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私德，本是古老价值，又是当代规范，谈何重构呢？恰恰这个恒久伦理，关乎国民素质和人际关系方面值得反思之处，姑妄论之，旨在抛砖引玉。
中国传统伦理注重人际关系。众所周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处处闪耀着做人处世、自我完善的智慧光芒。这本是中华文明的长处，但实际却有其弊端。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凡有国人的地方，人际关系就特别复杂。
其实，早在百年之前，即上世纪初的世纪之交，文化先知梁启超也曾经历过中华文明这一怪圈，痛切地发出过类似的叹息，他的系列文章《新民说》，就有《论公德》和《论私德》的重要章节，最早提出了公德———私德这一极为重大的课题，祈望用新道德来改变国民素质。
何谓公德、私德？梁启超下的定义是：“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按此定义，我们可以把私德和公德通俗地称之为“私人伦理”、“公共伦理”，或曰“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在梁启超看来，公德比私德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全部道德的核心就是利群。但如何“利群”？公德在伦理道德体系中如何体现纲领性作用？他的回答模棱两可，未能触及要害。
当代有学者把道德分成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是：宗教性道德是个人选择的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是个体追求的最高价值，与信仰相关联；社会性道德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的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前者，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后者，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须坚决履行。
显然，这种观点找到了社会性契约义务和个人道德修养之间的原则性区别，为公德———私德理论构建了一个恰当的整体框架。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德产生于社会契约之后，法律是一种最基本最普通的社会契约。由此派生出“绝对命令”的道德准则：每一个缔约者都是自由平等的，都期望社会契约得到普遍遵守，都必须自觉地用社会契约约束自己的行为，使社会契约成为自己的意志。因此，一个好的道德体系，当以公德为主而以私德为辅。
这绝不意味着私德无足轻重，社会契约执行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人的私德水准。这样公德和私德就成为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公德与私德有时还重叠交叉在一起，须作仔细的辨析。公德是以社会契约为轴心的，遵守社会契约是道德的底线，对它的违反则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他更高层次的道德标准无从谈起。因此，当公德与私德发生冲突时，毫不例外地应以公德为准。譬如，朋友在商业活动中遇到困难向你相求，按一般的道德准则是“帮助朋友”，但如果你的朋友是在故意“逃废银行债务”或“偷税漏税”，违反了社会契约即法律的公德性要求，正确的选择当是坚决拒绝。对公德性的法则、规范要无条件地遵守、执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正确地区分社会性道德和个人性道德的关系，目的是对症下药，对于公德和私德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英国哲学家密尔对此也有过清晰的界定：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简言之，对私德问题只应采取劝导方法，对公德问题则应采取强制或准强制方法。
公德为主，并非轻视忽略传统文化的私德理论，而是主张把它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即放在公德的基础上。我们不赞成把私德作为道德的基础，但主张把私德作为更高层次的个人修养。当前个人自我完善须大力倡导，对此传统文化弥足珍贵，须继承发扬。以公德为主就是突出了道德的底线，即自觉遵守维护公共伦理和社会契约。如果一个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奢谈什么更高层次的私德修养？
当下道德体系重构的任务，首当其冲是要在完善公共法则和社会契约上下功夫。在法权理念上，国人似乎先天不足，很不习惯，甚至抵触。其实，这一课必须补上。我以为，结合建设和谐社会，重构公德———私德道德体系正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