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考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兄日辛,且日辛,父日辛
学人的批评
吴令华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探求真理。真理如深埋的真金，经反复水淘火炼，也难得百分之百的纯金。学术亦如是，一个人倾毕生之力，也未见得能掌握全部真理，只能越来越接近。这里，同道之间的赞赏、启示、补充固然是对作者极大的安慰鼓励，而尤其不可缺少的是切磋、驳难、批评，甚至推倒，它能将你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让我们看看老一辈学人是如何对待学术批评的。
话说当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逃亡日本，对古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并以之为工具，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同时，在国内，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青年学子、清华研究院王国维的学生———吴其昌，也正在继承老师的事业，从解诂古文字出发，梳理上古社会，已经成果累累。
1931年春，《燕京学报》收到了一篇论文，郭鼎堂的《汤盘孔鼎之扬榷》，很可能是本校古文字学专家容庚教授介绍的。
那时《燕京学报》有个很好的做法，即请一些专家代审部分专业性强的稿件，以保持学报的学术水平。
时吴其昌在清华大学任教，学报便将郭文请吴代审。
郭文质疑两千年来认定《汤盘》铭文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实“汤盘”这宝物谁也没见过，是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对其铭文作如是解，载入《尚书·大学》，并被奉为人生经典。
郭沫若从殷器铭文内容通例及字形，推测或因纹裂蚀损致被误认，画图演示，提出铭文当是“兄曰辛，且（祖）曰辛，父曰辛”三代人名。
吴其昌见此文大为赞赏，认为是一大发明，力荐发表。于是此文登于《燕京学报》九期。
几乎同时，两位古史学家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从1926年起，吴其昌就开始研究殷周时期的历法，陆续发表《三统历简谱》、《汉以前恒星发现次第考》、《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新城博士周初年代之商兑》、《金文历朔疏证》等论文，成一家言。
其时，学术界对上古历朔众说纷纭，吴曾在《殷周之际年历推证》手稿后记写下：“……举世以不攻刘歆为不入时，以不敬外儒为不科学，我此文成，惟陈寅恪师、刘子植兄二人为然耳。”（1930年6月）
当他正积累资料，准备再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时，郭沫若的《两周金文大系》出版了。二人所考有甚合者，有绝不同者，有差异不远者。同道对郭书亦多有评议。
于是，吴其昌与刘节、唐兰、徐仲舒、商承祚等友人反复切磋商榷，常至深宵。
在刘节的建议下，决定缓作《金文历朔疏证续补》，先制《金文疑年表》等数表，稍献铮议。
随后，郭沫若又发表《毛公鼎之年代》，批评吴之《殷周之际年历推证》及《金文历朔疏证》。其言曰：“近人吴其昌……于周初之历朔，考定颇勤，初著《殷周之际年历推证》……继著《金文历朔疏证》……浅识者颇惊其成绩之浩大，然夷考其实，实无一是处。”啊，“无一是处”！全盘否定！
吴其昌也是个好辩之人，自称“辩不胜不休”，但他的老同学王蘧常又指出他有“能服善”的优点。
他见了郭文，没有觉得这会影响自己的学术生命，生不如死；没有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而是细细地阅读，静静地思考。他采纳了郭的一些观点，适当调整自己的历谱，基本论点不变，再与鼎铭核对，发现二者更加密合，历谱的可信度更高了。
于是，吴氏写了《驳郭鼎堂先生毛公鼎之年代》，先拜谢郭氏之“嘉惠”，“为我历谱增厚证力”，还谦虚地说：“‘成绩浩大’，愧不敢当”，也淡淡扫了一句：“‘无一是处’之讥，亦希其稍慎施于他人也。”接着又从毛公鼎之语言文字、历史事实、形制花纹方面与他器比勘，举证十五，对郭考定的毛公鼎的年代提出了异议。
周代历谱也好，毛公鼎年代也好，至今并未定谳，也许还得几十年、上百年的讨论。而学术正赖有攻错，方得进步。
吴其昌随后将《金文历朔疏证》大大增补修正出版了。至于郭沫若，他批评别人，率真犀利，笔不留情，但善对不同意见。
记得是1958年，吴其昌介弟吴世昌给他写了封信，对郭的《盠器铭考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郭即把这封私人信件给了《考古通讯》发表。
这就是老一辈学人对待批评的风度和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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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点击此链接，可见保定南乡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摹本：
http://www.mebag.com/20/pdf/2004-04.pdf
2007-07-29 10:25: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
http://www.mebag.com/20/pdf/2004-04.pdf
保定南乡出土的殷代三句兵，据王静安先生说，这是“殷代北方侯国勒祖父兄之名于兵器以纪功者”，他的排列次序是：
（一）大祖日己 祖日丁 祖日乙 祖日庚 祖日丁 祖日己 祖日己
（二）大祖日乙 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中父日癸 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己
（三）大兄日乙 兄日戊 兄日壬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癸 兄日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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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中伟撰文讨论商三句兵真伪
刘源
2008-06-13 19:49:41
井中伟在《考古》2008年第5期上发表《由曲内戈形制辨祖父兄三戈的真伪》（第78至87页）一文，从分析考古出土的商周曲内戈的型式入手，总结前人对三句兵真伪的意见，详细辨析了三句兵的真伪问题。
该文据曲内戈尾部形态，将其分为圆弧形内尾戈和歧冠内戈两大类，指出曲内戈自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流行于殷墟文化一、二、三期，殷墟四期减少，至西周早期已极为少见。
传河北易县（或保定）出土的祖父兄三戈（商三句兵）与该文所分的乙类（歧冠内尾戈）C型戈形制相近，乙类C型戈为仅见于西周早期，其标本有北京房山琉璃河周人墓出土的IIM205:6和陕西凤翔新庄河出土的凤16二件，由此推断三句兵并非殷商之物，而是西周早期之物。
从其铭文来看，存在如下问题：
一、考古出土曲内戈基本无铭文，极个别单字铭文铸于内后段立鸟身上，未见铭文铸于戈援者；
二、上博藏有铭曲内戈原为罗振玉旧藏，董作宾先生指出其“器真而铭赝”，马承源先生以此例证三句兵不伪，不能定谳；
三、学者或认为三句兵不用于实战，而是宗庙陈设与祭祀有关的仪仗兵器，但据彩色照片，可看到三戈锋刃上的明显使用痕迹。陈梦家先生引《尚书·顾命》“执戈上刃”解释铭文倒刻戈援部之说可商，所谓“上刃”实指西周早期刀戈合体式的“勾戟”，周人亦称之为戈；
四、兄戈无胡，与祖父二戈形制差别较大，应早于祖父戈，这是铭文所不能解释的；
五、三戈铭文上的祖父兄日名难以合理解释；
六、三戈铭文字形书体方面的问题也不少，除前人指出者外，
祖戈第六、七“且”字捺笔有刀刻停顿痕迹，第六“日”字右侧竖笔未闭合，“大且日己”与“且日丁”两行铭文间隔较宽，且“大”字上端均造成刃部豁口。
父戈上二“大”字和“中”字上端也造成刃部豁口，“中”字竖笔弯曲，第一、二“父”字捺笔斜真、生硬。兄戈铭文字形修长，笔画粗细一致，无肥笔、波磔现象。
综言之，该文认为所谓“商三句兵”的年代实为西周早期，传出之地河北易县或保定与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相距不远，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作伪者错误地将商人惯用的日名倒刻于戈援上，伪刻前先打磨掉器表氧化层以防止铭文字口爆裂，但若干字头还造成戈刃豁口。
作伪者可能采用了涂蜡留字再腐蚀的方法，造成字口深浅不一，如日、辛、乙等字。
总之，器真铭伪。
附录：井中伟整理之前人诸说（笔者制表）
铭真的理由 铭伪的理由
王国维 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
1932郭沫若 据其铭文格式解释汤盘铭为误读。
1950董作宾 1.三戈装柲后，铭文皆倒刻；2.铭文不在内部而在援部；3.殷代祭器鲜有纪二名以上者；4.据日名死日说，同一人父兄12人有6人死于癸日，似不可能；5.第一戈有未成之“且”字，第三戈有曲尾之“戊”字。
1956陈梦家 铭文顺读时，戈刃向上，可知并非实用，而是陈设的仪仗，如《尚书·顾命》“执戈上刃”。
1957李学勤（早期） 1.殷代锋刃部铭文从不在刃部；2.三戈刃部明显磨损，为实用器，铭文却倒刻于援部；3.三戈应为同时所制，但兄戈内部花纹与祖父戈不同；4.祖戈第五行“且”字极劣。
李学勤（后期） 同意陈梦家说，戈铭是晚商时北方侯国的一种家谱文字。
1973张光直 1.两代人的日干名一定不同，但三戈铭文三代人相同；2.刻有父甲、母乙之类铭文的铜武器绝无仅有，大概武器不是宗庙祭坛上的“标准配备”。
1987马承源 1.亲见三戈，器与铭文，真且精；2.三戈不是作战实用的，与祭祀有关；3.三戈铭日干人称符合商周青铜器日干铭文中以双日为多的一般规律；4.上博藏“且乙”戈 可证三戈非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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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古代的一种兵器，横刃，用青铜或铁制成，装有长柄.
[宽度]
2寸，内长七寸，胡长6寸，援长8寸，重1斤14两。柄长6尺6寸。但实际上戈的尺寸并不一律。标准的戈，由戈头、柄、铜尊三部分组成。
[1]
戈头，分为援、内、翻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来勾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长约8寸，宽2寸，体狭长，多数体中有脊棱，剖面成扇菱形。援的上刃和下刃向前弧收，而聚成锐利的前锋。内:位于援的后尾，呈棒状，用来安装木柄，有直的，也有末尾向下弯曲的。内上面有穿绳缚柄的孔，称为穿。为了邀兔在挥杀时向后脱，有的在援和内之阔设有突起的阑。朗:戈援下刃接近阑的弧曲下延，并沿阑侧增升缚绳的穿孔，这部分称为胡。开始时，胡只是为了增加穿孔而设，龋越长穿孔越多，柄和戈头缚绑得更宇圃，所以胡部就越来越长。两周时期将胡身加刃，增加了戈的勾割能力。瑚的长度一般为戈刃的三倍，即6寸，到了战圃时期，胡的长度又有所增加，成为长胡多穿式戈。
[2]
柄:即木柄。为了便于前砍后勾，多用扁圆形柄，以利于把持。戈柄的长度不一样，根据实战需要，步战用的柄短，车战用的柄长。
3片尊:早期的锤9只是为了便于使戈在不用时插在地上，不致斜，所以在柄的尾端加上一个铜制蹲，并不能杀伤敌人。 也可能用于刺击。戈盛行于中国商朝至战国时期，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它的缺点是易掉头，转头。使用不够灵活。随着兵器和战术的发展，戈被逐渐淘汰，后一度成为仪仗兵器。
[二里头遗址铜戈]
中国迄今为止出土最早的青铜戈。·在河南僵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据考古学家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五00年。
[曲内戈]
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其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没有阑，装上柄以后，容易脱落，商以后被淘汰。
[直内戈]
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戈。它开始在援和内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商以后，为了防止脱落，增添了阑，后来又增设了胡，不容易掉头。商以后。直内式的戈很流行。在殷墟西区出土的2!件直内铜戈中，11件有胡。
[商勾兵]
中圈商代青铜戈。解放蔚传说保定出土。也有说出于易县或平幽县的，也称易州三勾兵。三戈都是直援，内端饰樊纹。援上铸铭文，分别列祖辈、父辈、兄辈的名字，顺读时戈刃向上。从铭文内容和读法看，这种铸铭的戈应是商代仪仗，不是实用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