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女士在华府侨社所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两岸的理解与误解 - 一个文化的角度”。但是，总体来说，龙女士的长篇演讲主要侧重于台湾的“悲情史”，她通过大段介绍台湾文学史上的众多诗文，为与会人士勾勒出台湾作为“亚细亚孤儿”的历史缘由和因此产生的"悲情"意识，这对人们了解台湾文学的发展和她同中原大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颇有助益。但是，留意和关心台湾命运及现状的人都知道，早在十二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三月，前总统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专访时，便以《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为主题长谈了六个多小时的台湾“悲情”和他的历史使命，当时李登辉的谈话结论是: 台湾的历史航船 “已经出发了......一想到牺牲许多台湾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台湾的前任和现任总统，他们都以“台湾人的悲哀” 作为替“出埃及” 政策“保驾护航” 的民意基础和后盾。十多年来，“出埃及”的政策到底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在这个时候听到龙女士诵读“亚细亚孤儿”的诗句，我不知怎么就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 祥林嫂固然可怜，但是，太多的诉苦可能会招致反效果。反观现在的台湾，如果她要力挽在国际大局中被边缘化的趋势，或是赢得世人的理解和重视，从一个海外华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靠温情的诉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会是非常有限的。
十九世纪末，大清国同日本爆发了甲午战争，结果清国大败，而以马关条约>>议和，清廷被迫同意将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等地割让给日本。龙应台女士在“悲情台湾”演讲中，对这段历史自然回顾较多，然而，笔者注意到，龙女士在描述当时情况的时，大多采用“中国”这个国名来替代大清国作为主其事的当事国。也许，这样讲比较方便或是比较通俗易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和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应忠于历史事实本身，如果是象龙女士在答问时那样说明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台湾和大陆人民相互了解和包容的话，那么用 “中国” 代替 “大清国”来描述 马关条约>>的签定和土地割让过程，只会在两岸民众之间产生相反的效果。
一位来自大陆的与会学人在现场提问时，就两岸三地和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如何着手对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问题向龙女士请教，我想龙应台女士也许下意识地认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都可能代表官方的立场，因而她完全回避了这一纯粹从民间角度提出的询问，转而讨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自己国内的种种问题，称“不必高谈阔论什么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如果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我原来一直觉得，龙应台女士身世有大陆背景，出生成长在台湾，在美国获得文学博士，去欧洲和香港大学担任教职，她对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碰撞、对话和走向应有她独特的视野和体验；而她也曾以在野之身(辞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职后)，在台湾成立了龙应台基金会，以在台湾蓝绿政治的尖锐对峙中，找到一条回归理性的中间道路为期许。龙应台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常常表示，民间力量强大才是真正的国力所在。因此，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民间力量的培育和积蓄与政府行为和官方决策是不同范畴中的两回事，而龙应台女士这番制式性的回答让她失去了一次发挥自己所长的极好机会，令作为听众的我甚感遗憾。当今世界，文明和宗教的冲突愈演愈烈，不少西方人士将目光投向中国和印度，认为在调解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拥有千年历史的东方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也许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我特别期待在龙女士的下一次演讲中，能听到她关于如何在民间和草根层面推动东西方文化兼容、对话和弘扬光大人文精神方面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