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曾为毛泽东打败他的对手们，获得垄断中共的权力立下大功；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内，最早觉悟，试图用一种务实的方式，改变毛泽东乌托邦的社会实践的方向。他活着的时候，被被毛泽东打倒，置于死地，但死后却得以在中共的体制内得到平反，成了斗争的最后胜利者。重新解读刘少奇费尽心机，一步一步的否定并走出毛式乌托邦的艰难过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趣的启发。
一.刘少奇为何与毛泽东上了同一条船
刘少奇是如何被毛泽东看中, 从诸多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中脱颖而出, 成为中共的第二号领导人的说法甚多。目前最普遍的说法是他到延安后，倾力帮助毛泽东建立了在中共内的绝对权威，并把毛泽东思想鼓吹到马列主义的同等地位，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有的人甚至说，他后来被毛泽东整死，是他自食当年神话毛泽东的苦果，是因果报应。
这些说法，从现象上来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忽略了刘少奇帮助和鼓吹毛泽东的历史原因。刘少奇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其所以会与毛泽东越走越近，最后竟然走到帮助毛泽东建立个人在党内的独裁地位的地步，这与他一贯的务实风格有关。
1.少受马列教条束缚，成就了刘少奇务实的风格
刘少奇在中共内可以算得上是老资格了。1921年6月到苏联学习，这年冬天与罗亦农，彭述之等人一起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看，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刘少奇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了一年，第二年的7月就被派回中国搞工人运动。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语言障碍尚未克服，应该说只是了解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号，还没来得及真正涉及马列主义的基本教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比后来去苏联学习和工作时间较长的王明,博古和凯丰相比，少了许多教条和空想。
早在安源煤矿的工运斗争中, 他就能从实际出发, 不把罢工的要求提得很高, 把工人运动局限在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范围内,而不是要把资本家的工厂搞垮,使工人失去饭碗。当工人的要求得到满足，立即动员工人复工。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教育工人，逐步培养工人对中共的好感和信任。“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但安源的工会仍然得以存在，曾被当时的劳动组合社书记邓中夏称之为硕果仅存，组织得最好的工会。
安源共运所取得的成绩，使刘少奇在中共内获得重视，不到27岁，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之后，他每到一处，都能讲究实效，排除干扰，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1930年3月，刘少奇奉调从满洲回到上海参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这一时期, 由于蒋冯阎大战, 共产党的势力无论在其割据的根据地, 还是在城市的工人和学生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当时在中共主持工作的李立三等人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照搬苏联的教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试图发动全国总暴动和中心城市总罢工，配合红军对大城市的攻击，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刘少奇曾当面劝说李立三，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全国总暴动，总罢工的条件并不成熟。
1930年6月刘少奇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长参加赤色工会五大，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在赤色国际工会工作期间，他又主张在非赤色工会势力大，红色工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赤色工会的成员应该加入非赤色工会，利用合法身份，争取群众。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打出自己的牌子，在里面搞红色工会，以免过早暴露自己，使自己孤立。他反对赤色国际工会不顾各国具体情况，在不允许赤色工会存在的国家公开建立红色工会。因此，他被赤色国际工会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1931年秋，他回到上海后，更进一步提出白区的主要任务是以防御为主，保存实力。尽量利用合法身份展开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些观点与当时中央政治局，在非赤色工会中组织红色工会与敌人公开斗争的主张是对立的。因而受到中共政治局高层的打击，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被中共政治局派往北方局，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工作。在这里，他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北方局的组织系统，反对过去的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展合法和合理的公开群众运动。并卓有成效地争取了冀察政务委员长，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使他逐步由反对学生运动，转变到同情爱国学生运动，最终走上抗日的道路。中共的基层党组织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在山西和察哈尔和河北等地，敌后的基层政权的领导大都被中共掌握，特别是山西，105县中，就有62个县长是中共党员。
在北方局，他做的最能反映他务实风格的一件事，就是主张被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多个中共干部，通过履行自首手续出狱。这些人都是中共难得的人才，后来为中共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虽然，这一事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批准，但是如果没有刘少奇以北方局负责人的身份大胆的参与策划和支持，这些人不仅难以立即获释，还有可能在狱中遭到杀害。在自首的表格和人命之间，刘少奇看重的是人的性命，而不是那张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头支票。当时这么做，他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在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中共内部，并非人人都可理解。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有人向毛泽东告发刘少奇支持和包庇叛徒集团。几十年之后，又成了刘少奇的一条罪状。
2.刘少奇的务实风格与早期的毛泽东不谋而合
毛泽东在他早期的活动中也是务实的，他由务实转为空想，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种务实风格，是他们在建国前能够密切合作的基础。
毛泽东在秋收暴动后，能够放下身段与井冈山的土匪，王佐，袁文才结拜兄弟，找到一块安身落脚的地方，就是不拘泥共产国际的教条的做法。直到毛泽东利用他们的地盘和资源把根据地做大，把红军扩展到了十几万人，在上海受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种做法还是不认可，曾下令毛泽东将这两人杀掉。毛泽东在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依靠农民，搞红色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虽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但顺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点燃了燎原火种。而且，把原来土匪对付官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办法，加以提高总结，搞出一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红军运用这些战术，曾四次粉碎蒋介石对这片根据地进行的围剿，打得蒋介石的正规军不知所措。
当以博古为首,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等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机关来到江西根据地后，他们认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共产国际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对立的，夺了毛泽东的权。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军事上，用以土枪，大刀梭镖为主要武器的农民武装与蒋介石的正规军打阵地战和防御性的阻击战。结果被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打得落花流水，把毛泽东和朱德几年来建立的中央根据地损失得一干二净，不得不开始了后来被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逃窜。
刘少奇是1932年冬天到达朱毛创建的中央苏区的。在这里，刘少奇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中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与对博古，李德反戈一击的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一道支持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的中央机构中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有了一个插足中共决策的平台。过去的说法是遵义会议解决了中共的路线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后来又说，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了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这种说法，应该是毛泽东掌权后加工出来的产品。据现在发现的资料，这次会议并没成立什么军事小组，也没有否定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仅仅更换了政治局的领导人，张闻天被选为总书记。直到在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签发命令，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才在复出后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机会。（1）随后，毛泽东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并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1935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但是最终决定权还在周恩来手中。（2）1935年6月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中革军委，由与张国焘资历和经历都不相上下的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和张国焘任副主席。（3）其所以作这样的调整，张闻天，周恩来等政治局常委极有可能考虑当时除了毛泽东之外，没人能镇住在资历和经历都比他们丰富，拥兵自重，不听调遣的山大王张国焘。至此，毛泽东终于取代了周恩来，重新夺回了军队的指挥权。应该说，毛泽东巧妙的利用了张国焘出现的这一机会，或者说，张国焘从反面帮了毛泽东的大忙。
毛泽东领导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陕北站住了脚，说明了他不仅比博古，李德高明，而且也比张国焘更有方向感。然而，毛泽东要通过枪来指挥党，毕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更不符合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井冈山时，他自己就反对朱德和陈毅试图架空他这个党代表的行为，他警告朱陈，“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尽管1937年8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把军队归于党的领导下，毛泽东获得了党内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当时中共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共产国际也直接干预和指导中共的大政方针，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也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试图插手中共的重大决策。毛泽东还没有得到党内和共产国际认可的统帅全局的大权。
主持党的工作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者，但他本人就是中共四中全会以来左倾教条主义的宣传者，推动者和获益者，是四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1932年4月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它的左倾思想的集中反映。在遵义会议上，他不仅没有否定中共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的错误，相反还借肯定共产国际的决策，肯定包括他在内的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张闻天的角色有点象刚刚粉碎四人帮时的华国锋。华国锋必须坚持两个凡是，张闻天必须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否定他们的坚持，就否定了他们执掌大权的合理和合法性。
张闻天先天的弱点，使他无时不把中共看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而机械的，教条的，不折不扣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经常与毛泽东的灵活，务实和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只取自己所需，对自己有利的决策风格发生矛盾。同时，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处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发表一些从教条和经典出发的文章和报告，试图从党的思想精神层面着手，成为中共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师。毛泽东虽然精于写作，但那时还没读过几本马列的书。他的文章，大都是就事论事的对策性研究报告，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性，还不足以成为从思想上统一全党的理论权威。后来延安整风时，王明曾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4）从这一段话，看得出毛泽东还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毛泽东从骨子里就瞧不起像张闻天和博古这一帮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完全靠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台的教条主义者。当时中共的二元权力结构，不利于中共在战争环境下的壮大和发展。
3.刘少奇反左倾路线的呼吁使毛泽东发现了夺权的契机
能否化解这种二元权力结构，走出教条主义束缚，是中共到达延安后的一个重
要课题。而把这道课题明明白白的摆到台面上来破解，却是从刘少奇给当时中
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四个书面报告或四封信开始的。(5)
刘少奇从他到北方局领导工作以来所遇到的左倾关门主义的种种阻难和党内左倾的思潮对中共的决策的影响，不利于中共对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着手，顺藤摸瓜，追溯到中共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左倾的传统。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左倾的错误。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层仍然一贯地犯左倾错误，导致了中共的巨大损失，特别是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到现在这种左倾思潮仍是党内的一种传统。他也陈述了自己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遭受打击，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历。要求在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其目的就是要阐明,有关领导人应当为错误承担责任，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有改革的必要。
刘少奇的这几个书面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不安。5月2日到14日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召开，刘少奇曾在来自白区，苏区和红军中的200多高干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大会印发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和《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两篇文章。与会代表对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和六届四中全会存在左倾传统的问题的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6）中共不得不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
在白区工作会议的前一天，193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刘少奇的这几个书面报告展开了讨论。刘少奇在会议上发言，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面临建立抗日战争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需要改变斗争政策，策略和形式，由空谈转向实际，由机械转向灵活，由形而上学转向辩证法。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肃清在党内影响最久，破坏最大的恶劣的左倾传统，这种左倾传统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刘少奇观点和主张，遭到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一批中共高干的激烈反弹。张闻天则批评刘少奇的观点，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来，只以每次革命的成果来判断革命的价值，看不到每次革命的意义。
在随后的白区工作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对自己在会前的观点和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会上除了彭真等人基本上同意刘少奇的看法外，张闻天、博古、凯丰、以及许多中共高干仍然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许多代表甚至联名上书，认为刘少奇一贯右倾，这些观点是托陈取消派的，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攻击。受了张国焘的影响，比张国焘还坏。（7）会议争论激烈，不得不休会，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刘少奇受到压力，甚至有可能受到处分，被打成托派分子，张国焘死党的情况下，毛泽东看到这场斗争蕴藏的奥妙和解决中共二元权力结构的契机。刘少奇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想到了一块，讲出了毛泽东早就想讲，却因自己的地位和党内的形势左右，还不方便讲的看法。在6月1日到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站出来支持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有丰富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生机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尽管这次斗争，没有一次达到刘少奇的目的，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仍然坚持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对刘少奇的看法进行了批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发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肯定刘少奇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在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
刘少奇看到了中共十年来受左倾的危害，试图说服中共全面转变全盘工作的方向，表现出很高的理论水评和从实际出发，敢于挑战的勇气。他与毛泽东的共识，为一年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解决党内政治路线，权力结构和思想认识等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刘少奇的这种观点和主张已经搭起了后来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在中共建党史上影响重大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理论框架。
4.捏软柿子王明，击溃以张闻天为首的国际派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调刘少奇回延安工作，在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与刚从莫斯科养病会回延安的王稼祥，陈云等人联手，对四中全会以来中共左倾传统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但这次会议的突破口却选中了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
王明回国后未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沟通，代表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份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六人名单，虽然这些人都是政治局的原班人马，只是调整了排名，毛泽东名列第一，周恩来第二，张国焘第三，张闻天被摆到了第七，与王明一道回国的陈云，康生被曾补为政治局委员。当时，毛泽东的态度是，一方面乐观其成，另一方面对王明试图取代张闻天的意向感到不安。他曾试探性的要把王明摆在第一位，推崇王明为中共领袖，但王明一再声称，他提出这张名单无意夺帅。（8）
其实，王明在中共历史上，从没当过正式当过中共的最高领导者。他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提名,未经表决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当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在他的上面，还有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国焘，同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9）不可否认王明是一个左倾教条主义者，但是就算在这九个月中，王明推行和宣传了左倾路线，主要责任也在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从1931年九月到1935年1月，临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博古（秦邦宪），王明已不在国内。而且，在王明担任政治局委员的九个月中，由于他是由共产国际空降来的，曾受到中共内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的抵制，所起作用相当有限。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搞王明，讲通俗一点，是检软柿子捏，讲文皱一点，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曾把矛头指向以张闻天，博古，凯丰，周恩来等四中全会以来垄断中共大权的国际派，但碰了钉子。要不是得到毛泽东及时的支持，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看得出，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政治局原班人马还是有实力的。
王明一直不在国内，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而且咄咄逼人，处处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圣旨，要求中共全盘接受共产国际“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回国后，不但得罪了原本与他同样左倾的张闻天，而且又让毛泽东感到了威胁，成了孤家寡人。同时，王明的靠山米夫在肃反中，已被苏联当局枪毙。所以，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和陈云为代表的务实派对王明的批判，并未遭到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人的反弹。特别是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总书记的指示：“中共内部应该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无异于封杀了王明的政治前途。
随着对王明左倾路线追溯, 批判和清算，张闻天等国际派渐渐浮了水面，不得不为过去的左倾路线和主张接二连三地认错和检讨。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事实上也明确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使中共有了相对的独立地位。并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起草和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这些规章，表面上是针对王明，实际上也是限制和警告张闻天，博古和凯丰这些教条主义的理论家的。从此，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以中共的名义发表长篇大论，用共产国际和马列主义的教条来搅乱中共的决策。他们的任何报告，演讲和文章的发表，都要与经毛泽东为首的政治局过目审批。
会议的结果表明，选择王明为突破口是正确的，这简直就是当年博古，张闻天，凯丰，周恩来在井冈山借批邓，毛，谢，古，最终夺了毛泽东的权的翻版。陈云曾在会上逼张闻天放弃总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却另有打算，让张闻天保留了有职无权的总书记的名分。被完全架空后，张闻天不得不到延安的马列主义学院任教，他自以为做得不错，但在延安整风时，还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该院在张的领导下成了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说：“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就包括了对张闻天的讥讽。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在中共高层的有点实际权力的职务几乎都被撤消。
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后，被派往华中，担任中原局书记，全面负责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展江北新四军的领导工作。从白区工作会议起，毛泽东就看上了刘少奇，有了选择刘少奇为自己的副手的意思。但是，在战争环境下，刘少奇在军队中的经历还略显不足，这次派刘少奇到华中，既是毛泽东历练刘少奇的一步棋，也有用刘少奇牵制项英，掌控新四军的意图。刘少奇在华中地区的三年里，不仅建成了占华中敌后人口1/3以上，达1500万军民的大根据地，同时，在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分会书记和政委，对新四军的重组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941年下半年，新四军已发展到了13.5万人。刘少奇处理问题的智慧和能力，令毛泽东极为满意，达成了毛泽东完全掌控新四军的目的。中共的许多务实高级干部也对刘少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1941年9月10日，在刘少奇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与会代表，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认定王明，博古，张闻天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必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革命。揭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与此同时，许多代表认为在根据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白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在会上发言说：有些干部的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刘少奇同志的地位要提高。任弼时说：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王稼祥提出，过去，在党内毛泽东代表了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代表了辩证法。康生也站出来检讨过去在白区工作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过去反刘少奇犯错了，并承认主观主义的错误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会后，毛泽东亲自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也推崇刘少奇是很好，很老的群众领袖，“刘少奇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期间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奉中共中央的调令,于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任书记，全权处理中共的日常事务，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至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为何不急于拿掉张闻天总书记的谜底，终于水落石出了。刘少奇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了中共内的第二号领导人物。
刘少奇和毛泽东由反对统治中共十多年的左倾路线，试图为中共找出一条能够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的道路，走到了一起，并成功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后存在的二元权力结构问题，这对后来中共夺取全国胜利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刘少奇曾在许多场合下，不断重复中共斗争形式的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要争取民主。但是，在解决中共内部的权力二元结构的同时，却帮助毛泽东打造出一个与民主背道而驰的个人专制的平台。毛泽东获得了毫无制约机制的最后决定权，也就意味着他一个人说了算，为日后毛泽东个人垄断权力埋下了伏笔。
这次会议在组织原则上强调：“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事实上，从三人书记处到后来六届七中全会的五人主席团，再到七大的毛，刘，周，朱，任的五人书记处，从来都不仅仅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而是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而毛泽东则成了这个机构的主宰。
从这次会议到延安整风和中共的七大，为了彻底清除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务实派们甚至有意识的神话毛泽东和他的观点和主张。刘少奇在1943年7月4日《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一文中，提出要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第二天，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就大胆跟进，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随后，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被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被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揭露，后来中共在整理和出版毛泽东的文章和报告时，为了塑找毛泽东思想一贯正确，把其中许多不合时宜，被实事证明是错误的部分都删除或重写了，后来的读者，已找不到当年的历史痕迹。
当权力拽到了毛泽东手中后，自上而下，层层都有人抬轿子，一发不可收拾。过分地把个人的思想神话，把个人凌驾到组织和制度之上，制造个人迷信，并在中共内以整风的方式进行洗脑, 无异于用一种新的教条代替老的教条，一种新宗派主义代替老宗派主义。等到刘少奇发现和觉悟到这一问题时，神已经造出来了,他也无能为力了，并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