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有眼，首长他冤枉啊

老天有眼，首长他冤枉啊
　　杨勇被抓前，家里已经很紧张了，老二冀平在学校不怎么回家，他几乎和父亲杨勇同时被抓，家中的男子汉只有老三北北。藏书大都烧了，北北走前，挑出一些书扔到房顶上，这使他以后的日子有了书读。事先已经来了几个人，把家中的箱子柜子贴上了封条。林彬怕有人抄家，北北闹起来，把老三北北放在她同事家中。所以，抄家那天，北北不在。
　　老大杨小平从哈尔滨回来了，一看家被抄得不成样子，心里真不是滋味。
　　林彬说，你赶快走吧，别再牵连你。
　　杨冀平被无故关了10多天，母亲林彬坐公共汽车去接他，他马上敏感到家里出问题了。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到街上的西安饭馆，吃了一顿饭，林彬讲了家里的大致情况。
　　当天下午，家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小孙和老王全都被勒令走了。小孙是因为成了和杨勇一样性质的问题被强留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是他自己决定不走。
　　老王叫王文彬，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老炊事员，天津人，在朝鲜就给杨勇做饭，1958年随杨勇回国后，就一直给杨勇当炊事员。他比杨勇大一岁，杨勇很尊重他，叫他大哥。闲时他常常找老王聊天，无拘无束，像是亲兄弟。有一次，老王发高烧，杨勇亲自打电话叫来医生，自己在一边守着，直到老王退烧后才去睡觉。
　　这么多年，老王和杨勇的感情很深。
　　以后杨勇说，老王是我的钢杆保皇派。
　　院子里很快贴出了勒令大厨师三天撤出的大字报，说如果不走，就不再开工资。老王说，我一个工人，我不管，不发工资就不发工资。
　　但是，不发工资怎么办？老王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呢，只好走了。走之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做饭。临走，老王说首长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产党英明，像首长这样的好人不会老受屈，等他出来，我还要来给他做饭。
　　这话真让老王说着了，以后老王果然跟到新疆军区继续给杨勇做饭。
　　杨勇被抓后，小孙的枪被收掉了，每天小孙走到哪都有人跟着，他被扣了很多帽子，说每年都要换警卫员，为什么你四五年不换？让他讲“二月兵变”。明明是无中生有，却非要搞成真的。说1966年杨勇到天津读书班读四本哲学著作，实际是搞“二月兵变”，想推翻中央。李雪峰也在，还见到周扬，逼着小孙写东西。
　　小孙说，杨勇绝对不反文化大革命，隔壁的民主建国会住着好多串连的红卫兵，杨勇说一定要让他们吃好喝好，不能闹病。
　　造反派说，杨勇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
　　小孙说，不，正常，他们接触我都知道。我到罗总长家里去，都是传递文件，和贺龙也是正常工作来往。
　　杨勇生活腐化。
　　更没有了，杨勇基本不去跳舞，偶尔去一次，都是点个卯就走……
　　可以说，专案组拿杨勇没办法，拿小孙也没办法，警卫员都是挑了又挑，查了三代，由组织上派的。审了好长时间，审不出小孙的问题。到了8月， 小孙被戴上“三反分子爪牙”的帽子劳动改造去了，到农场打稻子，又到黄寺化肥厂推化肥，一推两三个月。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黄寺化肥厂变成了华戎招待所，小孙成了老孙，在那里当主任。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小孙仍和杨勇的孩子们有来往。杨勇的孩子和小孙特别好，大事小事都要找他商量，不敢在家里见面，就偷偷打电话，约在新街口街上，一直到小孙被处理回家。
　　杨勇调到总参，第一个给小孙打电话，说给你平反回北京，家属也调来。还说不叫谁回来，也要叫小孙回来。小孙来到北京，杨勇请他一家吃饭，说小孙是个好同志，受我牵连，沾了我的“光”，现在好了。
　　小孙家属第一次见杨勇，说没想到你跟首长这么熟。
　　现在每年小孙都要去看林彬，俨然成了她的一个儿子。
　　杨勇平时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又很注意小事，平时孩子上学都是小孙骑车接送，杨勇从不让家人动用小汽车。军区供应的主副食品，杨勇都要问一声给钱了没有。他说，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人家给我提好多意见。有一次下部队，部队给了一麻袋花生。小孙说付钱了，杨勇非要看发票，还问吃饭给了钱吗？
　　那么罪名怎么成立呢？从别的专案组转来一些揭发材料，说杨勇和廖汉生搞阴谋。查来查去，都是大帽子，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有一天，专案组震惊了，查到杨勇是叛徒。以为抱了个大金娃娃。再一查，杨勇根本就没离开过军队，更没被捕过。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
搞来搞去，老是立不起案来。
　　杨勇十三四岁就参加了农民运动，以后一直在军队中，出生入死打了大半辈子仗，直到1958年才从朝鲜回国。回国后，在北京军区又一直忙着战备和生产。
　　想在鸡蛋里挑骨头，挑不出来嘛。

重磅炮弹没炸出来
杨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却成了“三反分子”。
　　最初关押时，他曾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过信，说自己被关押起来了，意思是北京军区他已经不能负责了。
　　他觉得党中央毛主席是了解他的。
其实，抓杨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有个电报，说什么什么时候，群众已经把杨勇同志抓起来了。因为有称同志一说，批斗会上还争论起来，说党委都称同志，为什么不让我们称同志？
　　最终，杨勇的问题没有升级，没有被关进监狱，主要是因为杨勇确实没有任何问题，专案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出什么材料。别人的专案材料厚厚一本，而杨勇搞来搞去，才一张纸。当然也应该归功于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杨勇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揭发。警卫员孙启增宁肯被关押，也不胡说一句。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司机李英华，也没有被专案组忘掉。两个军代表找到他，问杨勇找过彭真没有。李英华说找过。去过几次？就一次。上他家去了？李英华说，胡说八道，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往左拐，一进门，就那儿。他跟彭真说话了？这不废话吗？李英华火了，我告诉你，我知道都不告诉你！说着就要走，军代表忙说，李师傅，你别走，你给写一下。李英华不写，好，我告诉你，他去了彭真家，呆两分钟就出来了，彭真不在家！
　　秘书王韶华，摄影记者杜心，也是宁肯自己遭到迫害，也不作伪证。以后专案组讲，杜心是一发重磅炮弹，幸亏杜心没讲什么东西。否则，杨勇会罪加一等。
上海会议后的一天，《解放军画报》的摄影记者杜心来看杨勇，杨勇把他让到院子最后面的作战办公室。这是杨勇在家办公的地方，平时除了秘书从来不让别人进。里面挂满了作战地图，还有一排电话。杨勇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
　　杜心一贯在杨勇说话时不加以评论，只是静静地听，但杨勇知道杜心是赞同他的话的。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北京军区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找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
　　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
　　“实事求是”，还加上“如实”？
　　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
　　杜心看完条子，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
　　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
　　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
　　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
　　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成员粗暴地制止。
　　杜心说，这是事实。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我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杜心当过多年记者，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这一着聪明，你想往笔录里胡加，加不上。
　　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千百个将军。
　　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
　　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
　　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
　　杜心等他把问话记上，回答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可以到军博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
　　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
　　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
　　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
　　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语言和行动？
　　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
　　怎么没有？
　　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
　　杜心讲了杨勇和崔庸健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个最凶的专案组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
　　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
　　专案组作好记录，让杜心看完了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厉害，他那个重磅炮弹没炸出来。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杨勇从三０一医院治好腿出来，住在白广路，他让儿子杨小平打电话叫杜心来。杜心从哈尔滨赶到北京，林彬见了他二话不说，抱头大哭。好不容易止住哭，说杨司令去看病了，马上回来。杨勇见到杜心，握着手不放，说小杜，我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咱们在车上谈。杜心心里一亮，你出来工作啦？杨勇说，我不是去看病，邓小平找我谈，让我和罗瑞卿负责军队。现在来说说你，专案组把你的证词给我看了。杜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勇笑了，你真是如实反映，其实你应该保留一点。杜心说，你不是让如实说吗？杨勇说，这样你吃苦头了吧？还在画报社吗？杜心说，不，我调到沈阳军区某团去了。杨勇眼圈红了，说张三吃了什么苦，李四吃了什么苦，跟我的人几乎都吃了苦头。
　　送专案组出门时，杜心悄悄问流泪最多的那个专案组成员，杨勇关在什么地方？那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八大处。
　　杜心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听到的。
　　杨勇被抄家后，杜心曾去过他家，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说我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这以后，他一直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看看他。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杜心还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山上的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他有两张记者证，一张中央级的，一张军队的。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卫兵说如果不走，你要看他，一定要军委的介绍信才行。因为杨勇已经走了，卫兵让杜心趴在窗户上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还在那，叠得整整齐齐，原封没动。
　　杜心看着看着，眼泪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