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都坚信自己是无罪的

雷一样的砸门声
　　廖汉生被抓走的那天中午，杨勇破天荒回到家中，把炊事员、公务员等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开了个会。杨勇家的工作人员就跟家里的孩子一样，他们听说政委廖汉生被抓了，都惶惶不安，首长如果出事了，他们怎么办？首长的安危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安危。杨勇说，廖政委是廖政委的问题，我没有事。我不反对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
　　工作人员心里有了底。
　　到晚上9点，杨勇对小孙说，把庐山会议上我的发言烧掉。 他知道他没有批判彭德怀可能是一条很大的罪状。
　　一捆崭新的钓鱼竿也烧掉了。
　　以后，有人揭发小孙烧了几箱黑材料。
　　林彬也感觉到了大事不好，怕人家再给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她把那些出国带回的字画以及历年来的照片都抱到锅炉房，烧了一锅炉。同时她把家里的孩子集中起来，原来北北和京京住在最后边的房子里，都把他们集中到大客厅。大客厅里空荡荡地放了三张床，一个角放一张。
　　从1月19日开始，军区的大字报开始多了。到了20日下午，小孙发现实在紧张，威胁特别大，他就上京西宾馆买了四条烟，还从家里把杨勇的换洗衣服拿来。
　　他对林彬说了自己的感觉。
　　林彬也有不详的预兆。
　　在此之前，家里早已紧张到极点，明摆着，“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个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一夜之间成了敌人，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杨勇呢？越来越大的恐怖笼罩在那些天里。只要杨勇在家，尽管他越来越沉默，林彬和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有了笑容，工作人员脸上也有了笑容。
　　尽管那笑容是很勉强的。
　　那些天，文工团战斗队的马头头老找小孙，黏着不放。找到小孙，就找到了杨勇。一天上午，文工团在主楼围住杨勇和小孙，要求在主楼贴大字报，杨勇没有同意。
　　中午，杨勇说不能上主楼，得走人，上85楼招待所。
　　小孙问，吃什么？
　　简单点。
　　多简单？
　　清汤面条。
　　下午造反派又围住杨勇，一直折腾到晚上6点才散去。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杨勇问小孙，有事吗？
　　到卫戍区开副参谋长以上干部会。
　　有通知吗？
　　秘书通知的……
早晨，杨勇从餐厅出来，准备去开会了，不知他心中是否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总之，他与平时不一样，特别想见一见孩子们。而这一天早上，还太早，孩子们都在睡觉，只有侄女沙瑞平过来了，正要进餐厅。
　　杨勇突然问，就你一个人起来了？
　　瑞平和京京住一个房间。
　　杨勇又问了一句，京京呢？
　　瑞平说，还没起呢。
　　那你们就好好呆着吧。
　　要是往常，杨勇就走了，而这次说完话，他还不走，一直用他那大大的眼睛盯着侄女。瑞平根本没想到这是伯伯被抓前的最后一面，她想走又不敢，就这样静静站了好长时间。其实杨勇这时也并不知道厄运在即，但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什么，直到警卫员小孙催，首长该走了。
　　他才慢慢走了出去。
　　自从杨勇走出大门，就再也没进来。
　　杨勇虽然没回来，但几个白天总算平静地过去了，就到了让林彬坐卧不安的那天晚上。那天一听说杨勇去京西宾馆开会，小儿女们都吓了一跳，该不是抓爸爸的会吧？这个念头在孩子们心中跳动，却谁也不说出口。不会的，爸爸会像往常一样平安回来的。时间滴滴答答过去，都好晚好晚了，以前杨勇晚上开会，家人谁也没觉得什么。但这一次不同，有了异常。
　　林彬明明知道总机不会给接，还是要通了京西宾馆。
　　果然总机不给接。
　　按说这没什么，每次京西宾馆开重要会议，都不让接电话。
　　她叹了一口气，放下沉重的电话。
　　半夜，雷一样砸门声响起，还没搞清怎么回事，门就被撞开了。一群人和门外那狼一样呼啸的狂风一起冲了进来。
　　京京和瑞平都被从床上惊起来，抄家的果然来了，她们首先想到的是几个古代小瓷人。那时还小，以为抄家就是抄四旧，小瓷人应该算四旧吧？
　　哪里想到转眼工夫，整个屋子已经不叫屋子，像龙卷风刚刚过去，床上的褥子一层一层都被抖了个遍，衣服和书满地都是，办公桌的抽斗东一个西一个扣在地上，保险柜的门也大开着。压在玻璃板下的那张大比武时杨勇、杨得志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上，杨勇的脸上被打了叉。这在那个时候，是被打倒的标志。
　　林彬的心掉进了冰窖。
　　一群人围着她大叫，文件呢？杨勇把文件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快交出来！否则，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在那群大喊大叫的人中，有一些熟面孔。这些熟面孔，以前常常到家里来，那时是笑容如水流得满地都是的。
　　林彬大声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抄我们家？
　　杨勇是“三反分子”，已经被揪出来示众，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抄家的人龙卷风般地走了。
　　天上的星星一颗颗消失了，天渐渐亮了，太阳受伤一般慢慢爬上来。
　　快中午时，跟杨勇一起去开会的警卫员孙启增回来了。
　　只有他一个人。
　　林彬听说小孙回来了，急忙出来，问首长呢？
　　小孙眼泪涌出来，说在卫戍区开会。
　　林彬不相信，那你怎么回来啦？
　　不让我去了……小孙望着到处被抄得乱七八糟的家，连自己屋也被抄了，实在忍不住，哽咽着说，林处长，我……我没有保护好首长，首长叫人抓走了……
　　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孩子们听说爸爸被抓，全都傻了。
　　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给小孙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慢慢说。

谁敢上来我就开枪
　　原来，一大帮人来抄家时，杨勇也在遭受劫难。
　　凌晨，几辆卡车开到京西宾馆楼下，车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杨勇的警卫员小孙自从廖政委出事后，睡觉老是睁着一只眼，他知道到非常的时期了。刺耳的刹车声把他惊醒，他悄悄打开窗户，正好听到一句。
　　杨勇住在里面，你们赶快上去。
　　小孙一看大事不好，忙叫醒杨勇，护送他直接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驶上了长安街。
　　后面的车一直没甩掉，司机把车开进中南海。杨勇的车可以进中南海，后面跟着的车被挡在中南海门外。
　　于是，甩掉了尾巴。
　　小孙想，这时上哪呢？回家肯定是不安全的，军区办公楼更不能去，那都是自投罗网。去海军大院，找谁呢？在这种时候找谁都不行，还是上卫戍区吧。
　　小孙属于卫戍区管。
　　杨勇同意去卫戍区。
　　为什么同意去卫戍区？因为杨勇根本不知道是造反派还是上边要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么卫戍区就可以躲一躲。如果要知道是上边的意思，不要说卫戍区，跑到天边也不行。
　　车子在街上跑了将近两小时，去了卫戍区。
　　打了一辈子仗的杨勇面对临近的灾难，束手无策。小孙给了他一点零钱，平时家里的账都是小孙管，杨勇身上没有一分钱。
　　这时，杨勇又一次说，我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首长，我相信。
　　抓杨勇的人在京西宾馆扑了个空，在中南海门口又被挡住。但他们知道杨勇上不了天入不了地，最终还是把杨勇堵到卫戍区的小礼堂里。
　　小孙举着顶上子弹的枪，横在门口，嘶哑着嗓子说，杨勇现在还是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我没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职，我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抢，我就开枪。你们谁不怕死，就来抓人吧！
　　闹闹嚷嚷的人群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动了。
　　他们知道警卫员是特别训练出来的，说打眼睛不打鼻子。
　　有人马上给北京军区挂电话。
　　北京军区一位负责人在电话里对小孙说，杨勇有问题，这是领导的指示，你交人吧。小孙眼泪涌出来，他不动窝，枪还在手里举着，但枪口开始朝下了。
　　杨勇轻轻推开小孙，从容走了出来。
　　小孙把买好的烟交给他，周围的人吓得一退老远。
　　事后有人说小孙给了杨勇一支枪。
　　那群人马上要把杨勇带走，食堂炊事员端着一碗鸡蛋面拦住了去路，说杨司令吃了早饭再走。杨勇点点头，吃完飘着油花的那碗面，站起来平静地和炊事员握手，什么也没说，跟那群人走了。
　　小孙看太阳老高了，怕家里担心，赶快跑回来报个信。他站起来，激动地对林彬说，我给首长当了四年警卫员了，我不信首长会反党、反毛主席……林处长，你应该去找李先念。
　　林彬说，小孙，你了解我，也了解首长，我们不是“三反分子”。
　　小孙说，林处长，你们不要难过，我马上回军区打听首长的情况，一有消息，我就来。
　　小孙整整衣服，给林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了。
　　林彬也忘记让小孙吃了中饭再走。
　　那一顿饭，林彬和孩子们谁也没吃。
　　小孙追到军区大院时，高音喇叭狂叫，那群人正在游斗杨勇，给杨勇戴上纸篓做的高帽，伸出来的铁丝尖把杨勇的头划破了。他们按下杨勇的头，让他认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杨勇使劲把头抬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杨勇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三不反社会主义。如果我有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
　　某人硬按下杨勇的头，使他的下巴重重地磕在话筒上。
　　鲜血缓缓地流下来。
　　有一次三军参加的在北京军区露天舞台批斗彭德怀，拉杨勇和罗瑞卿、肖华、李志民、苏振华、刘震、吴克华等10位将军陪斗，每个人都被两个大汉扭成喷气式，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被批斗的人中有一个摔倒在地，又被强拉起来。一位当年大院的小孩回忆，那天，会场上坐得满满的，人很多，他们小孩就到处钻，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
　　另一位大院职工回忆，怎么叫杨勇低头，杨勇就是不低头。
　　那时，三天两头挨斗。每次挨斗，杨勇都是这态度，让他低头，就是不低。造反派找了几个大个的篮球运动员来按他的头，也还是不低头。以后，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转着斗。每次斗，杨勇都是如此，不但不低头，还用眼睛四处看。他坚决不承认什么“三反”，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在军区小礼堂斗他，他大声质问，谁说我是“三反分子”？谁说我是“三反分子”？有什么证据？
　　给杨勇安的罪名很多，其中一条是廖汉生揪出来，军区党委为什么行动迟缓？
　　杨勇说，我是书记，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有军委，我要向军委报告，不是一下解决的……
　　有人粗暴地打断，不让杨勇再说下去，又问某次会议怎么怎么……
　　杨勇说，某次会议谁谁谁在，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当场问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你反对一、三军团合并。
　　杨勇说，我不是反对一、三军团合并，我是对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你搞兵变。
　　杨勇说，我一个人能搞兵变吗？北京军区哪个军是我杨勇的？
　　确实，在首都动用部队有严格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动用一个营，可以由军区批准。而在特殊情况下，不用多，一个班，也要经过军委。有一次，政委廖汉生在军区调一个班搞英模活动，还追查半天。
　　……
　　造反派哑口无言。
　　批斗会常常是这样，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1982年夏天，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张振川和爱人汤小薇听说杨勇动了大手术，来看望他。那天，杨勇谈锋颇健，他站起来笑着说，我给你们看看我挨斗的照片。
　　相册放在最高处，杨勇站在椅子上，还踮着脚，才从书架上拿下一本相册。
　　他一张一张翻给他们看。
　　这是我挂“三反分子”牌子照的，看，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大叉。
　　张振川看见，照片上还有些标语，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为反革命分子彭真效劳……他心里真不是滋味，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的名将呢？
　　杨勇却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杨勇都坚信自己是无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