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老实话，我在写下本文标题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原因无他，盖因笔者本人就是中国人，而且是个深深地爱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故土，也深深地爱着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五千年文明史的人民的中国人。常言说“爱之深，责之切”，正因为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爱得深沉、爱得真挚、爱得执着，所以才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发此痛心疾首之语。想来鲁迅先生当年对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中国人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奋笔疾书写下经典力作《阿Q正传》时的心情也大抵如此罢。 我自幼就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从中国简史初级读本到史学巨著《二十四史》无一不是我涉猎的对象。我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性还是奋发进取，很有个性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说大人则藐之”的孟子，还是盛唐时期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魏徵，在他们身上处处都折射出一种蕴涵着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人文精神光芒。正是以这种蕴涵着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人文精神为民族性的中国人创造了以汉唐为代表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最繁荣的经济奇迹。 中国人历来称自己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者，在中原华夏土地上生活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也（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以炎帝、黄帝为首领的部落的后裔；据近代历史学家考证，与炎黄同时代的长江流域的部落的后裔也可归于汉族先民之列。中国的主体民族正式称呼自己为汉人大概是自汉朝才开始的）。勿庸讳言，纵观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国自古至今只被蒙古族的元代和满族的清代外来异族入侵者真正亡过国————异族入侵者将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完全占领，并强迫中国主体民族改变服饰。据史料记载，异族（满族）满清入侵者的屠杀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锐减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清军仅在扬州一地就屠杀了八十余万居民，几乎把全城居民杀绝之后才住手，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这简直是民族灭绝！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充其量只不过是像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内战罢了，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秦、汉、三国、晋、隋、唐、宋、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及现状颇像现代版的《二国演义》）的历史沿革就是如此，这样的朝代更替根本谈不上亡国；而在时间相对不长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政权与异族政权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中国北部全被异族占领的最艰难的并存时期，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政权在中国南部尚保存了合法的法统延续形式，这期间的政权更替也算不上亡国。所以，对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来说，蒙古族入侵者的元代灭掉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宋朝、满族入侵者的清代灭掉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国明朝，则不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亡国。这两次亡国，尤其是长达267年的最残暴、最野蛮、最专制、最落后、最腐败的满清王朝更是用屠刀和奴化教育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使中国民族精神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精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荡然无存，而代之以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亡国奴劣根性。 这种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亡国奴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如此沉重，以至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亡我中华的满清统治者，建立了共和，恢复了中华，将中国男人脑后的那根猪尾巴一样丑陋的亡国奴辫子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时，竟有众多的汉族人哭天抢地、如丧考妣，认为自己祖宗的基业被推翻了。认贼作父如斯，真令人瞠目结舌。 甚至在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亡我中华的满清统治者近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会发现满脑子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奴才意识者大有人在，而且这些奴才坯子的自我感觉还特别好，动不动就俨然以所谓“爱国者”自居。在我们剥开这些所谓“爱国者”的画皮后就会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在绵羊面前是豺狼、在豺狼面前是绵羊的地地道道的助纣为虐、自虐成癖的奴才坯子————他们在善良的同胞面前像豺狼一样穷凶极恶，动辄喊杀喊打；他们在剥夺了人民一切民主权利的专制独裁者面前却像绵羊一样温顺驯服，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更有甚者，他们觉得当了267年满清入侵者统治下的亡国奴还没当过瘾，不但把中国大陆电视台搞成了充斥大肆颂扬最残暴、最野蛮、最专制、最落后、最腐败的满清王朝的什麽《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之类乌烟瘴气的辫子戏的“大清电视台”，还动用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资金重修清史，以肯定当年满清入侵者灭亡中国是什麽“促进了中国统一和民族融合，带来了繁荣盛世”，简直恨不得当年日本大和族入侵者成功地灭亡了中国，日本天皇在紫禁城登基当了中国皇帝来“促进中国统一、带来繁荣盛世”，届时他们这些奴才坯子就既可以大拍特拍为日本侵略军歌功颂德的电视剧《裕仁大帝》、《昭和王朝》来向主子无耻献媚，又可以重修《日本史》以肯定日本大和民族入侵者灭亡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什麽“促进了中国统一和民族融合，带来了繁荣盛世”来向主子邀功请赏了。认贼作父如斯，真令人叹为观止。 呜乎！没想到在鲁迅先生当年为了使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堂堂正正地作人而针对中国人的奴性十足的劣根性，以身边的民众为原型在笔下塑造了一个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软弱窝囊的人物阿Q,以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唤醒国民精神，从而写出经典力作《阿Q正传》八十多年之后，中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奴性不仅丝毫未改，反而愈演愈烈、更上层楼————鲁迅先生笔下昏昏噩噩的阿Q在自己的脸上挨了赵太爷的嘴巴、脑袋上吃了“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后尚且还敢在心里用精神胜利法暗暗地骂一声“儿子打老子”，今日大大小小的阿Q们在独裁专制的淫威下向主子摇尾乞怜的时候不但不敢在心里暗暗地骂主子一声,反而从心眼里嫌主子骑在自己头上拉的屎不够多，从心眼里赞颂主子恩赐给自己的人格、国格全无的狗一样的双料奴才生活如何美妙；不愿意有尊严地、堂堂正正地作人，而愿意屈辱地作人格、国格全无的狗一样的双料奴才；以作一个有尊严的、堂堂正正的人为耻，而以作一个人格、国格全无的狗一样的双料奴才为荣。这真是咄咄怪事！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今日中国人的奴性根深蒂固到即使自己获得了自由，别人拿他当人看，他自己反倒觉得不自在，仍然甘心为奴的不可救药的程度。前些时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小事使我更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一件事是，我有一天到朋友家作客，发现朋友家客厅里挂着的鸟笼的门是开着的，而笼中的鸟却不飞出来。我不解其故而询问朋友，朋友答曰：“养熟了，它不想飞出来。” 一件事是，我有一天去戏院听京剧《法门寺》，剧中主人的客人让侍立一旁的主人的仆人贾桂坐下，贾桂却答曰：“奴才站惯了，不想坐。” 呜呼，一个是鸟，一个是人；一个是有形的牢笼，一个是无形的牢笼，当牢笼的门打开的时候，他（它）们竟都不肯冲出牢笼、享受自由，而是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任人摆布的宠物、奴才。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它）们被自己奴化的思想牢笼紧紧地禁锢了，以至于都忘记自由为何物，更谈不上去追求、争取自由了。一只鸟被自己奴化的思想牢笼紧紧地禁锢了，心甘情愿地任人玩弄、买卖、转让、虐杀是很悲惨的；一个人被自己奴化的思想牢笼紧紧地禁锢了，心甘情愿地任人奴役、欺凌、买卖、虐杀那就更悲惨了。 海外华人社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须知人们若身处封建专制、兽性独裁的社会，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而被迫说几句言不由衷的偏袒当权者的违心话还情有可原，而相当多的海外华人身处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感受着民主自由的法治社会所给予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恩惠，却对封建专制、兽性独裁情有独钟，这就很说不过去了。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中国被满清异族入侵者亡国以来，在野蛮专制的满清王朝267年的奴化统治下中国人整个民族养成的奴性已经根深蒂固，整个民族都被自己奴化的思想牢笼紧紧地禁锢了，就像养熟了的笼中鸟和站惯了的奴才贾桂一样，已不知自由为何物，心甘情愿地任人奴役、欺凌、买卖、虐杀。以至于这些海外华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是从骨子里觉得当奴才比当自由人舒服，这种奴性已经成为本能。 有一位思想家说得好：“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奋起反抗的奴隶是英雄好汉，是革命者；未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昏昏噩噩地生活着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却又津津乐道地赞美这种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从这种意义上说，将中国人称为劣等民族并不是蓄意冒犯而是客观描述。 知耻近乎勇，中国人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奋起反抗才是英雄好汉；中国人若未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昏昏噩噩地生活就是十足的奴隶；中国人若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却又津津乐道地赞美这种奴隶生活则是彻底地堕落为奴才和无耻之徒了。中国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中国人，你现在的名字是奴性。你难道不愿意改掉这个耻辱的名字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