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不仅牵动着海内外所有的“中国心”，连近邻的日本，所有的新闻报道、募捐活动以及网上跟贴等也铺天盖地而来，赴日22年，日本公众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中国、中国”的字眼，在“日本雅虎”里输入“四川地震募捐”几个字，就有1000多条图片和报道(截止5月25日)。
四川地震以来的这些日子里，日本人打招呼(或来电话)，由天经地义的“今天天气很好”继而转为“四川地震真惨!你们家在四川有亲友吗?他们没事吧?”
我也是经历过“天摇地动”的人，与四川人有着同样的心态――恐惧、不安，那一瞬间，以为“世界末日来临”......
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46分，日本发生7.3级“阪神大地震”(大阪与神户地区)，死者6434人，重轻伤者43792人，全毁及半毁家屋274181栋，由地震引起的火灾烧毁的家屋7500栋，当时避难者3万5千人，断水130万户，停电260万户，停煤气86万户，同时多处因地震引发的火灾290件，被害９兆至12兆日元，日本称“自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最大级城市毁坏型地震”(日本国家电视台NHK资料)。
那天，我们一家人在轰隆隆的巨响声中(地震地音)惊醒，朦胧中第一个反应是“关东大地震?”想赶快爬起来，但却被剧烈的摇晃狠狠地摔倒在地，再爬，再摔，几站几败，东倒西歪，这时，所有的厨柜都倒了，唏里哗啦，破碎声响成一片，整个20层的公寓发出咔咔嚓嚓的撕裂声，我和老公同不约而同往孩子的房间那边跑，因为孩子还在沉睡中，但是怎么也站不起来，身子被一种神奇的魔力往后拉扯，然后整个人被倏一家伙抬起来，重重地摔向门框......
“坏了”......我当时想，“大限到了”......
后来一家人终于在匆忙中穿好衣服，顺着大楼的梯子一层层往下跑(电梯不能用了，电话打不通了，那时日本百姓还普遍不使用手机)，跑到街上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天，还没有亮，风，像刀子一般冷得彻骨。
日本人都在家里避难?
街上很静很静，我们也折回楼梯静静地回到一片狼籍的家中。
听无线广播，知非同小可。
地铁不通，步行上班，幸好，电脑没有被摔坏，很快，电视机可以收看了(毕竟大阪不是震中)，这下才知受害有多严重!报社的电话、传真才刚接通，有形无形的慰问便潮水般涌进来，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传真电话慰问品方便面大米面包饮料以及日元现金雪片一样飞进报社的编辑部。
日本人送走一波又来一波，我们再也坐不住了，立刻组织了一个由报社文字记者、摄影记者、留学生、留学生家属、日本人配偶、中国人就职者以及家属组成的13人的慰问小组，当天就背起这些重重的行囊，连夜步行赶往神户(因为所有的路都不通了)。
沿途有许多来自各地的日本人都与我们同行，大家背着很重的背囊静静地走，但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神户，参加救援活动。 当时我们报社有个摄影记者叫北川，她个子很小，很瘦弱，全身横横竖竖，背了重重的照相机和很多救灾物资，其他人都说要替她背，她死也不肯。
在地震现场，我们亲眼看到日本人灾难临头的国民性――没有出声的哭泣，没有大悲大痛，只有对“苍天无可抗衡”的无奈，他们默默地从废墟里挖亲人，默默地自救也默默地等待着救援部队的到来，默默地排队领水领饭团，默默地排队上厕所(由自卫队设置地临时移动厕所)，默默并相互礼让地进出“避难所”(在小学校的体育馆里排了满满的地铺)。
我们分头在体育馆里找到了中国留学生，把日本人捐助的物品和资金一一发放给他们，留学生都哭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抹泪，也相互鼓劲，边哭边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又去医院看望被地震砸伤的留学生女同学，她的脸像医院的床铺一样苍白，全身到处插着白管管，我们一进去，她热泪盈眶，双手捂住瘦小的脸，一句活也说不出来......
后来又在“三宫”车站(神户的车站)集合，奔赴“地震遇难同胞追悼会”......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时46分，那一刻，我永远都记得，因为我们家的挂钟，曾在那一刻停留了一个多月，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实在太忙太忙，需要做得事情太多太多，谁也没有余暇，去重新拨正那个挂钟。 我的先生自那天起，每天凌晨，无论睡得有多香甜，无论出差还是在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一到日本时间5时46分左右那个时辰，都必醒，直到今天......(地震后遗症?)
自1995年1月18日以后，每天早上我醒来，第一个意念即∶哦，又多活了一天!直至发稿时的今天......(对生命延续的叹惋!)
经历过大自然的震慑力，才懂得生命的脆弱，懂得什么叫感恩，什么叫“无常”，也懂得活着的人，多延续一天生命，就意味多延续一天的责任。
好好活着，善待家人和自己，善待所有遇难和无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