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录》：我与吴化文的智勇斗zt

　　1950年的春节，也是杭州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我去杭州市上仓桥看望吴化文。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他已等在门口迎我，异常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连声叫着“老朋友”，走进客厅。他住的是独家小院，环境相当不错。吴化文当时50来岁，中等个子，身材壮实，只是比过去担任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军长时胖多了。
　　吴化文对我来说，的确是老朋友了。我在山东鲁中军区当敌工部长时开始打交道，互相熟悉已有十多年了。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今莱州)人。
　　吴化文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又曾是反复无常的军阀：
　　他早年在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中任旅长，后随韩复榘脱离冯玉祥，任韩部手枪旅旅长。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随韩复榘投靠蒋介石，任济南警备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成为韩复榘的亲信。
　　抗战初期，蒋介石借机杀掉韩复榘。此事对吴化文刺激很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有朝一日也会落得像韩复榘一样的下场。他日夜担心那生性多疑、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会杀掉他。
　　在抗日战争期间，吴化文投靠大汪精卫，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化文在日寇、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玩起了“狡兔有三窟”的政治把戏。
　　抗战胜利后，吴部被国民党收编，吴化文被委任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1948年9月19日，吴化文率部起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军长。
　　我眼前的吴化文早已不是当年的大，不是国民党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了。当然我在他面前也不是当年行动诡秘的敌工部部长。我们不是对手，不是敌人，而是真正的朋友了。
　　那天吴化文执意留我吃饭。盛情难却，两人喝了不少他从老家山东带来的兰陵美酒。他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在山东我们是两个阵营的人，你奔的光明大道，我走的死路一条，不打不相识，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你成了我的真正的知心朋友。今天我们是朋友加同志，在浙江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去说这些心里话？没有比你对我更了解的了。
　　喝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吴化文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往事。我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环境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吴化文曾在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师师长，打过日军，因此受过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政委肖华的慰问。但不久态度变了。尤其是到了1941年至1942年，蒋介石坚持不抵抗的投降主义路线，日寇疯狂“扫荡”、“蚕食”和重兵围攻山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正规军将领携妻带眷纷纷南逃，一些杂牌军为了寻找靠山，投降日军，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在这种背景下，吴化文率部公开投降日本，当起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总司令，统兵两万余人，成为山东伪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以新泰、沂水、蒙阴为势力范围，抓丁捕人，烧杀抢劫，配合日寇向我“蚕食”、“扫荡”，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疯狂残害人民群众，制造了纵横200里的“无人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我抗日武装力量被逼转入分散和隐蔽斗争。
　　根据形势需要，中央作出加强对敌斗争政治攻势的指示。当时不仅我们敌工部门，几乎全军上下都做对敌政治工作，鲁中军区建立了“日军反战同盟”、“吴化文大股伪军工作团”，还有“敌后武工队”。单敌后武工队，在鲁中地区就建立了80多个。他们深入敌占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袭击、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最坏的、伪军、伪便衣特务，摧毁伪政权，建立为我利用的两面政权，建立隐蔽根据地。他们在敌后写标语，发传单，开展群众性的“咬耳朵”活动(秘密口头传播我军胜利消息，揭露敌人阴谋)，还对吴化文部伪军开展“红黑点”活动，即贯彻我军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对作恶多端的敌便衣特务、伪政权人员，写信或发传单、告示，揭露其罪行，限期改正。做一件坏事就记一个“黑点”，并向其发出警告，通知其家属亲朋。“黑点”多了，经一再警告还不悔改，就果断地除掉。对做了好事的敌伪人员，就登记“红点”，“红点”多了，可以赎罪受奖。这些办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股伪军工作团”是从1942年春组建的、对大股伪军开展工作的机构，团长胡成放，副团长孙克东，都是敌工干部。山东大股伪军主要是鲁中吴化文的部队和鲁东伪和平建国军厉文礼的部队。鲁中军区主要做吴化文的工作，成立了“对吴工作团”，对外称鲁山办事处。“对吴工作团”主要通过内线工作搜集敌人据点情报，在掩护我军人员活动、策应投诚起义、配合我军行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认真贯彻中央要加强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那时敌工部门的任务是异常繁重和复杂的，工作极其紧张和艰苦。我当时任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鲁中军区下辖4个军分区。由于实行一元化领导，每个地区的敌工部也属军区领导。我除了参加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一些会议以外，其他时间都在鲁中地区活动。因为我是新泰县人，从小在这里长大，对鲁中地区的道路、地形很熟悉。通常是白天睡觉休息，晚上天黑行动。因为当时几乎都是敌占区。白天有时睡在老百姓家里，有时睡在伪保长家里。那时的乡村伪职人员，一部分是倾向革命的，有的还是地下党员；多数是“两面政权”，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也为我们服务；即使少数思想很顽固的人，也不敢公开出卖共产党的干部，否则他会随时受到严惩。我住在伪保长家里，有时也会遇到敌伪人员的盘查，他会设法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因此，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活动时间在夜里，去找自己的同志，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开展宣传，瓦解敌人。有时深入敌营，争取内线，掌握敌情。也有白天外出活动的。为了迷惑敌人，我穿的是日本政府官员的服装，挎着盒子枪，带着警卫员，时常出入吴化文的部队，不知情的人，以为我是敌伪人员。我们的身份和工作一样，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吴化文的部队就在我二、三军分区范围内活动。在他没有投敌之前，我们的关系已经接上头。根据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们早已把他列入可以争取为我所用的名单之中。在他手下，有我们敌工部派进去的内线人员，也有被我们拉过来的人。对此吴化文心里十分清楚，但表面上装作不知情。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们也利用他的心理特点，警告他不要和敌人靠得太近，只有将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
　　1943年1月18日，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于山东临沂、莱芜率领所部投敌。投敌兵力为一万两千人。
汪伪国民政府授予吴化文以山东方面军番号。新编第四师、新编第一师以及鲁西保安部队被改编为山东方面军第一军。该部驻山东鲁村、南麻、悦庄地区，在日军指挥下，多次“扫荡”抗日根据地。为此我鲁中军区于1943年夏、冬和1944年春，先后发起了山东抗战史上有名的三次讨吴战役，狠狠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扩大和巩固了我抗日根据地，受到了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表彰。在三次讨吴战役中，敌工部配合军事攻势，做了搜集情报、政治宣传、瓦解敌伪军、组织策反等大量的敌工工作，和吴化文开展了斗智斗勇的激烈较量。
　　阵前喊话，促使一营伪军投降
　　三次讨吴战役都是在鲁中地区进行的。由于我从小生长在鲁中，入伍后又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对这里的地形和社会情况很熟悉。加上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各级领导又非常重视，敌工工作理所当然地要发挥特殊作用。
　　1943年冬，准备第三次讨吴时，部队从南麻去悦州的路上，遇到了一个钉子。吴化文部一个营的两个连200多人，占据在一个碉堡里顽固死守。这个碉堡是日本人修建的，十分坚固。我们部队打了一个整夜，用炸药炸了几次，伤亡不小，一直到天亮，还是攻不下来。如果继续强攻，损失肯定很大。围而不打，时间又不允许，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军区司令王建安要我设法拔掉这个钉子，并把特务连在内的300号人交我指挥。我表示，坚决接受和完成任务。此前我已通过内线了解守敌内部情况，并物色守敌官兵亲友写信对其进行规劝。同时，我还亲自写了一封劝降书，向守敌申明大义，死守只有死路一条，投降为人民立功，才是真正出路。
　　在重兵包围下，我只身到敌碉堡下喊话。同志们劝阻我，说太危险。我拒绝带警卫员，充满信心地大步走到碉堡下，开始在一堵断墙的窗口下，自报家门，用土喇叭大声向守敌喊话。主要讲父老乡亲的希望，我军的优待政策，只要放下武器，其余一切听从个人意愿。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我们欢迎。要求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只要留下武器，个人物品全部由自己处理。我还讲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太平洋战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日寇已陷入孤立，四面楚歌，抗战全面反击已经开始，你们再也不能稀里糊涂跟日寇，应赶快觉悟，回到人民中间来，越快越好。我大约喊了半个多小时，碉堡里的守敌没有向我放枪。我就离开可掩护的窗口，走近碉堡，面对里面的伪军官兵，继续喊话宣传。我告诉他们，如果继续顽抗，为日本人卖命，不仅自己没有出路，还对不起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我一边喊话，一边向碉堡走近，已经看得见伸出碉堡窗口的枪管。我估计他们不太可能向我开枪。我越讲越自信。我当时内心觉得的确是在和他们讲真心话、真情话，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被蒙骗的，被迫的，一旦明白道理是会放下武器的。这一招还真灵，喊话一个多小时后，碉堡上挂出了白旗，接着用绳子把枪一捆一捆从碉堡上放下来，然后在营长带领下，200多人排队依次走出来向我们投降。我赶紧派人向军区报告，立即派部队来接收向我投降的伪军人员。
　　军区首长非常高兴地肯定和赞扬了这个成功的战例。《军区战报》要我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为题，介绍战场上对敌政治宣传的作用和经验。
　　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
　　对敌策反工作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43年秋，也就是二次讨吴前，敌工部根据掌握的敌情进行认真分析，为军区二次讨吴提供大量情报。同时经过军区批准，搞了一次成功的策反行动。
　　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500多号人，武器装备相当好，驻在蒙阴和博山边界上的一个叫卢乐店的城堡里。营长叫刘鸣久，土匪出身，吸毒、嫖赌、抢劫、杀人，五毒俱全。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个人有个特点，喜欢和地方三教九流交朋友，对手下的士兵称兄道弟，很讲义气，在士兵中很有一点威信。我们决定在吴化文后院放一把火，把刘鸣久策反过来。
　　军区政治部一位同志和刘鸣久有亲戚关系，我拿着他给刘的亲笔信，一天夜里带了一个警卫连走了50里路，悄悄地赶到蒙阴庐山脚下，已是第二天清晨。我带了一个班来到刘鸣久驻地，其余人员留在外边以防事变。因我穿的是日军军服，带着会讲日语的翻译，哨兵没作任何检查就打开大门，让我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刘鸣久，我们早已相知不相识，我把那封信交给他。他见我突然到来，感到十分吃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像迎接他的顶头上司一样，把我请了进去。坐下后我发觉这里是一个临时会客的地方，勤务员倒茶后，刘鸣久叫我坐一会，他有点事先去处理一下，随后就来。
　　我听到房子周围响起了紧急的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还有粗嗓子的口令声。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刘鸣久全身戎装，腰间还挎着手枪，大步走了进来。这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我刚来时的那种表情，而变得一脸杀气，“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请吧！”
　　我对他可能采取的各种态度和变化都作过充分估计，做好了最好最坏的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是冒险而来，早就有牺牲的准备。我随着刘鸣久走出会客室，看见道路两边已站满了持枪的士兵，估计有200多人，尽管显得有些衣冠不整，胡子拉碴，但也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发笑，这是刘鸣久给我的一个下马威。在士兵们几声高喊后，我和刘鸣久从队伍中间走了过去。前边是一条沿着山坡的路，坡很陡，坡上站着数十个士兵，架了10多挺机枪，那样子真有点杀气腾腾。刘鸣久是在警告我小心一点，他的实力不小。转过山坡，前面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树林中有几间房子，估计这就是刘鸣久的营部，看来还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走进去，里面的摆设算得上是够阔气的。
　　分宾主坐下后，我就夸了他几句：队伍整齐，士气很高，管理有方。
　　刘鸣久咧嘴笑了：“没有本事！当了十多年的老兵了，还是个营长，多亏弟兄们帮助，日子还过得去。”
　　刘鸣久也算得上是老牌的土匪头子，属青帮成员，北方叫“三番子”。因青帮祖师爷姓潘，由此得名。为了便于和他周旋，我事先专门找了几个老“三番子”详细了解情况，包括他们通用暗语、礼仪动作，一一熟记在心。和这些入帮会的土匪打交道，不熟悉他们的行规行话是很难有共同语言的，更不可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随即转过头问我：“你鸦片抽不抽？”我稍顿，“过去没有抽过，你叫我抽，我也抽。”
　　我知道，刘鸣久土匪出身，好讲义气，我若不抽，他肯定不高兴。他递过点好的烟枪，我抽了两口，那怪味很难受，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抽鸦片。
　　抽了鸦片，刘鸣久显得很兴奋，撵走勤务兵，悄悄问我：“现在外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乘势向他说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苏联卫国战争取得很大胜利，日本偷袭太平洋珍珠港，激起美国人民反法西斯浪潮，日本已经很孤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路线，不得人心，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我还向他讲了一些伪政权表面为日本人办事，暗中为共产党服务，吴化文几年前就在考虑后路等情况。听了这些，刘鸣久脸色阴沉下来。过了好一会说：“共产党与我无怨无仇，吴化文对我也不薄，你也别走了，今天就留在这里。”

　　中午，刘鸣久陪我吃饭，桌上摆了一只烤全羊，还有鸡、鸭、肉，酒菜相当丰盛。我们喝的是当地老百姓酿制的红枣玉米烧酒。刘鸣久酒量颇好，我敬他，他干了，他敬我，我也干了。两人一碗一碗地对着干。两个勤务兵不停地给我俩倒酒。席间我们还猜起了拳，很快桌上的酒干光了。
　　刘鸣久说：“我们才喝了两三斤，你说还喝不喝？”我说：“喝！”我知道，土匪们有句话，酒场就是战场。酒桌上是讲义气，逞勇气的地方。喝酒不爽快，就是不够朋友，没有酒量，就是没有胆量。所以为了不甘示弱，他们常常喝得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丑态百出。
　　刘鸣久叫人又去山下庄上买来大约三四斤烧酒，说是酒店里的酒，全给买来了，找了几个地方再没有酒了。接着我们又喝。我一边喝，一边给他讲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人的残暴，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韩复榘的下场，吴化文的心病。
　　刘鸣久仗着酒性，骂起了蒋介石和日本鬼子。说自己投错了娘胎，当了土匪，又成了，肯定没有好下场。我说，你还很年轻，现在就是改邪归正的最好机会，我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你还能立功受奖，共产党有政策，肯定会兑现的。我又举了一些投诚人员立功受奖的例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特意又连喝三碗酒。显然，刘鸣久对我这种表现感到很够义气。
　　就在这个时候，刘鸣久的部下来报告说，五六里地外有八路军。他们还习惯称我们是八路军。刘鸣久立即紧张起来。我告诉他，那是我带来的警卫连。等报告情况的人退出后，我正式亮出自己的身份和此次上门的目的。我说，我是奉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首长的指令，特来向你劝降的。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过去你当过土匪，做过，这不是你的本意，你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立功受奖的机会就摆在你眼前，我衷心欢迎你弃暗投明，成为我们革命军队光荣的一员。刘鸣久低头沉思了好一会，说：“我也没有退路了，给我一个晚上的准备，明天早上正式告诉你。”
　　那天夜里，我住在刘鸣久的营部。我心想此时的刘鸣久，要么跟我走，要么把我扣起来送给日本人。其他选择就更复杂了。如果乘机把我杀掉，那是刘鸣久向日本人和吴化文邀功请赏的绝好机会。我叫一名警卫员下山向警卫连传达我的命令：我在山上一切正常，不管我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切忌轻举妄动，以免打乱行动步骤。但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万一我牺牲了，你们应迅速撤离，不许恋战。将情况报告军区首长，从长计议。
　　第二天一早，刘鸣久来见我，说话有点支支吾吾，我当即严肃告诉他，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是一个军人，处事要果断。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是要后悔的。你早就应该明白，日本人最后失败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到那时，蒋介石也不会饶恕你的，又是，又是通共，你的罪名还小吗？同时，我又告诉他，我的部队在山下正在等我的回音，我保证你一路平安，一举成功。
　　此时，刘鸣久的思想斗争仍然非常激烈。他说还有几个弟兄没有想通。我说不愿走的可以回家。经过反复劝说，刘鸣久才最后下决心投诚，把全营近500多号人拉到军区指定的地点，举行了正式的投诚和改编仪式。成立独立团，刘鸣久任副团长，其余人员职位不变。
　　不久，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部队上下传开了，说是敌工部部长王芳上山和土匪喝了7斤烧酒，说服了一个土匪头子，带着500多人来投降了。而且这个故事越传越神。直至几十年后，很多人相见后，都会主动问起我当年当敌工部部长时深入敌巢，孤身斗酒，策反敌营长的故事。
　　刘鸣久的起义使吴化文十分震惊，他掂出了共产党敌工工作的分量。此后，在我们面前显得老实了许多。
　　此后，由于工作忙，我再没有见过刘鸣久。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刘鸣久老毛病又犯了，过不惯我们部队紧张而又艰苦的生活，对我军严格的纪律约束很难适应，特别是他有抽鸦片的瘾头，如今抽不上鸦片，他就感到没法过日子，于是就组织老部下逃跑，抓回来后就被枪毙了，他的部队也解散了。
　　刘鸣久这样的结果使我深感遗憾。他带兵逃跑的叛变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但是刘鸣久率部起义后，我们如何及时有效地做好他和他部属的管理教育和转化工作，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去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还想说明一下：1948年9月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打响后的关键时候，吴化文率部2万余众，举行战场起义，并于9月25日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吴化文的起义，使我军迅速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这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首长和中共济南市委长期做争取工作的结果。济南市委还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指派得力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全面深入地开展对吴化文及有关人员的争取工作。
　　吴化文起义使国民党守军商埠以西的阵地全部丧失，大大加快了济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我军的伤亡。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后致电吴化文等，对其义举表示热烈欢迎。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加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渡江之后，吴化文的第三十五军第104师315团率先攻占南京总统府，并在门楼上升起红旗。
　　解放后，吴化文因病提出申请，要求从部队转业。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申请。吴化文从部队下来后，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吴化文因病逝世，终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