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二．刘少奇在建国理念上与毛泽东的矛盾
毛泽东对中共取得胜利后,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曾写过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新民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前一篇写于1940年1月，后一篇写于1945年4月。
1.中国向何处去
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新民主义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中，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并不没收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容许农村的富农经济存在。（10）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除了进一步强调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外，对新民主义阶段的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说明。
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11）
中共的反叛者，国民党的理论家叶青曾说过，过去以为毛泽东只是一位农民革命家，自从看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从此亦把他当作理论家来看。显然，这两篇文章有务实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获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后，恶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理论的烙印。
尽管毛泽东的新民民主义的设想，在今天看来，不伦不类，矛盾重重，并被实践证明有许多是空想。但在当时，至少包括了以下几方面能被社会各阶层基本接受的内容：
1.新民主义社会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2.这个社会的权力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3.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4.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保护私有财产；5.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后，农民土地私有制将成为农村的主要形式。
在当时，这几条比起蒋介石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军阀独裁体制要高明太多，所以民心几乎都到了中共这一边。中共终于后来居上，由劣势变优势，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并没有实践的反馈，大家的认识还只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应该说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是赞同和支持的。他在许多场合曾大力宣传，并在实践中试图落实毛泽东的设想。
刘少奇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其所以会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分歧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逐步由务实转向教条，出尔反尔；二是这一设想在实践中暴露了其空想的弱点，在现实中行不通。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非权力之争，同样是他务实的行事风格使然。
2.对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的不同定位
其实，早在中共与国民党的战争有了点获胜的苗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就有了变化。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挑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他还解释说：“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2)
刘少奇也曾毛泽东相互呼应，他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已经结束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已不存在，则就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13）无疑，这种看法，是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的必然归结。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面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刘少奇又回到了原来相对务实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设想。
刘少奇在中共刚刚取得政权后的1949年4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调查了解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劳资关系问题。当时，天津新接收来的国有企业还没能力恢复生产，私营企业的开工率不到30%。受到中共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毛泽东的上述看法的影响，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极为紧张。许多工厂的工人模仿农村土改的做法，自发的起来清算资本家的斗争，天津刚解放的第一个月，就发生了53次工人对资本家的清算，有的甚至要分厂分店。资本家担心受到清算，有的准备弃厂携款外逃，有的担心剥削工人的指控，不敢开工生产。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城市人口的生活发生困难。就连刘少奇小舅子王光英都要求放弃企业，不做资本家，改行做技术工作。能否处理好劳资关系，恢复和发展生产，直接影响到新政权的存亡和民众的生活。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与新民主义社会背道而驰的错误和误解，刘少奇在接见资本家和工人代表时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同时还对接收天津的中共干部作了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报告，阐明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要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他强调，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英，美，法等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才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义的经济下，从原材料到市场，都要公私兼顾，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14）
（2）肯定资本主义剥削的进步意义。刘少奇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经济比小手工业经济和小农经济都要进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私营企业的存在，可以发展经济，解决工人就业问题。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一个事实，但与封建剥削相比是有进步意义的。从中国当时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不是罪恶，而且有功。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应当发挥这种积极作用。（15）
（3）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是朋友关系。刘少奇认为，工人用农村中对待地主阶级的那一套对待资本家是错误的。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即使要进行适当的斗争，也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16）
刘少奇不仅敢说，而且敢做，为了调整劳资关系，他与黄克诚，黄敬当即商定成立天津市军管会劳动局，资本家可以随时到劳动局反映意见，军管会安排中共基层干部到工人中去调解。
刘少奇在天津的这些讲话和措施，消除了资本家的顾虑，稳住了那些要出走，要关厂的资本家，许多撤到香港的资金，设备又陆续回到了天津。到六，七月份，天津的经济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天津成了中共接收和恢复经济，进入新民主义社会的一个样板。后来上海的荣毅仁和海运大王卢作孚都受到鼓励，把原来转移出去的资金，设备和分公司都重新迁回。
刘少奇在天津的所说所为，基本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义设想的具体化和符合逻辑的推导。虽然毛泽东在中共取得政权后与他1948年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也有些变化，没有公开说明要消灭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了，但看得出这是他对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表现得有些迫不得已，与刘少奇的认知已经有了的分歧。
刘少奇鼓励资产本主义的发展，主张团结资产阶级。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也讲发展和团结，但更强调的是节制和斗争。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17）
更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公开讲的，文章里写的，与他私下对信得过的高干交待或打招呼所说的又完全不同，后者却是他真正要做的。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两人在晚餐时边吃边谈。毛泽东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8）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写的批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9）可见，毛泽东早就形成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打算并没有改变，一得到政权，他就要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了。
2.对农民土地私有制和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不同看法
土地改革运动，曾帮了中共的大忙，农民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土地，成了土地的所有者，他们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为了保卫土改得到的胜利果实，农民们无条件的支持中共。共产党要人有人，要粮有粮，抗战胜利后，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执政的蒋介石集团。
农民土地私有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土改搞得早的地区，像东北和山西等地，已出现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农民，有的还买进了土地，有了少量的雇工，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已出现了萌芽。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对农民土地私有制下手，要不要消灭这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中共内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刘少奇1950年1月13日，在回答安子文如何批复东北局《关于农村党支部的指示》的文件时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幅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应使这种中农大量发展。现在限制单干过早，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针对贫困和破产农民组织的变工互助组织，刘少奇不赞成，认为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在发展变工互助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对东北局提出的富农党员的党纪如何处理的问题，刘少奇觉得，现在提这样的问题过早，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20）
同年四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富农的方向发展。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因此，对私有制的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去请示刘少奇。7月3日，刘少奇作了批示：“在土改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的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组织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者的办法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以至有人提出了这种意见，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21）同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为马列学院第学员讲课时再次严厉批评了山西省委的观点。显然，刘少奇对土改后农村私有制和先富起来的部分农民的看法，不仅与受到马列教条影响的部分中共高干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与毛泽东的看法也格格不入。刘少奇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看法给他带来了不尽的麻烦。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立即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表示“不能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据薄一波回忆，在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自不量力地把自己摆到了最高领袖位置上。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找来，当众质问刘少奇：你的那个讲话，好大的题目。你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我们这些人还能看得见社会主义吗？这次谈话后，刘少奇被迫向马列学院学员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斋发给他们的讲话材料。（22）从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批评看得出他早在1950年初就已经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当做下一阶段革命的革命对象了。中共的土地革命对农民而言，纯粹是一场驱使农民卖命的忽悠。
3.到底要不要搞社会主义
中共取得政权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定位，对农民和农民土地私有制的看法，实际上所涉及的问题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作为中共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在这一时期，虽然从来没说过不要搞社会主义的话，也还没有看透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质，他仅仅看出了这个贫穷落后的中国，还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的条件，主张巩固新民主义。他主张把新民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巩固的一个独立的和特殊的社会形态。
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 还是社会主义的呢？ 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23）
在1951年3月的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义制度”的口号。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所谓十年内才能提一提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只是一种理想。他认为必须用十几年时间，建立了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之后，才考虑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不但要有机械化为前提，而且要依靠城市，依靠城市强大的工业和农民对集体化的相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即使有了强大的工业化，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死路一条，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已作了最好的说明，但是刘少奇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试图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用巩固新民主义制度的办法，来拖延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这是无疑是有眼光的，也是在体制内对苏联模式和毛泽东的挑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针对刘少奇的观点，提出了与他过去完全不同的看法。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1951年10月3日书记处扩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战略转变问题：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义。工、农、商各行各业都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要消灭资产阶级。他讲后好久没人发言，他只好一个个点名。刘少奇说他赞成，但要先允许干一段新民主义。周恩来说经济问题要慎重，要分阶段按步骤进行。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极为恼火。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观点作了不点名的批判。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