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中外的李书华、李书田兄弟
——桂系历史研究资料简介(九)：美国档案（私档三）附一
【在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有关口述历史项目的中国民国名人个档时，曾提到有李书华个档。下面是转载三篇介绍李书华的文章，以期对该人物的了解提供线索。这是转载文章之一。】
享誉中外的李书华、李书田兄弟
文/李书和 董荫乔 王英春 张富祥 张青华
李书华、李书田两位博士乃同胞兄弟，均出生于秦皇岛市卢龙县新房子村。两位亦同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为祖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李氏族人先后荣获18个博士（含博士后）学位，且1997年第五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博士是李书田的亲外孙，曾几次来祖国讲学，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
李氏祖先于明代后期居昌黎县城。明末曾捐谷助饷协助守城抵御清兵。清初，举家迁至卢龙县大李佃子村，不久李氏就近创建新庄——新房子村。（其余两分支移住段庄子与剪庄子村）历代务农，间有经商者，因忠厚传家，在乡里口碑甚好，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族人中曾有一拔贡，两个武进士（任御前侍卫），文武秀才颇多，到十九世纪末仍有9名秀才健在。李书华之曾祖李裕清、祖父李长庚均为武秀才，其父李星五为武监生。
（一）
李书华（润章）生于1890年，李书田（耕砚）生于1900年。
李书华6岁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又刻苦勤奋，少有成才报国之志。14岁即会写三四百字的策s论了，15岁参加了县试和（永平）府试，几场下来均名列前矛，甚得知府和学台器重。仅因朝廷废科举制才未得入第。190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12年毕业时名列第一。时值国家百废待兴，为学西方科技，寻求强国富民之计，由蔡元培、李石曾主持，选送公费赴法留学（全国共30余人），每年公助大洋600元。先在北京上留法预备学校，1912年由北京乘火车经长春、哈尔滨、满洲里，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华沙、柏林行程21天到达巴黎。开始了他10年的留法生涯（那时到欧亚不要护照，护照始于一次大战之后）。
开始在中学，后到都鲁芝大学和巴黎大学。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隐闻炮声，学生们勤工俭学困难重重，幸得蔡元培，李石曾二先生设法接济，得以坚持。期间，李书华还去英国三个月学英语。至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2年6月他在众多华人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化学教授沙巴贴、物理教授李波满、放射学教授居里夫人，还有迈克尔逊教授时来演讲（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以上均为诺贝尔奖得主。最后的两年半时间，准备两篇博士论文是在毕汉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实验室完成的，并得到居里夫人的多次面授指导（居里的女儿伊亥居里和毕汉之子也同期准备论文，小居里后来也获诺贝尔奖）。李书华的论文答辩很有建树，受到高度赞誉，还被选登于法国科学周报和法国物理学报上。
华人留法者逐年增加，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记得有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两个儿子）等重要人物在法勤工俭学并组织进步团体，出版重要刊物。1922年夏，他还为进步刊物《少年中国》杂志写过短文。
1922年6月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他怀着满腔报国之志旋即从法国马赛港乘邮轮经苏伊士运河、新加坡、西贡、香港于8月底到上海回国。
北大校长蔡元培广纳贤才执教，时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一批名人分别主教各科，李书华任物理学教授（主任）。他把在法国学到的世界前沿的科技理论潜心编写成教材，还夜以继日地赶写出《相对论浅学》、《普通物理实验讲义》等多本教材，不仅用于课堂和实验室，还印发全国，并应邀到各大学演讲，传播世界最新科技成果。
他备课讲课极为用心，严格“授课、实验、考试”纪律，学生们专心致志。这样到1925—1926年间，他教的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本科毕业生水平已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了。此间许多学生被直送欧美大学留学，多数取得博士学位，归国后或任教或科研，成为国家科技界的栋梁之材。
由于他爱国敬业、教学科研成绩卓著且有领导才能，人缘又好，1926年升任（北京）中法大学校长（二年），历任北平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北平大学区负责人一年（当时全国共分三大学区管理全国所有高校）；国家教育部部长一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北平研究院（即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副院长（因院长李石曾长期从事外交或出国，实际由书华主持工作）；并荣（兼）任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董事，中法教育基金会委员会中国代表主席等职。自1945年起五次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或首席代表身份），直接参加教科文组织的组建及制订章程，办公地点确定等事宜。1949年6月，他与弟弟李书田双双去了美国，将长女及两个侄女留在祖国。1979年7月5日，在美国纽约病逝，享年89岁（美国各大华人报刊均作了重要报道，评价极高）。其弟李书田1988年病逝在美国享年88岁；其女李继贞在天津去逝，享年88岁。
他对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非常多，尤其他主持国立北平研究院20年间更是硕果累累。
如中国第一次电传图像实验成功，是他任中法大学校长时主持的。1926年10月14日，他亲邀法国电传图像（今日之“传真”）发明家白兰先生来北京演讲《电传图像》，并借用北大物理实验室，利用北京至沈阳长途电话线试验电传文字和图像，效果甚佳。第一次传 的文字便是李书华亲笔写给东北大学张翼军教授的一封信，字迹清晰，在场学者们无不惊讶。随即李又将白兰演讲全文译为中文，刊入《中法教育界》杂志上，向全国推介（因此有人说李书华是中国传真技术之鼻祖）。由于他诸多科研成就，法国于1926年和1949年两次向李书华颁发荣誉勋章。
更多的科研工作是他主持国立北平研究院（任副院长）期间，该院1929年8月6日成立，研究院先后设立物理学、原子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史学等9个研究所。1948年9月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将会员分为天算、理化、生物、地学、农学、工学、医药、史学、文艺、社会科学等10个研究组。
开始，物理研究所所长由李书华兼任多年，后改聘严济慈。“镭所”即为中国最早的原子核物理研究基地，所长开始由严济慈兼任，改为原子学研究所后，聘钱三强为所长。中国物理方面，如光学、X光、无线电、近代物理、理论物理、地球物理等研究均是建院后起步的。因院长李石曾外事活动频繁，院内实际工作主要由李书华主持。日军入侵，八年抗战，研究院或部分研究所曾经向山西、昆明、长沙等地几次迁移。但无论租民房还是自建草房，无论顶着敌机轰炸还是长途跋涉，各所的研究工作从未间断。如当时植物研究所已采集到15万号标本，从《中国植物图志》的编制到显微镜、地磁测量仪的制造，从北京猿人及秦汉古墓的发现，到各地地质图的绘制，从唐中书省旧址的发掘，到边疆及太平天国史料的整理等等，真是硕果累累。他不但主持全面日常工作，还亲自研究。抗战期间他仍发表了《中国科学输入与演进》、《中国科学研究过去与未来》、《对于科学应有的认识》等重要科学 论著，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与促进作用。各所先后发表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论文近千篇，使中国的科学研究真正实现了“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粗到细”的转变。直到晚年，他仍去法国、美国等地进行大分子研究达六年之久。他一生的重要论著不胜枚举，举世瞩目的的有《纸的起源》、《造纸的传播及古纸的发现》、《指南针与指南车》、《中国印刷术起源》等，还有百余篇关于科学及科学史等方面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上。他对科技教育执著追求与献身精神，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的后人们。
李书华的一生很漫长，他穿越了“晚清——辛亥革命——民国——现代社会”的时间隧道，其活动领域“从中国——法国——美国——世界”，足迹遍及几大洲，但他沿着崎岖的山路，始终不渝地攀登着科学 技术的高峰，他是学者、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但也是常人，也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品格和故事，不过是和科教融在了一起罢了。
把外交和社会活动，与科研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是他人生的一大特点。他从1945年先后五次以正式代表、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第一次参予创立该组织并为其命名时，中国代表团（共五名正式代表）做为战后胜利的五强国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原来想叫“教育文化组织”，会议认定“科学”之重要，决定将“科学”字样列入该组织名称之内，特最后定名为《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约章》，44国代表在伦敦签字。关于该组织秘书厅办公地点，是李书华提议设在巴黎，各国代表均表赞同而通过。（会后法国代表特向李握手道谢）他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学术观点均被采纳，很受尊重。利用五次会议之机，他遍访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图书馆和20多所名牌大学，如牛津、剑桥、里昂、哈佛等；拜访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当时获诺贝尔奖的几乎全部科学家，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在职期间慧眼识人，大胆举荐人才，是他人生的又一特长。如他任教育部长一年间，最引为自豪的，是1931年9月23日，他大胆选用了在美国留学的梅贻琦博士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上任后励精图治，至去世共在职31年，不但保持了校班子的稳定，且创造了“老清华的黄金时代”。
他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旅游，他酷爱祖国的名山大川、文化古迹。他的旅游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饱览山水名胜的同时。“想把所游地方，用科学方法，各写一篇游记，附地图及照片，注意方向，位置与海拔，不只描写风景，有时还要作些考证”。由于工作忙碌，只发表了《游西陵记》、《黄山游记》、《房山游记》、《天台山游记》、《雁荡山游记》、《陕游日记》6篇。其中黄山之游则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1935年4月29日先生登上黄山，黄山素有72峰之称，但以“天都”和“莲花”两峰凸出。历来民间相传 “天都峰”最高，“莲花峰”次之。但凭这位科学家的洞察力觉得不对劲（这只是直观感觉），便用土法（水碗）简易测之，则是“莲花峰”更高些，嗣用高度测量仪测之，所得结论与前两次一样：“莲花峰”高1820米，“天都峰”高1770米。再经复测若干次结论依然。从此才改变了千年来人们的以讹传讹，达到了去伪真之目的，还以“姊妹峰”本来面目。“识人高矮易，辨山高低难”，因为人在山中，常常“这山望着那山高”，“识得黄山‘真面目’者李书华也！”如今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知“莲花峰”最高者比比皆是，知此结论源于秦皇岛市卢龙籍的这位物理学家之手者恐无几人。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在老母床前尽孝，真是忠孝自古难全。日军侵华期间，北平研究院几经迁址至昆明，他忙于科研日理万机，7—8年时间未曾与老母团聚，直到1946年初母亲病危，他便昼夜兼程赶回天津，赶到时母亲已去世两天。书华捶胸顿足长跪不起，痛哭于母亲灵前，在场者无不落泪。
爱国爱乡，思想进步，求新务实，公道正派是他一生最本质的特征。日军侵华期间，他力主“坚决抗日”，“因为日本军阀侵略无止境，欲吞并我全国，非全国起而反抗，别无他法”。虽受到日伪特务的监视，但他不改初衷。后来，也专门出席过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旁听。他任教育部长期间，学潮不断，当局想镇压，几次被他劝阻。他办事持重，团结同仁，尤其在“北大”任教期间，与冀东老乡李大钊、白眉初（卢龙人，曾任邓颖超班主任）交往甚多，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上述交往直言不讳，还多处写到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的革命活动，也写到了李大钊殉难后，白眉初协助收殓的过程等。表达了他对挚友的怀念和崇尚真理的情怀。
在离开祖国前，他较多时间在北平和天津居住。天津“牛津别墅”是经李书田设计的，至今仍保留着他俩的“故居”，他俩的办公用具、留声机、冰箱等仍完好地保留在天津。
他对家人特别是对后代，很亲和又很严格，孩子们对他又敬又畏。他在国内任职时，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常抽暇去看望在那（美国）的亲人。如1947年12月25日，他由纽约专程去圣路易看望侄女李静贞和女婿朱汝瑾，并参观二人的工作单位：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当时二人在该校任教授），也拜访该大学校长（李静贞、朱汝瑾即是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的父母）。
后来，他定居美国，仍关心祖国建设和生活在祖国的女儿、侄女们的工作生活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愈甚，他将自己的住所取名“碣庐”，将他写的长篇回忆录定名《碣庐集》。按《禹贡》有“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之句。他说，“吾乡则在碣石山之西约四十华里”。其长女李继贞1998年11月18日以88岁高龄、用颤抖的手写给卢龙县几个字，已成最后的纪念：“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乡”，“祝故乡繁荣昌盛”——此语表达了父女两代人对祖国和故乡的眷恋之情。
特别是李书华妻子王文田博士因病不幸于2001年7月4日在美国病逝。根据夫妻生前共同意愿，临终立下遗嘱，全部财产用来设立李书华及王文田南开大学奖金各一份，褒奖在教育，科研方面为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以激励国人奋发向上、为振兴中华献计出力。此举充分体现了李书华、王文田夫妇热爱祖国、盼望祖国早日繁荣强盛起来的一片赤子之情和高尚的爱乡情怀，在旅美华人中引起很大反响与普遍赞誉。试想，如普天之下所有炎黄子孙都象他们这样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立志强国、终生报国”的追求与实践中去，我中华民族岂有不繁荣强盛之理。而人生也会象蜡烛一样，从头燃到底都是光明的！
（二）
李书田天资聪明颖悟，从《千字文》、《百家姓》到唐诗宋词，从《四书》、《五经》到历代古文，他广泛涉猎，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
1913年，李书田考入设于永平府城卢龙的直隶省立第四中学。卢龙自古即为滦河、青龙河汇交之地，由于河道失治，每逢夏季，两河常常肆虐，溢出河床，两岸黎民百姓惨遭水患之苦，为了生计，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这种悲惨的现状，震憾着他的心灵，他不再是一个单单埋头苦读的幼稚少年，而是一位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学习、去奋斗的热血青年。从那时起，他就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阅读《山海经》、《水经注》、《舆地广记》等古代地理著作，并暗下决心，将来定要兴修水利，造福民生。
1917年，李书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 。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勤奋攻读。在校学习成绩、始终独占鳌头。1923年，李书田荣膺“中国斐陶菲励学会会员”称号，并考取了清华大学官费赴美学习的资格，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攻读土木工程。
在美学习三载，李书田各科平均成绩达99.5分，成绩之优，为我国自有留学生以来第一人。1926年，他以一部长达千页，六十万字的《铁道管理工程经济》一书，荣获康大哲学博士学位。跟随世界著名工程师瓦代尔博士，做桥梁设计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自费赴欧进修，到英、法、比、荷 、捷、德、匈、奥、瑞士等九国游学考察，参观各国港埠、桥梁、库坝等大型工程，了解掌握当时世界土木工程界的最新知识与研究动态后，旋于1927年应刘仙洲之邀回母校北洋大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教育生涯。
在北洋在大学，李书田曾担任过许多课程。今国内外很多知名教授学者是他当年的学生，他们谈起老师，仍然满怀崇敬和怀念。他们说，听老师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其艺术性、逻辑性之强，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那洪亮的声音，简洁的语言，至今仍回旋在耳。
1928年，书田先生曾与何杰（中科院学部委员、地质学家）一度摄行北洋工学院（北洋大学于此年更名）院务。1930年5月，他被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简称唐山交大、今西南交大前身）院长，成为国内著名高校中最年轻的领导者之一。1932年9月，他重回北洋工学院，担任院长之职。抗日战争伊始，北洋西迁陕西西安，与北平大学、北平师大等院校合组为西北联大，书田先生为主要领导者。1938年，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他继续担任院长职务。1939年9月，书田先生肩负重任，来到西康，创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今西昌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前身），担任校长职务。1941年，他又赴黔创立了贵州农工学院，不久，又增设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更名为贵州大学（今贵州大学前身），担任院长校长职务。1944年春，他再度返陕，在西安创设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担任院长校长职务。1946年，北洋大学在天津复名后，他继任工学院院长之职，直至1949年离京赴台。
李书田素以治学严谨著称。无论其执掌哪所院校，均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从聘任教师到招收学员，从教师授业到学生学习皆制订完备详尽的规章制度、纪律，坚持“宁缺毋滥、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的方针，严格要求，使得教师致力于教研，学生专心于学业。
在天津大学，至今师生们还留传着他考教师的佳话。一美籍教授薛笃克教学效果欠佳，学生有意见，他竟在与该师谈话后，张贴布告“该教授承任错误，许诺改进……”。他考一英语教授的教学效果，竟找来该师，说：“咱二人对考，你考倒了我，就续聘你，否则就解聘你”。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虽不近人情，但确保了教师的教学质量。
在教学宗旨上，他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便走向社会后，能胜任各种工作岗位，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才。在教学方针上，他明确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要随科技进步而更新。他很赞赏《公羊传》之“巧心劳手成器物日工”这句格言。他认为只“巧心”而不“劳手”，是只有学理而无实验的理论家，若一旦遇到具体问题，就难免不切实际、纸上谈兵，而无从着手解决；只“劳手”而不“巧心”，是只有实践而无学理的老木匠，只知仿做，一旦问其所以然，则茫然不知，无从说出子丑寅卯，无益于知识的传播与文明的进步。由此，为使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技能，培养其实际应用与操作能力，他总是竭尽所能，利用各种方式、渠道，加强课堂理论传授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脚踏实地、锻炼才干，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从而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具有真才实学的栋梁之材。故唐山交大、北洋工学院、贵州大学等院校培养的学生极受社会的欢迎。
为促进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改善办学环境、办学条件；并发扬“实事求是”之古训，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状况，合理添设系别、专业。如在唐山交大增设矿冶工程系，创办研究所，在北洋工学院增设电机工程系，于机械系增置航空专业、创办工科研究生，培养研究生……，进而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栋梁，国家建设的先驱，科技教育的带头人，如叶培大、苑文炳、杜锡钰等，当然也有不少人成为斐声世界的泰斗大师，如林同炎、林同桦、史绍熙等，至于走上行政岗位后，成为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干部者，也不乏其人，如杜竟一、李天相等。正因如此，原天津大学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史绍熙称其“为祖国高教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尊其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位拓荒者、奠基者。
1927年10月，李书田被时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的熊希龄聘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兼任北洋大学讲师。1928年该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后，他仍袭旧职，直至1930年4月。任内，他积极倡办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黄河水文站，组织整理运河讨论会，指导参与了潮白河、滹沱河灌溉工程，永定河善后工程，永定河治本工程等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特别是对于北方大港，他曾在调查的基础上，广泛收集气象地貌、地质情况、运输与贸易方面的资料，进行各方论证，提出具体的设计施工方案，撰写成《北方大港之现状及初步计划》，洋洋洒洒数万言，深得国内外同行专家之赞许，被誉为开发华北，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建设的一伟大著作；时至今日，对京唐港务之建设开发，仍具参考价值。
值得称道的是，自书田返国后，中国尚无水利学术组织。鉴于“近数十年来，河流失治，旱涝濒仍。全国富庶之区，如辽河、永定河、黄河、运河、淮河、扬子江、珠江等流域，几乎无年不遭水患”针对旧中国水政紊乱，河政腐败的现状，为联络水利工程同仁，研究水利学术，促进水利建设，从1928年开始，李书田便酝酿组织中国水利工程师协会。为此，他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终于1931年4月22日成立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水利协会的前身），茅以升、张含英、沈百先等9人为理事会成员，公推水利界前辈李仪祉为会长，李书田为副会长，创办了《水利》月刊，学会成立后，李书田在推动统一全国水政与水利立法、促进水利科学研究、整理历代治水文献，培养水力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李书田还在1935年11月联合黄河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等八大机关单位，在北洋工学院设立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天津水工试验所，全国特别是华北的一些重要水利工程往往有若干部分在此进行试验，根据结果修正设计，如官厅水库模型试验，潮白河坝基模型试验等，开创水利工程试验之先河。
尤需提到的是，李书田联络各水系流域机构技术负责人，编写了解放前夕中国水利方面的权威著作——《中国水利问题》，其中主要章节由他亲自执笔。该书对中国水利事业的过去、现状、未来及研究成果，做出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总结，指明了中国水利的发展方向。这部书既有雅俗共赏普及性的一面，同时又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水利问题的精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几代治水工作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对它，书田先生怀有浓厚的感情。从1934年起即与茅以升等九人同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并于1943年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直至1948年任北洋西京分院院长，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任内，他锲而不舍地致力于黄河治本的勘测研究工作，指导参与了“渭河治理”、“黄河下游治理”、“宁夏灌区的改建与发展”等重要工程的规划设计；并围绕黄河治理与水资源综合利用，认真探讨黄河的变迁，历代治河方案，以及古代劳动人民在灌溉、运渠及堤、堰、闸、坝等各方面的成就，撰写了《中国历代治河名人录及其事迹述略》、《中国治河原理、工程用具发明考》、《华北水利资源概况》等文章。并根据历史经验，参考多方献策，提出根治黄河水患，须标本兼治。在修建水库、做好清淤，加高下游河堤的同时，注重中游水土保持工作，广倡植树造林。黄河开发利用需结合防洪、灌溉、航运、发电、围垦等方面，要统筹兼顾，综合考虑，量力而行。据闻，其治黄指导思想在《大公报》刊发后，毛泽东主席阅罢极为赞赏，曾嘱周恩来设法挽留，欲委以重任，惜因先生对中共统战政策不甚了解，遂失交臂，流离他乡。
为表彰李书田对中国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授其“胜利勋章”与一等金色水利奖章，这无疑是对先生从事水利研究贡献的充分肯定。
1950年，李书田只身离开台湾，远渡重洋，到达美国纽约。
自强、自立、自信、自重的性格，决定了书田先生一生的追求。起初，在朋友帮助下，他先应聘到一家建筑公司作设计工程师，兼任儒特格尔斯大学客座教授，曾在古巴、美国等地留下了许多桥梁杰作。
令人饮佩的是，书田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从不拘泥守旧与固步自封，而是一向主张借鉴前人之经验，要不断发展，主张“须时常考究国内外工程著述及记载，有更阐明更改进、并传之后世之大责任”，强调“知识是没有止境的，自学能达到任何高度”。因而工作之余，他申请继续深造、攻读土木工程，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后，他应聘到塞拉库斯建筑公司，担任桥梁总工程师。两年后，他又到一家大型机械工程公司，作技术总监。
1962年2月，李书田应聘以南达科他州矿机大学，担任研究生院导师与地质工艺学科执行主委，一干就是10年。在这里，他那勤奋好学的钻研精神，雄厚的知识功底，强烈的敬业精神，使之善于捕获来自各方的信息，迅速交叉融合各学科特点，走向世界科技的高层次领域。他指导学生从事结构分析，预应力混凝土桩，空档级配混凝土等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世界知名的工程学家，荣获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正会员（F.ASCE.）、美国土木工程学会正会员（F.ACI.）称号；并于六十年代初当选为美国桥梁与结构工程学会会长，这是华人在美首次担任的最高学术团体职务（此时，他尚未加入美国国籍）。在此期间，他曾主持了3次国际混凝土学术研讨会，以享誉世界的钢筋混凝土专家身份，多次出访、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并将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编的不定期刊物《建筑》改造成定期出版的世界驰名正规学术期刊。
在教学中，在同学生的交流中，他感到了生命的升华和精神上的安慰，或多或少冲淡了他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因而他更专心致志地投入教育事业。为使教学内容与教学管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书田先生继获哲学、土木工程两个博士学位后，又于古稀之年，毅然自学地质博士课程，并终获学位，成为拥有三个博士学位于一身的罕世奇才。
作为一个工程学者，李书田一生涉独广泛，不仅精通英语、德语，而且对东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宗教以至各种新兴的边缘科学，亦有很高的造诣和透辟的理解。这点诚如常锡厚（天津大学教授）所言：“由居美国同学来信中提到，来美定居的老前辈中，学问上最令人钦佩者，首推北洋之李书田，清华之梅贻琦”。
为表彰李书田对美国建筑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1971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授予其“荣誉会员”称号，在该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他是世界上第六十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1971年，书田先生即将退休，为领取退休保险金的需要，他不得不加入美国国籍。1973年，美国国会礼聘其为国会咨询部特邀顾问。1975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又授其“终身会员”资格。
1972年李书田退休于南达科他州矿机大学，但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心系科技、心系教育。其实，早在西迁之时，李书田就曾参观过洛克菲勒大学。这是石油大享洛氏家族耗资数亿美元创办的一流私立大学。
观后，他感慨万千，激起了雄气壮志，美国人办到的，炎黄子孙亦能做到。当时，他暗下决心，退休之后创办自己的大学。
1972年，他72周岁，他说：“孔子寿72而终，我要在比他多活的年月里办好我个人的私立大学”。而作为一名工程教育家，他曾多次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到过苏联、巴西、印度等许多国家，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情况了然于胸，故能使其在创办私立大学时，有效地借鉴各国经验，发展成为一流大学。
1973年，李书田在南达科他州登记立案，正式为大学注册，起名为“世界开明大学”。校名的英文全文是：Li Institution of Science and Fechnology, World Open University, a non-profit, non-reaident Graduate School. 直译为：李氏科学技术研究所、世界开明大学非谋利的、不在当地居住的研究生学校。这是一所多科性的函授和走读研究生院。1974年，他移居加利福尼亚时，继续培植这所大学。1984年，他重返南达科他州，建立了这所大学的长久性函授中心。
该校设文、理、工、管理4个研究生院，下设37个专业，敦聘有130位国际上威望较高的知名教授，如林国炎、史绍熙等学者作导师，以通讯方式指导科研工作，辅导论文写作。经美国教育部门批准，该校有权授予生员硕士、博士学位。到1988年李书田先生去世，该校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府，在世界上17个国家设立33个分校，为各国培养了上万名高级人才，诚可谓：弟子遍五洲。北京的北洋校友曾一度筹划承办在华分校，惜因先生逝世而停顿。
李书田先生曾经讲过：“自私是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一生追求的就是面向全世界。我要用我毕生的财富、奖励那些优秀的专家、学者，为祖国、为全世界培养高科技人才，发展科技事业，尽绵薄之力”。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一生布衣粗食，自奉甚俭，受其捐助的师生不计其数，而其晚年，家中竟无汽车、电话，却在临终时，将上百万美元资产捐赠给开明大学。
为纪念李书田先生，开明大学已更名为李书田基金会，依其遗愿专门颁布“李书田奖”。这是以中国人命名的在美颁发的第一份国际科技奖。美国科学院院士欧威曼博士是该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如今，该奖已颁发十余年，有多位华裔学者获此殊荣。
李书田具有浓厚的科技救园、科技兴邦意识，他很重视科技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工程学者最低限度应当：一、办一两桩工程学术事业，以继往开来，或办一两桩工程建设事业，以厚生利用；二、著述一两本工程书籍，以流传现代工程学术至于将来，方不负前贤之昔日工程学术由著述而传之现辈；三、贡献一两篇关于工程学术之创作论文，以增益人类之知识；四、完成一两件关于工程技术之创作发明，以裨人类之福利；五、促进人类相互之道德，以期光大人之所以为人。
凡是李书田的朋友、同事、学生或者是仅仅与其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李书田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之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书田先生的天资禀赋，或许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但他那超常的勤奋，无疑是应该而且必须遵循学习的。
关于李书田的勤奋，流传着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学生时代，无庸讳言。即便在北洋内迁，生活条件极端困难，学校创办伊始，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均需应付的环境下，他仍每晨秉烛读一篇古文，每晚又秉烛读一篇英文。据其女李淑贞回忆：在其早年印象中，父亲除了上班以外，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书房里的书真多，中文的、外文的、线装古书、近代精装的，应有尽有。几千册图书是他毕生最大的财富，许多都是原版的，有些已绝版了。星期天别人家孩子的父亲带他们逛公园、看戏、看电影……，而我们家从来也没有过。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两个字，“读书”、“读书”、“再读书”。而其子李次庚回忆：“先父晚年，虽病缠身，每年均需住院五、六次，但痊愈后，仍是每早6点或6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就去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他带着老花镜，不停地工作。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罗斯大厦的办公室里工作……”他的朋友乔治·莫尔博士说：“他体现了竭尽所能艰苦工作和学术卓越屡经磨难的真实价值”。
正是缘于这种勤奋，李书田先生作为一位世界级学者，在从事教学与行政管理之余，以其满腹才华和生花妙笔，为中国也为世界知识文库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其字取名耕砚，即寓意以书为天地，投身科研教育，用砚台来笔耕，推动人类之进步。综其一生，其有《铁道运行工程》、《经济论》、《水利学》等13部专著，《对数图解洪水流量计算法》等800余篇论文、调查报告等文章，在17国发表，其治学成就不可谓不伟，影响不可谓不广，实为一代科技巨臂。
还应提及的是，作为一代大师，李书田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从来直言不讳，对于自己不同的意见、观点，他总是坦诚相见。与此同时，对一些向他请教的年青人，尽管问题不大，甚至比较浅溥，他也不予轻屑，更不以自己的学问骄人，而是循循善诱，问一答十，把他们的问题和思考引向深入，为后辈学者树立了楷模。
李书田留学美、欧，熟谙西方文化，获博士学位后，像他这样杰出俊彦之士，美、欧等许多单位纷纷许以高薪聘请，但他却毅然辞谢，满怀赤诚的爱国之心，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投身于工程建设，并不囿门户之见，而唯学至上。据杜锡钰（原北方交大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回忆：李师身为国民党北洋大学区分部主任，却在会上讲，“你是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好好念书就行”，并贯彻始终。这种观点，脱离政治，固然不切实际，但在当时，即以此掩护了一大批学习好的进步学子。特别是在日寇侵华、国家民族遭受浩劫之时，先生抛妻别子，只身西下，殚精竭虑而四处奔波，独任艰巨，相继创建了西北联大、北洋西京分院等六所高校，使弦歌之声不绝。北洋复校后，在“要校长”、“要经费”运动中，他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及由于内战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与教育经费无有保障的现状，一反旧态，在学生请愿代表马汝良（唐奇）等人拜望时，表示予以坚决支持，使得运动圆满结束，北洋大学这所历史悠久、卓有成就的著名学府，得以在风雨中跋涉前进，从而做出了一位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书田先生晚年，恰逢祖国改革开放。对此，他无比欣兴，在予国内子女的信中，屡屡赞颂中共政策之英明、伟大，谆谆教导后人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百折不挠的精神，做一名对国家建设有用之干材；并竭尽所能提供各种优惠待遇，供北洋学子及其后人入读开明大学研究院深造成材。其女李淑贞女士（原新疆克拉玛依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1985年赴美考察，领导嘱她看望这位知名的科教耆宿。分别近四十载的父女，见面后父亲的第一句话，不是嘘寒问暖、询问国内亲友状况，而是问：“邓小平先生好吗？”“邓颖超女士好吗？”虽出人意料，却在至情至理之中，可见这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之高！特别是在他耄耋之年 ，专门致函中组部，请求派一学界名流，接管自己一生的心血结晶——世界开明大学，这需要何种胆识与魄力？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中共的无限景仰与信赖。
书田虽身居异乡，却时刻关注着国内形势。他曾多次赋诗作词，对祖国与母校翻天覆地的变化予以赞颂。1981年他曾寄给上海北洋校友会一长联：佳音朝发沪上，集数百学友，必能气吞江河。夙忆母校北洋，乙未肇始，八五已是去年，务使千秋不朽。但惜愚拙末微，仅独创世界开明校院，团集四洲百甘贤师，仍信守实事求是校训。复讯夕应楺城，唯一介孤身，不克声壮山岳。常怀故国东篱，辛亥建规，七十洽逢今岁，愿祝万寿无疆。殷望诸君鼎力，咸群策华夏进步国家，启迪五族千亿才智，永宏扬儒道民生国魂。
上述长联，不仅蕴涵了一位科学家对故国、对母校执着深切的眷恋，而且展示了一位教育家为世界培育英才的凌云壮志与博大胸怀，更寄托着一位海外游子对祖国繁荣、母校腾飞的无限期望与美好祝愿，字字闪烁着浓浓的爱国思乡之情。
总之，作为教授，李书田辛勤耕耘于高等教育园圃，孜孜不倦地教导培养了无数科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弟子遍五洲，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教育家；作为科学家，他勤奋、严谨，努力拼搏、呕心沥血，为世界工程事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工程学家。他中年虽移居大洋彼岸，爱国之心却始终不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
李书田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奋进的一生，他以自己献身精神和杰出成就赢得了世人的敬仰。
转载自：秦皇岛党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