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屈含冤杨慧敏——游泳献旗淞沪抗战八百壮士

负屈含冤杨慧敏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最后的光彩一幕是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当时，上海市区大部分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四行仓库周围插满了日本侵略军的“膏药旗”。然而，到了１１月２９日凌晨６时，早起的上海市民发现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军号声中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整个租界的群众欢呼雀跃，苏州河畔挤满了观旗的人群，人们向四行仓库忘情的狂呼、招手，向英勇抗击侵略的英雄们挥泪致敬。沸腾的气氛让租界内的英国士兵也不得不放下平时征服者的傲慢面孔，列队举枪向中国的国旗致敬。

“抗敌必胜，建国必成”，群众激昂的口号声让四行仓库内已经奋战了三天三夜的勇士们感到激动振奋，也让不远处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的侵略者失魂落魄，更让在上海观察战况的外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抗敌意志有了全新的体认。

这面国旗是由一名十五岁的女童子军杨慧敏冒着生命危险，送进四行仓库的。

杨慧敏是上海润州中学初二学生，淞沪大战爆发后，她参加了“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来到抗战第一线。当她看到大上海遍插日本侵略军的“膏药旗”时，满腔愤怒，便冒着枪林弹雨，游泳游过苏州河，把国旗送进了四行仓库。

献旗一事通过报纸、广播迅速传遍全国，杨慧敏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称颂的巾帼英雄。自献旗后，租界工部局怕日军报复，不久就将她送往宁波，之后，杨慧敏又辗转到了武汉，受到国民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后又参加了全国童子军代表团到法国举办的世界童子军大会。并辗转欧美各国，宣传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情况，赢得不少欧美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道义支持和捐资援助。

1939年，杨慧敏被保送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学习，后来，在童子军团的安排下，她被派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杨慧敏等奉命护送难胞撤回内地。此时，她遇上了当时的“电影皇后”胡蝶。当时，日军发现胡蝶、梅兰芳留居香港，即策划挟持二人去东京演出。拍摄“中日亲善”的影片。结果，梅兰芳“蓄须明志”。胡蝶则在特工人员的帮助下，回到内地。

在帮助胡蝶离开香港的人员中，即有杨慧敏。然而，也正是这次与胡蝶的接触，使杨慧敏蒙受了不白之冤。

胡蝶潜离香港时，将其衣物、首饰、纪念品等装在三十余口箱子中，托杨慧敏代运回内地。胡蝶回到桂林时，杨慧敏函告说，在广东东江遭到土匪抢劫，其物品全部遭劫。胡蝶闻讯伤心欲绝。一病数日。

胡蝶返回重庆后，借住在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处，当其向杨虎等人哭诉此事时，杨虎等人答应找戴笠帮忙。戴笠对胡蝶早有非分之想，但一直找不到合适机会接近。一听此事，当即答应帮助破案，他派人前往湖南株洲，将杨慧敏逮捕押送重庆，监禁在石灰市稽查处看守所，不久，转解息烽。1945年，又送往渣滓洞。

在审讯中，杨慧敏绝口否认偷窃一事。由于对杨惠敏的审讯丝毫没有进展，胡蝶的行李也根本查不出遭何人抢劫，这样，杨惠敏在狱中一关数年。

杨慧敏案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冤案的制造者就是戴笠。戴笠对胡蝶情有独钟，早想染指，但胡蝶迟迟不肯就范。当得知胡蝶把物品托杨慧敏代运回内地时，即派爪牙化装土匪抢劫，从而逼迫胡蝶藏娇金屋。所以军统内部也为杨慧敏愤愤不平。甚至在厕所墙壁上出现了“羔羊下狱，蝶藏金屋”、“何罪之有！请问青天？”等字样。

杨惠敏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感慨万分地说：“我是天天以泪洗面。流不尽的眼泪！我痛哭，我呼天，我祷告神明，因为，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我正拟赴美留学）！她杀死了一颗赤忱火热的爱国心，她侮辱了我冒险献旗给八百壮士的壮举，她以小人之心伤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这无知的演戏的女人！”

据原国民党军统司法处人员透露，杨慧敏案早在1943年即已查清。并作了杨慧敏无偷窃嫌疑的结论，请戴笠给予无罪释放，但戴笠故意压住不批。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岱山飞机失事身亡。戴笠之死为杨惠敏一案带来了转机。司法处再次提出处理意见，军统头子毛人凤签字同意。不久，杨慧敏被押回镇江老家释放。

大陆解放时，杨惠敏跑到台湾，在学校当体育老师，后与台湾大学教授朱重明结婚。原本前程似锦的爱国女英雄，自蒙冤入狱之后，从此默默无闻。对胡蝶的怨恨也就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1992年3月9日，杨惠敏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