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革时候，在农场或者公社一级的行政区域，差不多都有一个大礼堂。兴建礼堂的热潮，可能始于文革初期。礼堂规模视各地的情况而定，一般都能容纳上千人。如果
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公映电影，召开宣传大会，批斗大会时，则礼堂的饱和容纳能力，就可以达到三千人左右，其中还不包括抱着的和骑在肩上的小孩。
最初的礼堂是不设座位的，甚至有的礼堂里连水泥地都没有。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主席台。
主席台就像如今的电视屏幕一样，只不过是以夸张的方式设在那里。 那四方而凹进去的盒形方位，是权力和荣耀的象征，也是多种意义上的戏台。它是在革命岁月中唯一可以和古老的传统联系上的行政布局方式。在有一段日子里，礼堂把一个农场或公社的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在农场员工或社员们看来，那里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所谓革命，也就是“变”。也就是蜕变。
我的短暂的童年，是在一个叫西寨的农场度过的。
说它短暂，可能是因为记忆的缘故。在五岁之前，我几乎还没有形成记忆。而在这之后三年间，我所有的记忆又都是断断续续的。那时我对时间观念异常模糊，月份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年的概念是随着压岁钱形成的。
跟很多人相比，我的早年似乎是稀里糊涂地过来的。所以我的记忆便不可能以时间为线索，而只能借助于空间来表现。这也许是时间对我的嘲弄。
在叙述往事时，我不太喜欢用“回忆”这词，因为它让人觉得有跳出往昔的感觉，又有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势。“记忆”这词就不一样了，它一点也不造作，它让你觉得曾经的过去，是永远流荡在你的血管里的某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众所周知，珍宝岛事件后，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我们家除了我父亲还在城里上窜下跳外，我母亲奉命带着一家人迁居到了西寨农场。这一住就是五年。我的童年，就这样融入了这片云山起伏，黛海苍茫的山区。
西 寨农场场地位于一个丘陵的半坡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大户人家的祖坟。农场的右边是一所小学，左边则是一座礼堂。这种布局，使农场的地位，显得特别的突 出。礼堂是在文革的高潮时期盖的。当时盖这么一幢建筑算是个庞大的工程。但是，困难吓不倒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人力与物力都是现成的。有个下放的工程师， 主动提出为礼堂设计图样。至于钢筋水泥，则由农场革委会主任上县里软磨硬泡了几次，感动了县领导。
就这样，不花一分钱，一座象模象样的礼堂居然封顶了。礼堂矗立在众多的小平房中，显得巍峨壮观。
礼堂落成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便是一场忆苦思甜大会。会后在礼堂里分发了由谷糠烹制而成的烙饼。据一位从旧社会熬过来的上了年纪的贫下中农说，他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难咽的食物。
那个夏天的傍晚，突然下了一场大雨，雨水冲涮了山坡上的红土，泥流像血浆一样漫进了礼堂，这样原定于晚上放映的一部样板戏电影就被迫取消了。这场意外，给农场上下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农场领导马上发动大家在礼堂后面挖了一条防护沟，疏导雨水，此后才阻止了泥浆的再次侵入。
2
在西寨农场，一共有好几位受管制的右派分子。这些右派是在57年后由省里县里打发下来的。在我到西寨那年，有个姓胡的右派自杀了，他不知从哪儿收集了上百粒的安眠药，这在那个年代，有点匪夷所思。后来在农场卫生院管教的另一右派分子，因此受到了严格的审查。那自杀的右派就住在我们家楼下。我对他的印象不 深，只记得他有一个硕大的脑袋以及一张布满牙齿的笑脸，大家都叫他老胡。每次我们家用餐的时候，老胡就笑眯眯地袖手站在一边，用满含唾沫的含糊语声不停地 鼓励我们说：
“快点吃肉，不吃就烂了。”
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个好吃的人。那时单身汉的伙食差不多都在食堂里，只有像我们这样有家口的才另 起 炉灶，为的是菜的花样多一点，还可以节省伙食费。一次，农场做包子，两个伙夫故意捏了一个大包子，里面塞满了姜末，辣椒，大蒜。老胡收工后回来，借到食堂 洗手的机会，暗暗留心了包子的规模与布局。包子快蒸好的时候，老胡便焦急不安地在食堂外面走来走去，不时地往蒸笼快速溜上一眼。包子蒸熟了，还没出笼，老 胡马上第一个扑向蒸笼，一把攫起那大包子，连嚼带咽，一口气就吃下去了大半个。但片刻间他的脸部肌肉便凝固了。据说后来他并没有把食物吐出，而是硬生生地 咽了下去。
没想到，这样一位酷爱食物的人，却吞服了安眠药。那天早上，当他的尸体从房中抬出时，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到死亡从我的面前经过。死亡在感观上是 以僵硬的尸体出现的。这使人们对它的定义困惑不解。
不过，对一个三岁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具备威胁。一般人是在七岁后才开始在遗弃尸体的仪式中，体验到死亡的恐怖，然后在这以后一段日子，做为死亡化身的“鬼”的祟影，便在童年的记忆中，魂梦萦绕。直到青春期来临，死亡恐惧才被灼热的性欲所代 替。好多年后，我在一辆长途巴士上，突然看到邻座一位稚童指着窗外田野里的一头水牛对他母亲说：“看，牛死了！”
牛其实正在老老实实地吃草。小孩只是发现了牛的存 在而已，他用死亡一词来表达存在，这个发现让我微微而笑。以此看来，思想才是死亡的真正载体。这使人生的前景，让人无限失望。因为成熟与死亡变成了孪生兄弟。
我对礼堂留下的第一次印象，是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批斗会起因于两个在西寨受管教的右派分子。他们因为回城里探亲时，居然胆敢结伴到水 边垂钓。这倒罢了，可他俩的垂钓技艺实在高超，一个晚上下来就钓了20多斤鱼。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第二天把吃不了的鱼卖掉，换点零花钱。次日雾气蒙蒙的 时候，俩人缩在街角，一边吸着劣质的纸烟，一边瑟瑟发抖。他们身体的颤动可能主要是源于恐惧感。后来西寨农场的一位通讯员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了两位业余渔翁。第二天，俩人便毫不含糊地被扭送回西寨，接受批斗。
批斗会是在礼堂里举行的。两个右派，一位姓鄢，一位姓陈，都是靠40岁的年纪。鄢氏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陈氏是厦门鼓浪屿人，毕业于厦大。那次批斗会让我最难忘的，是它滑稽的开局。两个右派胸前各挂了一面牌子，上面写着“ 我反动，我该死”的字样。那几个字据解说人士介绍，是由两人自己书写的。鄢的字散漫无体，就跟他拓落不羁的形象一样；而陈的字则颇有筋骨，有点象柳公权的 字。这些字体是在多年后他俩同时成了我的中学老师后形成的记忆。
在俩人上场前，礼堂里已经人山人海了。礼堂里欢乐的气氛随处可见。待农场 方面有关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喧嚣声立时平息下来。这时鄢陈两人抬着一张巨大的渔网上场了，渔网里装满了石头。我记得他俩乍一上场时，整个礼堂的人便 哄堂大笑了。这个滑稽的场面一下子调动了群众的兴趣。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记忆中好象他俩后来都跪了下来。与其说他们是屈从于权威，毋宁说是迫于肩上 的重负。我想没有人能长时间承受得起那些石头的重量的。
若干年后，在我上学的中学，鄢与陈分别成了我的英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鄢老师在上课 时， 总是烟不离手。他的英语的发音，带着浓重的俄语的味道。他老是要我们背书。有一次，他用书本重重地敲击我的脑门说：“念，念，你要死命的念，不然什么出息 也没有。”这之后不久，他似乎离不开酒了。他的茶杯里装着劣质的土产米烧，开始醉醺醺地给我们上课，一年之后，他便走上了不归之路。
陈老师在他年届50的时候，还是个非常精神的美男子。他的太太承包了一个校办玻璃工厂，因为工厂设在校门口，她还帮忙收发些信件什么的，见人就笑。虽然也 快50的人了，笑起来还真像刚30出头的人。两年后他们举家回了厦门，自此音讯全无。
陈老师上历史课从来不看讲义。他的课是我们公认的能够聚精会神听下去 的唯一科目。他讲授的内容很多都在书本之外，只是在临下课时才给我们布置几道思考题。而且他在下一节课时，又从来不提问，这样我们在上他的课时，心境便极 为活跃。比如他在给我们讲解近代史时，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中国全图，然后在外蒙与现今我们通用的版图中，划了一道线，大声说道：
“历史是群体的运动过程， 不是个别人为的事件。我从来就不承认这道线是合理的。57年我说过这话，现在我还是要把这话告诉你们。我希望在你们中间，有人在将来能把这道线抹去！”
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言辞听得人血脉贲张。如今看来，这些话已经不纯粹是记忆了。我以为，每一位真正的老师，其实都应该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3
76年盛夏，西寨发生了一起外县人侵入大砍大伐森林的恶性事件。
那时我们所在县是富林区，森林规模在全省占突出位置。那个夏天，先是几个赌输的无业游民窜入西寨，偷伐了几株大尺径的杉木，在邻县卖得了好价钱。接着邻县 闻风而动，一批青壮年经常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越过高高的县界，进入西寨，砍伐杉木。杉木属贵重木材，在西寨是严禁砍伐的。农场在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后， 毅然决定派出民兵营，封山护林。在短暂的几天里，民兵们逮住了20多位滥砍滥伐分子，关在礼堂旁边的农场武装部中。
民兵营长是个严肃，沉 默而高大的人。在他的办公室，有一挺绿漆的沉重的机枪。他参加过韩战，得过轻微的腿伤，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他的家里藏有俩个风化的大雁蛋，据他说是在他的部队逼近釜山时，在芦荡中拣到的。他的大儿子早几年时就被他打发到外地去学习打造铜器的技艺，而他的二儿子阿利，则是我朝夕相处的朋友。
那 时阿利比我大两岁，他衣裳褴褛的程度，让我这个整天穿着一成不变的咔叽布的人都惨不忍睹。第一次到他家时，我就注意到，他家唯一值钱的物产，就是一张霉气 熏天的军用被子。阿利每天放学后，都要为他父亲和他自己做饭。灶膛中熊熊的火焰，照得他满脸通红。这时他便开始向我讲述一些粗略的性的知识，并当场运用身 体语言作出示范。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些话不足一提，但我在76年的夏天听起来，却是晕头转向，大气都不敢喘了。
我的朋友是个孝子，这一点可 能得益于他父亲的拳脚与竹鞭。每次做好饭后，他先给他父亲盛了一大碗干的，然后在上面压上几根咸菜。阿利说：“在我父亲那里，你会看到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去不去由你。”
我跟随他去了，看到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邻县的窃贼们。阿利父亲大口吃着饭，瓮声瓮气地说：“这些混蛋就是我们的戏票。过两天，他们县的文 工团就要上我们农场来演戏了。”
两天后，邻县的文工团果然来了。它是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来的。同行的还有那 20多个盗木分子所在公社的副书记。副书记提出要去看望一下被抓的那些人，被民兵营长拒绝了。民兵营长坚持要求先看戏，再看人。副书记没办法，只好去找西 寨农场的革委会主任。主任听了副书记的解释后，二话没说，便下令放人。民兵营长愣住了，说：“锣鼓还没敲起来呢，怎么就让这些痞仔走人？！”
主任说：“这次是特殊情况。你赶紧让公社食堂给这些人管饭，吃饱了送他们上路。”
事情是这样的，邻县那公社要盖一座礼堂，但是却缺乏做栋梁的材料。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商量了一下，便瞒着公社到西寨偷伐木材，结果全被拿住了。副书记见到他们时，简直都认不出来了。他叹口气说：
“他妈的，老子回去要好好跟你们算帐。”
第二天，革委会主任让农场里唯一的一辆卡车和两台54式拖拉机，拉了10几米木材到邻县那公社去了。
文工团在西寨前后呆了一个星期。本来他们只想上演一出闽剧《凤岭枪声》，但在副书记的请求下，又演了一出《山 乡春来早》。后来又应临近几个大队的恳求，重演了上两出戏。乡下村民难得看一回戏，那几天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有人是来凑热闹的，有人 是来看演员的，有的年轻人则是在看台下人，与相好眉来眼去。当官的则是一付与民同乐的架子。
戏的内容枯燥无味，不过很多人还是看的津津有 味。在文化单元化群落，欣赏的品位原不需要多高的。这倒很符合我所理解的文化的本义：文化是一种群体认同。那几天的演出盛况，我在此后再也没有经历过。所 以我一直相信，戏剧这话儿，观众群落及氛围是决定因素。所谓高品位艺术从来都是从浅俗文化群落冒出来的。而一开始就给自己戴高帽的艺术家，则是以展览馆作 为归宿的。实际上，他们也只能葬身于展览馆。
我和阿利同时迷恋上了文工团里演女主角党代表的一位演员。那位演员的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让 我俩神魂颠倒。那位演员快有30岁了，体态丰满，脸庞圆润。她的形象正适合于演女革命英雄角色。她在舞台上一直枪不离身，她粗宽的皮腰带勒得紧紧的，这样 她的胸部便过份鼓凸出来。女党代表的胸部让我第一次想入非非了。在那几天黑夜中，我一直在睁着眼睛做梦。革命真好！最初我以为只是我对党代表入迷，因此神 情既紧张又恐惧。后来我发现，阿利每次在看党代表时，那眼神就像得了夜游症一样，他张大嘴巴，口水像冰柱一样垂在下巴上。发现这一切后，我的紧张情绪消失 了。我发现，民兵营长也在含情脉脉地关注党代表，只不过眼神中多了点火花而已。
那几天，我和阿利老在礼堂四周漫游。文工团20多号人都在礼堂后台上席地而居。据农场一些年轻人后来透露，这些男男女女的起居都不太检点。他们晚上睡觉时，男女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被子下面的细节，被农场一些痞仔大加渲染。
党代表只在清晨时候到礼堂外面来，端个脸盆到井边刷牙洗脸．傍晚时她再次来到井边。这时她把浓黑的辫子一解，将散乱的云鬓埋进脸盆开始清洗。我跟阿利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切的时候，都痴呆了。
文工团离开那天，我发现阿利若有所失，魂不守舍．他不停地告诉我：“我心里很难受。党代表要是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革命，该有多好！”
我也有同感。也许我俩 只是从党代表身上发现了一种母性的特征，并为之着迷。也许，性的启蒙最初就是以母性特征做为假想对象的。但是若干年后我发现，人的本性中，其实都深深蕴藏 着对泛母性的崇拜。西洋画中多丰满而成熟的女性形象，让我看到了画家内心的恋母情结。艺术创造中总喜欢把女性母化，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美丽而崇高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