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我真的是骑虎难下。其实我内心里非常明白，既然当局宣布戒严了，现在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再坚持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不定还有坐牢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即回到学校，不给当局任何镇压的借口。但是由于受少数激进分子的胁迫，大家都变得情绪激昂，嘴里高喊着誓死不退，一定要将抗议进行到底。如果我这个时候站出来呼吁大家撤回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没有人听我的，甚至会被人骂为懦夫。因此，我决定采用似进实退的办法，先顺着大家的情绪同意留在广场，但是天明的时候一定要带领同学们撤出广场，否则我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想到这里，我不再犹豫，接过一只喊话筒，对着乱轰轰的人群喊道：“同学们静一静，我是西大筹委会的胡亚明，现在我宣布负责整个广场的全部指挥。我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满是悲愤，因此我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我要大家安静下来，并推选几位同学与我共同商议，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在我的劝说下，大家终于安定下来。连党敏虽然情绪激动，但他毕竟还是筹委会的成员，对我多少还有一点尊重，因此率先安静下来，并同另外几个大家推选出来的同学一起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经过紧急磋商，大家达成以下两点共识：
1、鉴于目前同学们的情绪，如果立即宣布撤离，可能加重大家的挫折感，不如暂时留在广场，缓解大家心中的悲剧情绪。
2、鉴于大部分学校的同学已经撤离广场，我们也不可能长时间坚持下去，而且部队随时可能进城镇压，我们最好明晨7点撤出广场。这样做既满足了大家坚持留下来的决心，也能避免遭到当局镇压。
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当前的危局能想出来的最好解决办法，于是让位积极分子立即头向大家说明指挥部的决定，希望同学们尽力配合。我刚布置完，就听有人说校长来了，同时看到校长已经走进我住的那个防雨篷。
“校长，这么晚了你还来这里？”我赶紧迎上去扶住有点干瘦的校长。
“胡亚明，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了，你知不知道？”校长情绪十分激动地问我，同往日的儒雅完全判若两人。
“知道！”
“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要你立即将人带回学校。”
“校长，我是要将人带回，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我小声给他解释我们刚才的决定，我指着那些因为我们决定留在广场发明而变得情绪激昂的同学告诉校长，现在要将大家带回去根本没有可能，因些只采用这种以进为退的办法。校长听了我的话虽然还是不以为然，但是明显不似刚才那么担忧和激动了，这时候我却很不礼貌地说了句：“校长，如果你不满意我的处理，你可以去劝同学们回校。”
“胡亚明，你，你.....”校长一时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我并不是故意想惹他生气，可能我当时有点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居然可以决定数百人的去留，恐怕是平常受人尊敬的校长现在也没有这个影响力吧！因此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那样一句很不礼貌的话。其实我们的校长是个非常和蔼的老学者，对学生很关心，在学生中也很有威望。校长见我不肯劝说大家回校，气愤地抓我手中的喊话筒，亲自劝说大家：
“同学们，我是张岂之，一个你们并不是很讨厌的老头子，我老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你们还年轻，你们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请求你们立即离开这里回到学校去，我将和全校师生一起热烈欢迎你们！同学们，我的孩子们，回去吧！”
校长老泪纵横，最后一句话几乎哽咽着说不去。同学们也被校长的真情感动了，我们尊敬的校长在哭，下面更是悲声四起。但是却没有人听从校长的劝告起身离开，因为已经被政府无耻行径激怒的人们，除了尊敬他们校长头上的满头白发，也更尊重为争取民主、自己倒下的无数先驱。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此时此刻，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留下来，留下来，哪怕仅仅多留一分钟，对他们年轻的心也是一种慰籍。
校长的白发在晚风中飘动，同学们的哭泣在空旷的广场上空回荡。双方正僵持不下时，又来了位市团校的大姐姐，她声泪俱下地劝大家：
“弟弟、妹妹们，为了民主和自由，你们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流血不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再作无畏的牺牲了。为了明天，为了迎接更大的斗争，珍惜自己年轻的生命吧！”
大姐姐的话不多，但是诚恳，而且她悲痛欲绝的神情也很感人。但是大姐姐对当时的局势判断有误，很多人，包括我们的校长对当时的局势的判断都有误，他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们离开广场回到学校，是基于军队即将开赴广场镇压学生这样一个判断。事实上，李鹏只是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未宣布在全国戒严，因此我认为军队暂时不会开进西安，至少在5月19日的当晚，我和我的同学应该都是安全的。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我们只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戒严令的蔑视。我和连党敏等人之所以甘冒风险让大家暂时留在广场，正因为我们断定军队暂时不会进城。虽然有人传说有一支部队已经开到临潼附近，但是我们相信天亮时我们有办法带领同学们安全撤离。大姐姐的哀哭与同学们的恸哭交织在一起，但是无论我们的校长和那位大姐姐如何劝说，就是没有一个离开防雨篷。说实话，虽然那位大姐姐很情真意切地劝我们离开，但是她实在缺乏技巧，她只是一昧强调军队镇压的危险，但是我们这帮学生内心里恰恰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此表面上反而装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以此表现自己的勇敢和视死如归。突然，柔弱的大姐姐号哭着跪倒在众人面前，她的举动惊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时间大家不知所措。我趁前欲将她扶起来。
“不要管我！”她声嘶力竭地怒吼，她的身体仿佛被巨大的悲痛压伏在地上。眼看一位年轻的女性倒在我们面前，我的心如被千百条毒蛇咬噬着。大姐啊，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你爱着的弟弟、妹妹们，你女性的尊严跪倒在尘埃里。如果可能，我会用生命和鲜血将你从屈辱的尘埃里扶起。我让两位女同学将昏厥在地的大姐搀扶走。
我后来再没有见过那位大姐，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那悲痛欲绝、泪流满面的神情却永远铬在了我心里。在我心中，大姐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千千万万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女性群体的代表。如果我这篇文章有幸被大姐看到，我相信她不会怪罪我竟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要我能够记住，在混乱和恐惧的“5.19”之夜，曾经有位女性欲用她的爱心和尊严，庇护一群热血青年的宝贵生命，那位英勇的大姐就会感到安慰。
即将倒地的东方少女，高昂着不屈的头，斜依着洁白的大理石石碑，左手捂着滴血的胸膛，右手直指前方，脚下躺着七、八具尸体—我以为这才是中国民主女神的真实形象。
5月20日早晨，天气格外冷，漫天飘飞着细密的毛毛雨。我领着一支除了白开水和生理盐水，已经几天几夜没进过任何食物的饥寒交迫的队伍，默默地流淌在沉默的大街上。有人用白布连缀成一幅巨大的横幅，用血色的墨水写了“哀兵必胜”四个大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我们的队伍是沉默的，整座城市是沉默的，世界也是沉默的。街上的行人自动停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这支被悲怆压抑得快要爆发的队伍。
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回到学校我就倒下了，我在病床上躺了三天，三天的斗争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突然“失踪”，曾引起一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同学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我背叛了革命事业，将大家出卖了。我也在这些指责中被大家淡忘和抛弃了。我曾写文章为自己辩护，但是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些，我的文章也许刚贴出去几分钟，甚至还没有人顾得上看，可能就会被其他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覆盖。即使被人看到了，换来的也不过是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我对大家的素质非常失望，我曾私下对一位朋友说，在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那位所谓的“民主斗士”并不懂得民主的真谛。真正的民主就应该允许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不出来领导大家也有错么，竟然要遭到唾弃和谩骂？再说我是因病才被迫离开斗争前列的啊！为什么同学们都不理解我呢？听了我的自辩，我的朋友毫不客气地说，你的所谓“病”，谁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是你确实在斗争最关键的时刻突然离开了大家，一时间群龙无首。当时正是宣布戒严的时间，大家有理由认为你害怕危险，在逃避责任。没想到一向被我视为知己的朋友也这样误解我，气得我要同他断绝关系，他却笑着说：“亚明，你刚才还在指责别人不懂民主，其实你也不懂。即使你不同意我的话，也应该给我说话的权利啊！说实话，对于民主我也不懂，但是决不应该是眼前这样乱轰轰的样子。”
是啊！民主的真正含义是：我完全不赞同你所说的一切，但是我一定会用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此，我们有几人能懂？又有几人能做到？共产党发明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其实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他们宣称这种制度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并且比资本主义民主具有更高的效率。其实所有的集权主义都具有比较高的效率，从奴隶制、封建主义到法西斯、共产主义无不如此。但是这种高效率仅仅体现在决策过程，因为决策不是由人民作出的，真正付诸实践后，其效率就难以同由大多数人民作出的决策相提并论了。前几年我们的新闻媒体经常以嘲讽的口气报道台湾立法院开会时的情形，其实我们最大的悲哀就是人大开会时，所有的决议都“一致通过”，而没有一位代表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不同意见。如果台湾的立法委员以拳头捍卫不同意见是一种不文明行为，那么强迫人大代表违心赞同决议则完全是一种不人道行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作那样的报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从病床上下来后，就径直到学运领导小组办公室找连党敏。不过，物换星移，那里的牌子已换成“陕西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西北大学分会”，连党敏也成了学运的新领袖。一度叱咤风云的广场英雄，如今成了一名被抛弃的落魄者，也成了一名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办公室外被“高自联”设置的纠察队员拦驾，我说我叫胡亚明，我找连党敏有要事，但是那位忠于职守的纠察队员就是不放行。他说：“我不管你是谁，你没有通行证，又没有连主席的批示，就是张岂之也不能进去。”唉！革命尝未成功，就如此脱离群众，这真是我追求的事业吗？我了解到“5.19”之夜后窜上来的一帮学生领袖都是前期比较激进的人，原来站在前台相对理性的一帮人都退到幕后了。目前的运动的规模比前段时间更大，人们的情绪也更加激昂，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西安的民主革命已经变调，我决定到北京去寻找失落的梦想。但是北京此时的情况也不比西安好，站在前台的学生领袖也是一个比一个激进，像王丹等相对理性的学生领袖，在新成立的高自联里完全没有位置。我从来不相信激进分子能成就大事，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这个判断。
五月底的北京，十分闷热，我于下午三点左右抵达天安门广场。太阳疯狂地烤着广场，广场上空弥漫着一团惨白惨白的、似雾非雾、似尘非尘的热气，空气里一股难闻的酸腐味，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窒息、沉闷和燥热的感觉。人们的情绪也如同这鬼天气一样，热烈而沉闷。
我抵达广场时，竟意外地与小学同学马立相逢。他爸爸是我们那座城市一个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是个实权人物。他本人是公安大学学生，以他的身份，是不应该在 这种场合出现的。
几句寒喧后，我调侃道：“我想，我们到这个广场来的目的并不一致吧？”
“唉！我也是身不由已，不光是我，我们全校同学都来了。”他不自然地苦笑道，手环广场指了一圈。
“噢！我明白，密探的干活！”其实我刚才只是随口调侃，没想到他们还真的是派来暗中监视学生的，如果不是久不相逢的老同学，我的话可能更加刻薄。
“亚明，你还不了解我吗？其实我们学校的大我数同学与大家都一样，我们也是年青人嘛！”
“怎么会一样呢？你们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是这个机器镇压的对象。”虽然我也知道马立也是身不由已，但是想到他的一帮同学穿着便服，混迹在人群当中，不知道会有多少秘密被他们挖到手。而这一切，他们都是在暗中进行，我们却被蒙在鼓里。因此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的谈话也只能不欢而散。
“亚明，赶快回去吧！”分手时他提醒我。
“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警觉起来。
“没有，我们听不到什么重要消息的，但是我感觉会出什么大事，上面不会让你们一直闹下去，你最好不要留在这里。”他很诚恳。
我们谈话时，有人在高音喇叭里发表广播讲话，谈了好象是关于对时局的看法，马立说正在讲话的是广场总指挥柴玲。我在西安时已经知道柴玲的大名，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广场上人山人海，一张张年青的面孔上洋溢着欣喜若狂的激情，北京就是北京，我完全被广场上高昂的气氛感染了。
第二天早晨，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虽然到处仍是激动不已地人群，到处仍是热烈的演讲、讨论，但是我总觉得广场显得有点空、有点冷清。我将这奇怪的感觉告诉旁人，他见怪不怪地说道，因为天气太热了，白天北京学生大多回校休息了，外地学生则趁机观光一下首都风光，他们晚上再回来为民主、自由呐喊、助威。虽然他口气淡淡地说道，但是我听起来却像是讽刺。最后他还补充道，这也是一种策略嘛！
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视为理想，并为之奋斗的民主事业，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官方报纸已经开始攻击学生是为了逃避学习才罢课的，他们还说外地学生风涌到北京，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目的不过是为了一趟免费旅游罢了。我一直觉这是当局泼向学生的污水，没想到我在北京亲自坐证了当局的说法。我感到这场神圣的运动被官方和我们中的少数败类共同亵渎了。我感到痛心、失望，也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一个人想随便走走，听听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议论。突然我发现不远处飘扬着一面中山大学的旗帜，看到旗帜上中山大学几个字，我倍感亲切，我立即想到之蕾会不会也到了北京呢？我决定去看看，虽然我们处于冷战状态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在异地他乡，又是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她应该会很高兴看到我。一年多来，我的诗集出版了，我也恋爱了，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我的每一首诗都是写给她的，我的恋爱对象也只是她的一个替代品。
“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夏之蕾的同学。”我向一位戴着纠察队标志的中大同学打听。
“认识啊！她是我们中大声援团的团长。”
团长？我约略有点错愕中。看来，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也卷入到这场运动了，而且还成了弄潮儿。
“噢！麻烦你通知她一下，就说从西安来的胡亚明想找她，我是她中学同学。”我怕那位纠察队员怀疑我的身份，主动向她出示了我的学生证。运动期间，大学生外出时都会把学生证带在身上，如果遇到麻烦，只要亮出学生证，一般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如果问题比较大，也会有人主动帮你解决。
不一会儿，略显激动的之蕾从帐篷里跑出来。记忆中娇小、柔弱的她，剪了一头短发，显得英姿洒脱，我暗赞一声：好一个可爱迷人的巾帼国英雌。
“亚明，想不到你也到北京了。”
“想你了嘛！”
“贫嘴！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下午。拜访来迟，还望团坐恕罪。”我用电影道白一样的语气调侃她。
“去你的，别太油嘴滑舌了，好不好？怎么，她没有一块来？”说话时，她总往我的身后瞄。
“谁呀？”虽然我明知所指，却故意装糊涂。
“你亲爱的甜心呀！”她嗔怒地跺跺脚，我敏感地感觉到之小佳有种天然的敌意。都说女人有很强的独占欲，即使她不爱你，也不愿意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被别的女人抢走。更何况我们之间并不是爱与不爱那么简单。
“噢！志不同，道不合，分手啦！”我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叹息道。
“骗人！”嘴上大喊不相信，她眼里的那份期盼，分明希望我说的是真的。
“唉！我失恋你也不用那么高兴吧？”
“我哪里高兴了？”
我们像儿时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打嘴仗，双方的心里却都充满甜蜜。但是我们才谈了几分钟，就不断有人来找她，我感到索然寡味。我本想劝她同我一起回成都，但见她那么热情洋溢的样子，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既然她愿意这样做，我又何必扫她的兴呢？就这样，我们一年多没有见面，但是相见不到10分种，我就不得不同她告别了。如果我知道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我一定会不择手段，强迫她与我回家的。但是我也是凡夫俗子，我又如何能未卜先知后来发生的事情呢？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南归的列车。
（因为国丧，停了几天，今天恢复更新。谢谢各位的支持，也请各位为灾区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