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上了年纪，近来我有一股写作的冲动。
小时候，觉着五十多岁的人就算是老人了，不想一转眼自己也年过半百好几年了。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经历的事，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发展。
我想写一些东西，但不知该给这些东西们起个什么名。暂且先叫“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吧。在一大堆想写的人和事中，最先跃出的是这位吴厅长，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放暑假后就没开学，大人们好像也都特别忙，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小鸟无人管束，自由飞翔。马路旁的电线杆上不知什么时候都装上了大喇叭，播放着雄壮的，听一遍就会唱的革命歌曲（不像现在的歌听几十遍也学不会）。广播员用高亢的嗓音喊着：“ ... 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 ... ” 那时文革主要还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开展。江苏省委及时抛出四个活靶子暂时阻止了大批判的烈火向上燃烧。他们是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省委宣传部长陶白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
我们居住的厅长大院还算平静。这是一个国民党溃退时官宦人家留下的大院，三幢别致的西式楼房配上三个漂亮的大花园，园艺工人定期把院子里的花草修剪得整整齐齐。那是我儿时的天堂。尽管当时南京的天气闷热难当，我们这些自由的小鸟们天天在院子里捉迷藏，打游击玩得天昏地暗。
八月五日早晨刚起床就感觉不对。厅长们，厅长夫人们，保姆们还有各家的年长子女们聚集在院子里，大家低声议论着 什么，气氛压抑，紧张。我钻入人群探个究竟。“吴厅长去世了，还有他的爱人。”不知是谁在说。“太惨了。”“这些学生们太 ... ”人们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过了一会儿人群渐渐散去。回到家中我问父亲发生了什么，父亲说：“南师的学生批斗吴厅长和他的爱人，把他们整死了。”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家里死一般的寂静。父亲本来话就不多，这时就更不愿说什么，我也不敢再问。外面烈日当头，可我感觉天空不再晴朗，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们这个昨天似乎还很宁静的大院袭来，向我们家庭袭来。
在随之而来的“红八月”中，全国发生多起暴力致死人事件，教师被打死，学生被打死，干部被打死，工人被打死。八月十八日红司令登上天安门，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更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此后血雨腥风席卷神州大地达十年之久，学生暴力致死吴厅长夫妇事件是一个前奏。
后来造反派不让我们在那个大院住下去了，我们举院搬入一个曾是民政厅残废军人收容所的小院中。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下乡了，后来我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后来复课闹革命，我进了中学。
一九七零年初，省文教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召集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组织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学习《敦促杜聿铭投降书》，鼓动我们给在干校的父母写信，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吴厅长的儿子跟我分在一组。上面开大会，我们开小会。他一遍遍对我们说：“我爸爸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一点事都没有。”说这话时他眼里充满悲哀和无奈。我在想这几年他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吴厅长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但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副统帅外逃摔死在蒙古荒凉的草原上，文革形势开始逆转。那时我已进了工厂。七二年后，政策明显宽松下来。父亲从干校回来的次数多了，每次在家呆的时间也长了些。差不多七四年初的时候，父亲从干校搬回了南京，闲赋在家。我们还是住在收容所的小院里。我们家的住房是一间库房改造而成，冬冷夏热。每逢夏天，南京天气酷热，房间里下半夜两三点仍像炕房一样，无法入睡。所以到了傍晚，我们就在房前的水泥地上浇上水，冲冲热气，再把小桌子凳子躺椅搬出来，在外面吃饭乘凉。这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最好时间。这么多年来父亲和我难得能像这样长时间的在一起聊天，也因为他看我长大懂事了所以和我谈起了他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年代的跨度也很大，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发生在吴厅长夫妇身上的惨剧。在写这篇短文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了一篇王友琴写的《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描述了这一惨剧。我的记忆和此大致相同。
六六年八月三日晚上，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伙学生闯进吴厅长的家，他们本来是冲着吴厅长的夫人李敬仪来的。李当时是南师的干部处处长。学生们要带李到学校让她交出干部的档案，李拒绝。吴厅长正好在家，一个西瓜打开刚吃了几口。吴厅长知道他夫人身体不好，下楼来关心了几句。学生中有人认出了吴厅长并知道他是省委抛出的大批判对象。学生们不由分说揪住吴厅长夫妇去学校开批斗会。吴厅长穿了一件汗衫，衣冠不整。天气闷热加上两位老人身体不好，他们被人推推搡搡，没走多远就休克了。学生们架着拖着他们往学校去。有学生说他们装死，从路边居民家中弄来凉水浇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也没能把他们浇醒。学生把他们拖上主席台，两位老人瘫坐在台上，昏迷不醒。就这样批判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省委的人赶到。省委的人把他们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两位老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八月五日双双去世。南师的这些学生们把八月三日当作重大的日子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八三师”。
这段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想起或关心在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那个闷热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场集体暴力狂欢中也很难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我很想知道的是这些“八三师”的小将们，现在都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每年八月三日这一天会不会在心里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忏悔呢？
5/1/2008
下面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教育家，江苏南通市人。早年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９年，他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读书，积极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参加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投身根据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１９３２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１９４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
《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
王友琴
John Pomfret是《华盛顿邮报》记者，２００６年出版了《中国课：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6）一书。1981年他21岁，作为1949年后首批成为中国大学本科生的美国人之一进入南京大学。2001年他参加校友重聚后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写了他的五个中国同学，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在对个人所作的肖像性描述之中，他也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历史，包括改变和延续两个方面。
这本书出版以后，已经发表了若干英文书评，因而我想特别侧重谈论自己比较了解的一个方面。我做了大量采访调查，写过一本五十万字的书《文革受难者》，记载六百多名被文革害死的人。《中国课》的作者在文革后进入中国，此书的重点也不在文革本身，然而，这本书对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有非常独到和深刻的描述以及剖析。文革开始于四十年前，应该承认，在中文写作中，总的来说对文革本身以及受难者还缺乏历史记载，对文革后人们如何记忆历史以及文革受难者的孩子们就更不见深入具体的观察和描述了。仅仅从这一个角度，这本书对理解文革和文革后历史就非常有帮助。
２００４年春天，我收到此书作者寄自北京的电子信，说他在写一本书，其中一个人物吴晓晴的父母在１９６６年被红卫兵打死，另外，他还问我是否能提供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南京的情况。他大概是从我的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得到地址的。
我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历史研究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准，原因固然有多项，但是缺乏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和讨论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请我帮助的人，我总是尽力而为，不但希望帮助别人解决具体问题，也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来推进学术研究风气的养成。所以我很快开始动手查找材料并给他回信。
Pomfret所说的被打死的父母，名字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多年前我已经做过调查并写成文章放在电脑网上。据我的调查，这对父母是文革中全国最早在暴力型“斗争会”上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前李敬仪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吴天石是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是被中共江苏省委最早“揪出来”的文革打击对象之一，尽管不久以后那些省委领导自己也被“揪”了出来。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中，召开“批斗黑帮份子大会”。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一里来路。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吴天石在8月5日死亡。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
这是文革进程中最为野蛮血腥并有重大标志意义的一天。两天以后，发生了北京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杀害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文革通过“革命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之手大规模杀人，就从此时开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文革后发表的其自传中提到，当时他曾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吴天石被打死一事。非常明显，这种暴力迫害和杀戮是在文革最高领导人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８月３日的“革命行动”杀害了两个人，但在文革时代这一天被引为自豪。南京师范学院的“造反派”组织起名叫“八三革命造反师”，该组织建造的毛泽东塑像高度是八点三米。这种对八三数字的反复强调，是在反复肯定那一天的行动所代表的暴力迫害的思想。
我给Pomfret传去了我写的这篇报告，还告诉他该文章收在我的新书《文革受难者》中，书正在香港印刷中。很快又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他已经从香港买到了书。从时间算，他该是最早购买这本书的人之一。当然，他是驻北京的美国记者，买香港出版的书不是问题，普通的中国人就没有办法买了。然后他问我，在我书中“李敬仪”一篇中写到的那个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积极参与殴打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而在1999年死亡的外语教授，会不会是李敬仪吴天石的孩子为了报仇雇佣了杀手把他杀死的？
我被问得一头雾水。尽管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亲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文革受难者的孩子雇佣杀手报仇的。不但没有报复那些作恶者，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敢向人讲述父母的悲惨遭遇，因为仍然心怀恐惧。记得２００１年我访问一位父母和姐姐都被红卫兵打死的女士时，她说，她的几个朋友和亲戚曾经力劝她不要和我谈话，以免引起麻烦，可是她想过以后还是决定了和我谈话。她说：“我还不甘心。”我一方面感谢她的合作和坦诚，另一方面也被她所说的“不甘心”一词所搅动。“不甘心”后面的宾语词是什么？是不甘心不大声抗议？是不甘心不向公众控诉？是不甘心不采取行动反抗罪恶？是不甘心不要求惩罚凶手？是不甘心不诉诸法律寻求司法公正？都不是。她说的“不甘心”仅仅是不甘心拒绝我的采访。“不甘心”后面的行为宾语如此卑微，不能不使我感到怅惘。
我赶快翻开书重读“李敬仪”条目。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如下：
一位受访者说，１９９９年，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教授，在苏州突然暴死，尸体在室内一周无人发现，以致腐臭，死时年纪不到６０岁。他的在校学生都为此深感遗憾。但是学校中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传说，这是报应。当年打死吴天石夫妇，这个人很积极。文革后他也没有为此受惩罚，但是老天还是要算账的，哪怕是33年之后。
我对这种传言的理解是，人们在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藏在心里的惩恶愿望。给我讲述这一传言的人认识吴晓晴。我曾经托过他和另一读者与吴晓晴联络，希望了解关于他的父母之死的更多情况，至少请他把我已经写好放入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关于他父母的文章校读一遍，以免有错。特别是在我听说吴晓晴现在是大学的历史教师时，更觉得可以请他这样做，因为不需要跟一个历史老师解释书写文革历史的重要性，何况这历史和他父母被害有关。可是，数年过去，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Pomfret先生显然是这段文字中的“暴死”误解成“用暴力杀死”了，因而提出了那样的猜测和疑问。我向他作了解释，“暴死”只是突然死亡的意思。我毫无嘲笑他的中文不够好的意思，其实倒是钦佩他的细心和认真，所以才会那样发问。而且我也明白，这个问题并不是纯粹因词语误解才被提出的。在他生活的社会中，JUSTICE，通行的中文翻译是“正义”，和自由、人权、道德一样被视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罪行就应该被带到“正义”中来审判，不能够几十年任人不管。我想这是他会有这一猜测和疑问的主要原因。
等我读了他的这本书，我进而意识到他确实并没有因为一个生词而误解了什么。他的行文表现了他对受难者的孩子们有很深的观察和理解，能相当准确地把握其心态。而且可以说，还没有哪个本无语言障碍的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书中写到：
1966年7月14日，江苏省报点名批判吴天石，也就是在政治上判了他死刑。吴晓晴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家里写大标语“打倒吴天石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教育路线”。他告诉Pomfret，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8月3日吴天石夫妇被打死时，吴晓晴正在郊区农村劳动。他偶然听到两个中学生谈论师范学院打死了两个人（是用醉心的赞扬的口气谈论的。——Pomfret特别说明了这一点，这表现了他对当时情景的了解），竟是他的父母。他立刻进城回家，看到他的姐姐。他15岁，姐姐也是中学生。姐姐教他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就说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因为说父母是被红卫兵组织打死的会让子女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两个人都没有哭。
他们的家成了红卫兵司令部。他们被赶出了门。然后吴晓晴像其他一千八百万青年人一样被送到农村插队。1971年林彪死后，一些老干部复职，给一些已经被打死的人平反，吴天石也在其中。这样吴晓晴得以离开农村参了军（当时这是一般人得不到的机会）。1975年，他在军队加入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中，他再次说他的母亲死于高血压父亲死于慢性肝炎，还说他父亲因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他知道他这是在说谎（他父亲的尸检报告说身上骨折就有六处，还有其他各种伤），但是他说这样做有助于“改善我的生活”。
文革后吴晓晴成为南京大学７８级学生，毕业后他到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书。他父母被这所学校的人打死。打死他父母的人从未被起诉。他和其中有的打人者会常常在校园路上对面走过。2003年，他们系里为了赚钱要编历史教科书，把文革这一段分派给他写。他自己写了一些段落，可是没有通过上面的审查，于是删去，改成上面规定的关于文革的那些套话，尽管那些话离开历史事实很远。1989年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后，他被推举为该校清查委员会成员对参加学生运动的人进行“清查”，他做了，尽管是最不起劲的清查者。对于这类事情，他总是解释说，是因为“没办法”。
书中还写到，假如说吴晓晴怯懦，他是一个有勇气坦承自己的恐惧的人。是吴晓晴自己告诉了Pomfret这些事情。这一点使Pomfret觉得吴晓晴在悲惨的同时也有了英雄性的一面。
这位作者依照当年在班里的习惯，在书里称吴为“老吴”（77、78级大学生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吴是年龄较大者）。“老吴”因为老，因为家庭遭遇，与过去的历史比年轻同学有深得多的关系。但是他也指出，在他们那个班里，“老吴”却是最为通晓电脑网、电子邮件、电子短信这些现代装备的。虽然“老吴”对父母之死没有作什么，但是显然还在留心和收集着有关历史的种种信息。
读着书中对一个人的这种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使我仿佛觉得在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比如俄国小说里的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罗亭（屠格涅夫）等等。俄国作家在这方面才华突出，他们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人道精神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另外，我参访过大量的文革经历者，自以为有一定资格了解这样的人物的典型性。在一种非虚构类作品中能达到这种效应，是很了不起的。
在书中，Pomfret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的同学的行为让他困惑。他写道：
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权杀害了，我会投入我的生命来复仇，来从事政治活动，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着的证据都挖掘公布出来。为什么吴晓晴不这样做？他的正义（JUSTICE）感在哪里？为什么在中国这种事情的结局总是坏人--准确地说是谋杀者--得以脱身？（113页）
我想，Pomfret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JUSTICE/正义问题。一般人都认为，文革受害者们保持沉默忍气吞声，是因为他们受到权力当局的压制。这一解释无疑是对的，然而不是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充分理由。在文革发生时，吴晓晴姐弟知道父母是被打死的，但是却说是“高血压”和“肝炎”死的，那时候他们得自保，没有选择的自由。然而后来，特别是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实际上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当有可能采取别的行动的时候没有作，社会和个人是否有JUSTICE/正义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无独有偶，在吴晓晴父母被害两天之后在北京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长期以来也被一些红卫兵说成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当然，她们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掩饰红卫兵的罪行，和吴晓晴姐弟那样说动机不同。但是，在卞仲耘遇害几十年后，还有人还可以这样说或者写，读者也只有这样听和看，显然也表明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人们对JUSTICE/正义的忽视和麻木。40年前在校园里打死一个人（何况这个中学的校园里两个星期后又打死了另一个人），这一类案子早就应该得到正义审判，而不是像在谈论是什么人打破了一扇窗户，还是那扇窗户本身已经太旧不结实。
追究根源，摧毁了当代中国人的JUSTICE/正义观念的根源，还是文革。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斗争”、被监禁、被打伤，这是对社会JUSTICE/正义的绝大冒犯和损毁。但是残暴行为在当时被用革命的名义合理化了，在文革后又被用“认识错误”的说法减轻淡化了。确实，文革的事实长期以来没有被说清楚，这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同时，这也不只是个说清事实的问题。文革的大多数事实一点都不神秘，比如李敬仪吴天石夫妇被打死，就是在数千人眼前，在校园里和南京城市中心发生的。这些事实长期得不到记载和说明，是由于当局的禁止，也是因为整个社会JUSTICE/正义的衰弱。而正义感的消退使得对抗官方禁止的民间力量三十年来难以形成壮大。吴晓晴父母被害的事实，卞仲耘校长被害，这些被认为是“小事”或者不重要的事而一直被排斥在文革历史的记载和研究之外。这不是由于语言或者知识的障碍，而是因为判断罪与非罪、善与恶的原则出了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Pomfret这一套不过是美国人的想法而已，和中国实际离得太远。这是非常轻浮的否定方式。首先，在JUSTICE/正义这样的人类社会的基本概念方面，难道要分美国和中国吗？其次，实际上在美国，JUSTICE/正义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位置，能保障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也是人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对吴晓晴的探索，也是在维护对人类无比重要的一个价值理念。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特别推荐千千万万受难者的孩子们阅读这本书，思考书中提出的命题。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罪行罄竹难书
送交者: 子禾 2008年5月02日20:44:41 于 [五味斋]
回 答: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吴厅长 由 长弓 于 2008年5月02日10:34:16:
我也是江苏省教育厅干部的子弟，父亲当年是普通教育处的视导员，经常随吴厅长到下面视察，了解情况，回来后为了贯彻吴厅长的指示，常常挑灯夜战，在《江苏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被称为吴厅长的笔杆子。
66年文革开始，吴厅长首当其冲，与夫人李敬仪双双被南京师范学院的红卫兵斗死，我父亲也受牵连，被关进牛棚。
我母亲是中学音乐老师，非常担心父亲的命运，其后在学校带学生唱文革歌曲的时候，因为精神高度紧张，把词唱反了，“造反有理”唱成了“造反无理”，也当场被红卫兵打倒，剃了阴阳头（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去打扫厕所。记得有一天晚上，妈妈从学校回到家，当时她穿了一件黑灯芯绒的外套，从衣领到腰部，上上下下都是红卫兵吐的白花花粘腻腻的痰液，眼圈青一块紫一块，肯定是被红卫兵打的，当天夜里，她用锤子敲头自杀，被我姥姥救下来，第二天就精神失常，发疯了，整天哭哭笑笑，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我1968年作为初中毕业生，老三届，下乡插队，父亲1969年作为干部下放，也去了农村，我们爷俩住在茅草房里，相依为命，妈妈姥姥和两个妹妹留在南京，多年之后全家人才得以团聚。
我和妹妹在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读研，后来又相继来美国，终于安居乐业。
世界太小了，居然40年之后在北美网站上读到这样一篇触动心灵的好文，又勾起我埋藏心底的回忆，谢谢作者长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