餐，乃至引导美食风尚的英国小男孩。母亲认为儿子的选择比她当年多得多。
黄晓菊说，她不为没上过大学后悔。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在当年能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不过说到年轻时代她爱读的那些书、说起她伶牙俐齿舌战厂委会以及她在香山顶上跟大学生辩论萨特的时候，她也会兴奋地憧憬另外一种可能：“我要是上了大学……”
大学的那位潘晓，命运也坎坷。潘自己说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此后潘多年颠沛，还曾因盗窃案坐了三年半牢。
近几年，潘做过在线咨询、电视节目策划等多种职业，日子过得也还好。至于没有结果的大学生涯，只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个片段罢了。
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的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来看，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电话来.说胡乔木为潘晓讨论的事要和社里的领导谈一谈。谁都知道，胡乔木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社里顿时紧张起来，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了，只有少数几个社领导参加会晤。我们这些年轻编辑都没心思干活，在那里瞎猜测。不知等了多久，会散了。编辑室主任上楼来了，她说，胡乔木支持这个讨论，他比我们的思想还要解放，谈了很多很好的观点。我们当时高兴得几乎欢呼起来。
胡乔木说：“潘晓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他还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胡乔木还希望这个讨论再开放一些，不要急于收场。他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能不高兴吗?
三年后，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像潘晓讨论这样比较“自由化”的讨论，受到了不点名的批评。接着，出于人人都明白的原因，总编辑被调离了杂志社；编辑室主任也伤心地离去，另一个主要的讨论发起者也走了，只有我—个人还留在了社里。
关于这场讨论，《中国青年》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来信，国际上重要的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后来，香港有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被“内参”转载，里面说：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代表人物是：孔子，鲁迅，毛泽东，潘晓。把潘晓和这些巨人并列在一起当然是很不合适的，但反映了这场讨论对中国青年和社会思想的影响。
1999年，为庆祝建国50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历史文献片《新中国》，每天一集，从解放战争讲到改革开放。我没想到也给了潘晓讨论几分钟的镜头，其中还有当年发稿的签字记录。镜头从上往下慢慢摇，先是我的签字，我当时是责任编辑，然后是编辑室主任和总编辑的签字。
当然，镜头是不能触及实质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编者按中所写的：“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人生观的大讨论。彷徨、苦闷相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80年代的特定内容。”
迷茫过后——不同的人生
尽管这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但发起者与参与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黄晓菊，编辑马笑冬，马丽珍等，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他们因这场讨论走到一起，然后又分道扬镳。
“潘晓”之一黄晓菊今年50岁了，已“下海”多年。虽然已经发福，但依旧是一个热情而且生动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来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装饰，她喜欢一个人去看现代舞，和儿子一起为李少红的先锋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而流泪。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写下生活感悟，“和潘晓不同，我的人生从来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黄晓菊因为严重的关节炎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住院，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拉上窗帘，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诗。“我已经忘了约稿的要求，只是在倾诉。”
从小没有和父母一起长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终没有“家”。她将一腔无以宣泄、无以倾注的情感都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后，她换过几个工作，因为“潘晓”而被视为异端，最终被社科院资料室辞掉，不得不当了第一批下海者，从此生活在“体制外”。
生活里，她也追求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虽然经商多年，但却从来没有为生意上的事上过饭桌，一说虚与委蛇的话，她就先“口吃”起来。
“人生的路无论是‘宽’是‘窄’，都要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下去！”黄晓菊虽然没有丈夫(离婚)，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国家福利，但她心满意足,“潘晓对我没什么影响，我有独特的人生。”
马笑冬则和黄晓菊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样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书里那种人生，像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讲的那样，是平常的生活，却是火热的。”
上山下乡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离北京最远的云南。1976年，她在大学毕业后又自愿到东北插队，这在当时是个异数，却是她理想主义一以贯之的结果。
1999年她从美国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当年便直奔贫瘠荒凉的黄土高坡，在安塞这个地方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一住就是几个月，连着去了3年。
这个看起来有点冷的女人，一提起黄土高坡就立刻热泪盈眶，“相对于潘晓的思想建设，对我来说，走入这块土地，唤醒这块土地，才更有意义。”
马丽珍后来去了《中国妇女报》，几年前在副社长任上退休。
潘现在已经是资深媒体策划人了，这20几年对他来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潘晓，他被开除学籍，而后漂在北京，甚至做过牢，卖过大碗茶；多年的挣扎之后，如今他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选择。
他讨厌和人谈起这场讨论以及此后的人生感想，并撰文称，“希望能够口无遮拦地说点别的，而不是一本正经的装腔作势。”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归宿。这是我无法打破的一种宿命吧。”
（谢盛友 编辑整理， 德国班贝克，２００８年５月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