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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孙中山与日本
回过头来说日本，除了前述 1900 年日本利用孙中山举义为其占领福建之外，翻阅有关孙中山光辉业绩的文字，我们总能看到一连串日本人的姓名，这些日本人都是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国际友人”。细品位一下就不难发现味道不对。仅以《辛亥革命史纲》 P311 所列 1911 年 12 月 25 日专程赶到上海迎接孙中山的日本人为例，排头者为头山满，此君为日本军国主义鼻祖，“黑龙会”首领，该会名即以黑龙江所命，极力鼓吹日本应占领满、蒙直至西伯利亚。前边所述策动内蒙古乱局之日本浪人川岛就是头山满的麾下，奉命到内蒙作祟的。还有那位著名战犯广田弘毅，也是头山满的门人，头山满发现其才干后推介到政界，有更著名的“广田三原则”问世。他当上日本首相以后成功地使军部驾驭政府，对于后来大规模侵略中国，广田“居功至伟”，并因此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第二位为犬养毅，孙中山的“中山”就是首次拜见犬养时日本人即兴给他起的名字。犬养发现孙具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而孙致信犬养：“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从此犬养鼎力鼓动、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1923 年 11 月 16 日，孙中山致信犬养祝贺其入阁：“ 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隅之望。”此计甚妙，日本最终退出国联，彻底“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铤而走险。此信还详尽地阐述了要求日本支持他革命并与苏联交好的理由。犬养担任总裁的政友会是伊藤博文创立于 1900 年的第一大党，该党对内主张宪政，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是肢解中国的罪魁祸首。著名的“田中奏折”、“二十一条”都是这个党的“杰作”。他们的根本方针就是夺占满蒙、使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而非灭掉中国。掠夺东北资源、制造无数事端的“满铁”，其总裁山本条太郎即政友会干将，犬养本人在支持孙中山的同时还亲自到东北、华北乃至内地侦查，获得大量情报。“ 918 事变”后，民政党若?内阁认为军部行为过激，遭到犬养派发起的猛烈攻击，被迫辞职。犬养派竭力为“ 918 ”事变的合法性辩护，公开鼓吹拒绝国联对满洲事件进行调查，应了孙中山给他的信里所建议的日本必须摆脱西方，犬养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开展“独立自主的新局面”。“摆脱辩解外交”成为以后军国主义外交的宗旨。犬养组阁时任命法西斯少壮派后台荒木贞夫为陆相，并实行非常财政，扩大军费开支，积极支持军部占领满洲。他上奏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赴天津、一个旅团到东北，鼓励关东军准备进攻锦州。 12 月 23 日，就在天皇向犬养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与“尊重国际间信义”的时候，犬养暗示关东军进逼锦州；美英法警告日本对锦州的军事威胁已经违反了“九国公约”时，天皇再次明示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犬养怂恿军部一举攻占锦州。接着，又支持军部发动了上海“ 128 ”入侵，向上海派兵的批准就是犬养亲自向天皇申领的。军部于 1932 年 3 月 1 日拼凑了“满洲国”，犬养首相延宕了 11 天才给予外交承认，有人以此为他辩解。其实，他仅仅是为调解政友会内部以及其他各派系之间的关系才耽误。在犬养内阁短命的五个月任期内，其最大政绩在于使天皇从顾忌国际影响转到肆无忌惮；放纵军部及民间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结果反倒成为牺牲品。（参阅《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等著作） 1932 年 5 月 15 日，被犬养激励起来的少壮派不满足于受到政党政治牵制，并不满足于仅侵占满蒙而不灭亡中国，打死了犬养，彻底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军国主义政权。举国法西斯化的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行动。处于第三位的宫崎寅藏，虽非军政要员， 1897 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策动暴乱。 8 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全力协助甚至亲自参加孙中山的武装起义，阻止孙与袁世凯合作，竭力促成孙的“二次革命”。 1922 年病死，没有机会在日本后来的侵华战争中表现。
因“二次革命”失败，孙、黄以及大批国民党成员逃亡日本，日本则极力掩护。头山满及其黑龙会、犬养毅及其政友会更是亲力亲为，安置这些逃亡者。头山满、犬养毅不仅亲自陪同孙中山从神户到东京，甚至组织“刺客击退团”为孙保镖。除了生活、安全给予精心照料之外，还为他们潜回中国继续挑起反政府战争作各种准备。 1914 年 2 月，黄兴创办军官学校“浩然庐”，培养革命军官，日本陆军大学为主的军校教官奉命兼任该校教官，完全免费；同时，孙中山创办政法学校，日本国立大学等院校派出教员，培养国民党干部。头山满、犬养毅、宫崎寅藏以及辛亥时极力策划肢解中国的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等都是学校的出资人或董事，学校一直开办到 1920 年。这些侵华干将及其组织，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还是利用孙分裂中国？
六、“二次革命”
众多文字资料记载表明，孙中山之所以能当“临时大总统”，一则是众望所归的黄兴坚决让贤；二则是黄兴劝说诸君时称孙已从各国募得大笔援款（莫理循 1912 年 1 月 5 日的信里称：“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结果他果然分文无有，企盼有钱解决财政危机的诸君送了个“孙大炮”的雅号给孙；三则是已约定袁世凯一旦劝退清廷就立马接任临时大总统职。尽管明知这是个“过把瘾”的差事，从美国赶回来的孙先生还是兴致勃勃地当仁不让了。黎元洪得知南京方面要选举临时大总统一事，立即致电：“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事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举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P429 ）这个电报足以证明当时的局势，然而，在孙本人竭力说服之下，还是于 12 月 29 日选举了“临时大总统”。若说野心私欲，史家送给老袁的那些帽子转赠老孙可能更合适。
其实孙当上“临时大总统”就没准备让出这个宝座。就任次日即令议和代表伍廷芳必须每日向他汇报。“他多次指出：‘民军如不得已，仍将续行开战’；‘北伐之举，有进无退’；‘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影响近代中日关系的若干人物》，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P254 ）。为了“北伐”，孙急需巨款以充军费，各种手法都未能奏效之后， 2 月 3 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约见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求援。森恪提出将满洲“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财政援助。孙中山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不惜出卖满洲，换取日本在阴历年底前支付 1500 万元，以供其打败袁世凯。森恪随即起草电文，经孙、胡修改后发回日本，写明孙中山同意“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 4 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同上书， P257 ）然而，日本受六国列强集体外交制约，非但不肯，反而要求与袁和议成功。孙中山大为恼火。其实，此前孙已经“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方面借款，大的共有三次。（ 1 ）苏路借款。由苏路公司出面，与日本大仓洋行洽谈，于 1912 年 1 月 27 日正式签约。共借 300 万元，年利 8 厘，以公司所有动产、不动产以及铁路营业权为担保。所借 300 万元， 50 万交江苏都督府，其余转借给南京临时政府。（ 2 ）招商局借款。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 1000 万两，全部用作军事费用。 1912 年 2 月 6 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与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草签借款合同，日本邮船公司先付 100 万两。该公司所付 100 万两，实际由日本政府提供。（ 3 ）汉冶萍借款。是三次中最大的一笔。南京临时政府责令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与日本三井洋行洽谈。属‘合办’，即将汉冶萍公司股本定为 3000 万元，中日合办，因该公司前已借日款 1000 万元，此次日方仅提供 500 万元。 1912 年 1 月 26 、 29 日，南京临时政府与盛宣怀分别在南京与神户，与日本三井洋行及正金财团签订‘合办’草约。”（同上书， P255 ）这三起大额借款均严重损毁中国国家主权，只要对比后来“二十一条”相应条款即可知其“卖国条约”性质。因德、美、英诸国干涉，以及舆论强烈反对，除第一项之外，其余两项均未能得逞。
实际上，孙中山在国民中的声望全靠辛亥以后国民党哄抬起来的，尤其是蒋介石“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孙望愈高则蒋权愈重，是一笔双赢的生意。其实，辛亥以前孙在党人之中根本没有身后哀荣那般隆重。例如 1906 年冬，孙中山坚持要以其兴中社的青天白日旗作未来国旗，黄兴反对此种以党代国之暗示，两人闹僵黄兴威胁要退出同盟会； 1907 年日本政府为支持孙中山造反赠款 7000 元，连同日本商会所赠合 15000 元。除留给《民报》两千之外其余不知去向，章太炎等遂发起罢免孙中山的运动，要求改选黄兴担任同盟会总理；宋教仁该年日记里亦有记载：“盖 □□ （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1909 年陶成章、李燮和代表七省同志写成《孙文罪状》要求黄兴予以公布，被黄兴扣下；而章太炎则在报纸上登检举状，历数孙文不是；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要求以青天白日作为国旗，被议会否决，议定以武昌首义后议决的五色旗为国旗，意寓“五族共和”。孙文耿耿于怀；随即，孙文要求定都南京，议会以压倒性绝对多数（ 20:8 ）决议定都北京，孙大怒，因其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加了个“定都南京”的条件，如果按议会通过的决议，此条件便落空了。孙最终以制约袁世凯为由，说服议会复议，改决议定都南京；多数代表意欲实行“内阁制”，黄兴、宋教仁均赞成。孙不干，坚持“总统制”，如果“内阁制”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就没多少权力了。而且，孙坚持要取消大家早就议决了的“临时”二字，未能通过。这些事例显示了孙之民主观其实有限，民国初立就有了操纵议会的范例。客观地说，孙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还是挺“共和”的，缘由在于，这个约法是为限制袁世凯当总统而制定的，当总统大势所趋要归袁世凯时，孙中山又转而主张内阁制了。
然而袁世凯也不是傻瓜，他看清了孙欲诱其到南京陷入孙党掌控之企图，找了岔子不去。 3 月 6 日，孙迫于各界压力向参议院提交允袁在北京受总统职议案，获批准后袁于 10 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29 日，由南北双方要员组成的内阁成立， 4 月 1 日孙向议会卸职，然后游历武汉、福州、广州、澳门等地，表示有志操办中国铁路建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就是不和”的政府在北京开始办公，这个政府主要由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党等组成。 7 月 29 日，袁世凯发布通令：“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同时邀请孙文、黄兴、黎元洪等到北京洽谈，共商大计。细节不赘。总之，革命党人认定的袁世凯设套谋害孙中山的事情没有发生，老袁以最高礼宾规格隆重接待了老孙，乃至于原本担心谋害而留下看家的黄兴也被老孙召到北京。就在老孙抵京次日， 8 月 25 日，宋教仁操办的同盟会合其他四个党组成国民党，孙主持了成立大会。各派政治势力极其友善地交换了政见，袁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当孙表示意欲主办修铁路时，袁立即颁发总统令：“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黄兴也被授与川粤铁路督办职。黄兴到京后即忙不跌到处拉人入国民党，孙、黄二人甚至直接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辛亥造就的共和局面此时达最高境界，孙中山、黄兴甚至出席了前清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等皇室人员举办的欢迎宴会、招待会。英国《旁观者》报驻京记者报道：“此间情势已有惊人的进步。民众对民国政府深为满意，对临时大总统的反对声浪也沉寂下去了。经过选举，袁世凯当选总统已无疑义。”（何虎生、陶军谋著《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1 年版， P351-P378 ）
孙、袁二巨头各怀鬼胎都有独专之打算是毫不奇怪的，假如他们走共和之路“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国无疑是另一番景象。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如。袁世凯以总统身份在辛亥一周年时授予孙文大勋位，黄兴、黎元洪、唐绍仪等亦授勋位。孙拒绝领受，黄兴也跟着辞受。孙回上海，组建铁道协会，基本任用同盟会之成员，这使袁不高兴，于是准在京另起铁路协会。 1913 年 2 月 10 日，孙携夫人卢幕贞及一子二女、秘书等赴日考察铁路，却不料宋教仁于 3 月 22 日被刺后身亡。孙立即从日本赶回，随即开始谋划“二次革命”，兴师伐袁。黄兴反对孙的“二次革命”，他认为现在和平大局来之不易，宋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侦结，应该冷静处置，以免毁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国民党其他高层人物，包括胡汉民、谭延?、陈其美在内，大都赞同黄兴的意见，不同意起兵反袁。然而孙中山坚决要求起兵，他打算亲自返回日本，乞援反袁。黄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大失人心的做法；孙中山无奈，派人去武汉搞地下破坏活动，结果被黎元洪破获，所派国民党员宁调元、熊越山等罹难；孙甚至派出朱卓文携款两万，去买通几个营连长，要他们杀掉第八师师长、旅长然后北伐。如果孙中山真的崇信民主体制，或国民党内确立了民主体制，“二次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此时孙中山一意孤行，显露了国民党党魁独断的威权，挑起了辛亥革命以后首次内战。其实，根本无证据证明老袁指使行刺宋教仁，其实，既然老袁已下令彻查宋案，依黄兴见解，水落石出并不难。反倒因“二次革命”一打，永远没真相了。
孙中山“让贤”之后，号称“十年不问政事”专心修铁路是假的，他月领薪俸两万，四出“考察”耗银百万以上，一寸铁路也没修，仅仅拿了张地图画了几根线条。后来成为张学良父子还有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孙中山的南京政府对外宣言就是此君起草的。他给莫理循的信里这样描述孙中山的修铁路计划：“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当孙中山经不住端纳的央求，“拿出一张 6 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沿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 5 到 10 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端纳在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您原谅我的愤怒情绪。这个狂热之徒竟然认为，他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愚昧的国家宣扬排外主义、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方面只要他孙逸仙一伸手……全世界的金融家都会解囊相助。一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北京的莫理循》， P381-382 ）端纳没弄明白，孙的“铁路考察”其实只在网罗势力，以图卷土重来。
“二次革命”就是证明。黄兴再次屈从孙中山，充当讨袁军总司令，其他人也只得服从孙中山，卷入一场内战。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袁世凯与宋教仁被杀有关，但几十年来国共两党的宣传都认定袁指使人杀宋。近年来才有学者考证，袁世凯对宋教仁欣赏有加，早就提议宋担任总理职务，怎么可能因为国民党大选获胜，宋要就任总理就暗杀他呢？即便真与老袁有染，也不是开战的理由。 1912 年 1 月 14 日，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了原同盟会骨干、孙中山的死对头陶成章，与老孙无关？只隔一天， 16 日，同盟会员杨禹昌、张先培、黄芝明等组成暗杀小组，以炸弹刺杀袁世凯本人未遂，炸死炸伤卫士多人； 26 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清廷重臣良弼。若依孙理，袁世凯早就可以兴师问罪，可是老袁丝毫未因此影响和议。在回答外国记者“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中央，扬言第二次革命”时，袁答道：“这些人已有革命的习惯，而无建设的思想，也无实地经验，不了解中国的大势。然而人民必然不会帮助他们。这些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取得政府报酬或官职而不满意者，另一种是尚未取得政府酬报或官职者。” 5 月 24 日，《上海时报》刊登：“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民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同上书， P382 ） 7 月 12 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令通电讨袁，无论给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冠以“二次革命”或其他什么美名，无可争辩的历史真实是：孙中山挑起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首次内战，并开创了内战时代。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 national consensus ），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4 年版， P89 ）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
七、关于“二十一条”
几十年来控诉北洋政府和袁世凯卖国的铁证就是“二十一条”，甚至言之凿凿称其以此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这谎言来自孙中山。所幸还有老毛骂胡风的话还在：“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了一本《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以下简称《全编》），主编者黄纪莲为人们收集了俄国解密档案在内的极其详尽的历史资料原文，里边并未显示有任何可以证明袁世凯于日本人勾结的只言片语。正相反，孙中山的挚友头山满充当头目的黑龙会正是始作俑者。黑龙会 1914 年 10 月促使日本出兵山东之后， 29 日，再提出《备忘录》。该《备忘录》原载《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 2 册， P935 ，第 604 号文。显见其已经作为日本政府文书之地位。我们不必评述，仅录其几段文字：
“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
“欧洲巨大的斗争（注：指一战）结束以后，除了并不急求取得利益的美国以外，中国是不能从其他列强取得任何贷款的。在国库空虚、官吏和军队非薪饷无法支付、土匪煽动穷困人民闹事、革命党待机起义的条件下，一旦内乱果真发生而没有外力帮助镇压，我们相信袁世凯决不可能以单独的力量恢复和平与统一全国。其结果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而无法收拾。这种情势将会到来，这是不难预见的。当这样的情势发生，我们究竟是在确保能够影响袁世凯同意我们的要求的条件下，支持袁政府并帮助他镇压内乱呢？还是我们帮助革命党人获得成功，因而通过他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呢？我们此刻必须确切决定这一问题，以便将它付诸实行。如果我们不去洞察中国未来的命运而盲目支持袁政府，与中国订立防御同盟，希望用帮助他镇压革命党人来充分实现我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对日本来说，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
“日本帝国政府既然认为支持中国人是无可推诿的，那末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以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同时我国军队必须协助恢复全国的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中国人便乐于顺从新政府，而新政府自然信任并依靠日本。”
“我们认为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乱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
“这就是说，日、俄两国应在日本取得南满及内蒙的主权以及俄国取得北满及外蒙的主权以后互相合作，维持现状，并竭尽全力维护远东和平。”
上面这几段文字清晰易懂，无需诠释，载于《全编》 P8-9 ，有兴趣者亦可看全文。它至少可以证明，两党史家所谓袁世凯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是无稽之谈。需要注意的是，黑龙会谋划这个《备忘录》直至《民四条约》即所谓“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时段，孙中山都在日本享受着黑龙会的接待。
李敖在凤凰卫视说“二十一条”就是老孙怂恿日本搞出来的，而且表示袁世凯如果不干就出兵推翻他，我上台就跟你们签订“二十一条”。只是没瞧见他亮出证据。只是另有说法： A ，“ 1914 年 4 月 16 日曾有一封号称孙中山致大隈重信首相的来函，信中要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但让给日本人的特权较多，以后日本人渡边几治郎将此文译出，作为给袁世凯二十一条的由来。” B ，“ 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二十一条”一事谈判，二月五日，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 C ，“孙中山于 1915 年 3 月 14 日致日本外务省函，愿意出让权利十一条，要求日本支持他的革命。”以上诸项均已为国民党方面一概否认，大陆学界主流亦附和，称各函件均为伪造。惟 C 项，大隈内阁在谈判时向中国方面泄露，以胁迫袁世凯速签订二十一条，否则将以孙中山为对手。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嗣后， 12 月 3 日以前，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好“二十一条”，因为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已经向外相提出了阅读草案以后的具体意见。为了强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该公使建议“（一）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事威胁。（二）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可见，革命党只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个棋子，随时可以被用来破坏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因为革命党从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除非它可以用于谋一己之私。
袁世凯又如何应对这“二十一条”的？日本人突然发难递过来的《觉书》（对外交文书的称呼，此“觉书”即“二十一条”初稿）上，留着老袁 “荒唐荒唐！实堪痛恨！”八个啼血的字迹。但在当时，老袁对此城下之盟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对于这份《觉书》之第五号共七条，老袁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莫理循称：“总统向我保证，决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然而他还另有隐忧：“总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 300000 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 P211 ）然而能否实现则是另外的问题，当袁世凯边谈边拖，并采取故意泄露其内容以引起国内外愤慨之后，除了孙中山始终不表态，直至 5 月“民四条约”定稿以后才有《复北京学生书》，说袁世凯纯粹为换得日本支持他当皇帝故卖国，却没有半个字谴责日本或“二十一条”本身！其余各位，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都公开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唐德刚评述道：“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宵壤之别。”“所以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袁氏当国》， P146 ）当我读罢《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之后，确实有与唐教授同样的感觉，通读《民四条约》文字，老袁并没有卖什么国，说“丧权辱国”，其实只是“丧”在没有能力把前清条约让渡的权利悉数收回而已。
《顾维钧回忆录》介绍：当袁世凯召开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应对日本之策时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本如果出兵我们能抵抗多久？段回答：最多 48 小时。老袁遂不做声了，但他在批准签约时讲话称：“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史料全编》， P234 ）看上去，耻辱主要在于被日本逼着签约，并非条款本身。袁氏密谕：“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同上书， P236 ）这四点都被老袁拒绝掉了，还脱不了“丧权辱国”之干系。回望几十年后，不说民用，共和国从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到尖端国防机构、到海边防陆海空部队，哪一级没有苏联顾问？就连编一部《毛选》，还得请斯大林派顾问来审核，却不算“丧权辱国”了？再说“军械定数”，每一颗子弹都买苏联的，还算抗美援朝的伟大成果；所有军械厂都买自苏联，不是“定数”而是“悉数”，也不算“丧权辱国”，而算“伟大友谊”。与时俱进到如此地步，全不知“荒唐”二字作何解释。
袁世凯的愚笨就在于不懂辩证法，如果他懂一点辩证法就不会自叹：“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了，反而应该“热烈欢呼挫败日本阴谋，迫使日本自动收回第五号共七条之伟大胜利！”就像几十年后我们欢呼朝鲜战争伟大胜利一样。这样欢呼胜利还是有根据的： 1915 年 4 月 3 日日本参谋本部致驻华武官的指示信里称：“在对华要求中有些关于聘请军事顾问、购买武器弹药和大量装备品的条款，这是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最重要的条款。”“首相和外务大臣最初所持有的意见是，中国虽弱，但任何时候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不过，这些要求既经提出，倘若被拒绝，我们就不得不诉诸武力。”（《全编》 P344-345 ）然而，经过不懈的外交斗争，这些要求迫使日本自己收回了，“诉诸武力”也成为泡影；负责谈判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强烈要求在最后通牒里加上第五号之各条款，也遭天皇驳回了；难道不算胜利吗？更有，老袁无视日本警告刻意泄露密约内容，引发“抵制日货”浪潮。俄国驻东京大使 7 月 12 日给俄国外交部长的密电称：“据官方统计，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的输出额减少了三千万日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三。”“我们从非常可靠的方面获悉，因为‘抵制日货’，东京各大商行均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惊慌不安是召开东京‘元老’会议的最主要原因。‘元老’把一切俱归咎于加藤男爵，指责他未经他们同意便向中国提出侮辱性要求，随后又不得不放弃，但这些要求在中国已留下不良印象，且已引起对日本人的仇恨。”（《全编》 P368-369 ）
然而他最终仅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吃了个哑巴亏，不但使其决策层争吵不休，而且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美国公开发表白皮书：“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全编》 P382 ）俄国驻北京公使紧急报告称：“日本的行动方式也激起远东外国集团的舆论反日，日本的欲望对它们的工商业利益也是直接威胁。此间所有外国报刊所刊载的俱为最激烈的反日文章，而这些报刊显然忠实地表达了远东实业家和远东英国官方的意见。”（《全编》 P353 ）所以，这个“二十一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日本自身的伤害从本质上说，远甚于对中国的伤害。
与“二十一条”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争吵相反，袁世凯无视日本公使日置益的威胁：“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故意泄露条约给新闻界，甚至连日使所递交《觉书》系刻意写在几页“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这一细节也没遗漏。（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1999 年版， P23 ）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对舆论采取了空前未有的宽松态度，没有任何管制与压抑。陆?祥回答：“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当时中外评论界普遍认为：“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王芸生：《六十年来》，第六册， P121 、 P398 ）彼时，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地、大规模地自由表达对于国家头等大事的意见和提出建议。谈判在北京进行四个月，各界每天都在几乎所有报纸杂志上直抒己见，对于“国耻”观感的声音遍及全国各地，延及世界。没有一份报纸杂志不积极表现强烈的反日情绪， 19 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坚决支持，呼吁中央决不要屈服于日本压力。当时的总统府每天都“潮水般涌入”无数的信件和电报，表示了各阶层民众对日本的愤怒和对政府的支持，就连逃亡海外的革命党，除孙中山本人外，黄兴以降，也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袁世凯激动之余，签发命令取消对“二次革命”所有人的通缉，并希望他们回国贡献力量，甚至没忘记许愿各种高级政府职位。到日本以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批准签署已经撤回第五号的修改条约，这种抗议及反日浪潮迅即转为爆发，“毋忘国耻”成为中国最常见的词汇。就连谈判经过也迅速编写进了教科书，陆征祥声称，这次“舆论政策”的总策划与指挥者为顾维钧。他采取化妆进入英、美使馆的方式，把半个世界搅得不安宁。
袁世凯对于日本突然袭击提出“二十一条”所采取的对策堪称无懈可击，非但没有任何“卖国”可言，相反，中国人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首次成为过街老鼠；上海市民在 1 月 26 日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了一个又一个群众大会，百姓首次发现国家原来是自己的； 2 月 19 日“市民爱国会”得以成立；十余万人参加的抵制日货大会也于 3 月 18 日召开，日货迅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被撤下货架，就连日货专门店也自动抵制日货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蔓延开来。遭受巨大损失的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袁世凯于 3 月 25 日颁布禁止抵制日货的布告，然而并无执行措施，日本对华出口继续大幅下降。 6 月，被国内工商界及元老派闹得焦头烂额日本内阁正式抗议中国的反日运动，老袁一边讥讽小日本一边下达禁令给各省政府，要求禁止抵制活动。没人知道是否有人幕后指挥，各地步调一致地撤去抵制日货的标语，换成“提倡国货”，只是日货仍然上不了货架。在北洋政府工商政策鼓励下正迅猛发展的民族工业，这一年获得前所未有的增势，上海市民成立了“救国储金团”，民众踊跃捐款公开宣布要捐足五千万元，为民族工商业输血。中国人也从未这般齐心，捐款名单上从最富有者到最贫困者都有。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国耻感，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使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上不必要，因为人民已下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五四运动史》， P28 ）这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对于民族工商业之刺激成效斐然，前述北洋时期民族工业增长率高达 13.8% 不是无故得来的。而日货最劲的棉纺业，变化也最快，到 1920 年，中国从棉纱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应该事出有因。
这场反日运动更重要的成果在于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便由此发端。当袁世凯特赦“二次革命”所有人犯之后，躲在日本的陈独秀返回中国，被民众热情感动于是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被认定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源。可杂志本身却源于反对“二十一条”的民众怒潮。有感于一个日本作家对于这次运动的民族性所发议论，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国家与社会漠不关心的传统不会因为这次运动而改变。在此次运动中没有积极表现的中国文人们被这位日本作家刺痛了，纷纷著文予以反驳，陈独秀在《新青年》 1 卷 3 号刊出《抵抗力》一文，有感而发表示了痛切感慨。辩论由此引发，对于国耻，对于爱国，对于民族以及相关的文化均各抒己见，其影响之深刻自有公论。文人贪功，都把勋劳归于“五四运动”。其实，正本清源，发生于 1915 年这次并没有文人们什么功劳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它至少可算新文化运动的源头。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