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厂后不久，赶上了厂里开展的深挖五一六运动。
七〇年初至七四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全国约有数百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速度之迅猛、打击面之广、斗争之残酷，手段之神秘，为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罕见。史家称深挖五一六运动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其实岂止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说它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也不为过。反右运动不管人们认为是多么强词夺理，中央还是认定了五名右派，地方上认定若干。深挖五一六运动认定的五一六分子全国没有一人。也就是说运动发起者领着人们唐吉诃德斗风车似地与一个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斗了整整四年。江苏的深挖五一六运动尤为残酷，致死数千人。我们小学的罗老师就是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自杀身亡。
七一年初的某一天，厂里召开大会。政工大李宣布厂里挖出四个五一六分子，要把他们隔离审查。他们是老王、大徐和小刘，还有一个我记不起来了。老王和大徐文革开始后早几年是活跃分子。
老王是个大学生，山东人，直率豪爽，颇有魄力，他是厂里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头头。当时南京工交系统有两大派组织，红总和赤卫队。红总是造反派，赤卫队是保守派，俗称“老保”，赤卫队的后台是江苏省委。六六年底两派不知为什么原因发生冲突，赤卫队要步行、拦火车去北京上访。老王接到赤卫队上级通知要组织人参加这一行动。那天下班老王把一干赤卫队员们拦在了厂门口，动员他们随他去上访。当时正值寒冬，天气很冷，加上干了一天活，大伙儿都挺累的想着赶紧回家。老王一看响应不热烈，急了眼，拍着胸脯大喊：“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牛气十足。就这样老王纠集了二十多人去了浦口。由于通信不畅，老王他们没跟大部队联系上，在浦口呆了一夜。第二天老王他们一伙人饥寒交迫返回厂里。后来南京的这两大派组织在六七年一月三日发生大规模武斗，在南京称为“一.三事件”。“一.三事件”后中央表态支持红总，让省委作了检查。一月二十六日红总借“一月风暴”之势干脆夺了省委的权，从那以后省委完全丧失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各级赤卫队组织随即土崩瓦解，老王也就一边歇着去了。老王他们北京上访这件事厂里工人当笑话说了好几年，不想这成为老王被打成五一六的主要罪状。
大徐是个中技生，制模车间主任。大徐的罪状是六七年南京“倒许乱军”时在萨家湾南京军区前摆“测字摊”。 六七年夏，红总动员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战斗队“倒许”，叫板当时南京军区许司令。倒许大军在中山北路上安营扎寨，每个战斗队设立一个摊位，就像现在商厦城里的小商贩摊位，挨挨挤挤，绵延数公里。摊位前贴满了标语大字报，飘舞着战斗队的旗帜，煞是热闹。大徐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带了一帮人也弄了一个摊位，这些摊位被厂里工人们戏称为“测字摊”。红总的“倒许火线指挥部”下了通牒，要南京军区九月二日前交出许司令。地处萨家湾的南京军区里格外冷清，军头们都不知去向。据说许司令带了一些警卫人员躲进安徽大别山中，扬言要和去抓他的造反派同归于尽，绝不让造反派抓活的。这件事惊动了最高层，周恩来下令制止了“倒许乱军”，救了许司令一把，测字摊主们则作鸟兽散。风水轮流转。七一年时，许司令主政江苏，大权在握。深挖五一六是许司令狠抓的“两挖”运动之一。另一挖是挖煤，说是为了改变“北煤南运”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这些摆过“测字摊”的造反派们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大徐被打成五一六就没什么好没商量的了。
小刘的情况要不同一些。小刘文革初期时在化工系统的另一家厂上班，他的一个铁哥们是那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这小子很贼，在听说要挖五一六，他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得不知去向。这个厂的深挖小组想从小刘身上打开缺口，就通过我们厂把小刘打成了五一六。
一下隔离了四个五一六分子，需要人看管。政工组安排每一个五一六分子由两人看管，一名复员军人，一名才进厂的小青工。我被选上去看管小刘，这多少有点意外。那时我父亲在干校正被人看管着，我算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几年一直灰溜溜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那个年代专指被打倒和正在被打倒的干部的子女，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的父母已没救没戏了，可你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带有原罪，需要特别的教育才能成为好人。被选上看管五一六的还有一个青工小丁，小丁的父亲是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书记，是个走资派。看来厂里并没有歧视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反而委以重任。和我一组看管小刘的复员军人是个大龄单身汉，外号“老肥”。
关小刘的“号子”是由一间新盖好还没使用的厂房改造而成。墙角用木板隔出一个四、五平米的小笼子，里面能放一床一桌，笼子上着锁，小刘就关在里面。我和老肥在外间支了两张单人床，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严密把守。我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小刘，不让他逃跑，另外督促他完成深挖小组让他写的检查。
小刘当时也就二十来岁，文革前的高中生。小刘在笼子中除了写检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读毛选四卷。小刘笔头很快，写上三、四张信纸的检查中间不带打顿的，毛主席语录大段大段地引用，轻而易举就把自己批得体无完肤。我们几乎没什么事可做，就这么干耗着。时间一长，老肥有点耐不住了。老肥三十多岁，当时这把年纪还没讨上老婆的人不多，厂里有不少热心的红娘在为他介绍对象。经常是一到晚上，老肥就穿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铮亮出去了，直到半夜才回来。有位女性李师傅上夜班时常来找老肥，厂里人都传他俩有点“那个”。这位李师傅近年四十，扬州人，生得小巧玲珑，徐娘半老风韵尤存。我当时可能是年龄尚小，木里十骨的，（南京方言懵懵懂懂，不开窍之意）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那个”。但李师傅嗲嗲的扬州话开口闭口“死老肥死老肥”的，听起来有点瘆人。阶级斗争归阶级斗争，生活仍在继续着。
小刘原来厂里的深挖小组来提审过小刘几次，有一次是夜里突击提审。那天深更半夜的，深挖组长带了一伙人赶来不由分说把小刘拉出来就审问。我和老肥睡眼惺忪困得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一旁陪着。深挖组长凶神恶煞拍桌子打板凳要小刘说出他哥们的下落。我听着听着慢慢搞清楚了，这伙人其实并没有掌握把小刘直接打成五一六的材料，只是想通过小刘找到小刘的那个哥们。那天那伙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结果。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阶级斗争这根弦有点放松。一天我带小刘出去放风，回来没把笼子门锁上就溜到车间找人聊天去了。聊着聊着我忽然想起这事，赶紧跑回去。我急急忙忙冲进门一看，小刘安安静静坐在笼子里看书。小刘是个鬼灵精，他知道我在急什么，他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不会逃跑的。像你们这种看守法，我要想逃早就逃掉了。我什么事都没有，逃什么逃。我要是逃走，说我一个畏罪潜逃，没罪也变成有罪了。”他看来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分析。从此后我们心照不宣，我经常带他出去放放风，遛遛弯，高兴时还聊上两句。有一次小刘说，这深挖五一六就是许某某搞的鬼，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刘居然敢指名道姓骂许司令，胆可够大的。
还有一次我带小刘去食堂买晚饭，看见几个和我们一起进厂的小青工在打乒乓球。他们看见我就招呼我一块儿玩。我从小就爱打乒乓，而且自认为球技还不错。我让小刘在一边坐着，准备打两局就走。小刘看我们打了一会儿站起来问能不能让他打几个球。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拿起一块拍子就开打。小刘这一出手把我们都看呆了，他不折不扣是个乒乓高手！小刘是右手直拍两面攻打法，他反手进攻尤其刷刮（南京方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之意）一看就知道受过正规训练。我们轮番上台和他较量，除了我赢过他一局外，其余的小青工都被他打得稀里哗啦。能和这样的高手过招我们都觉得很过瘾。小刘不打球时在一旁指手划脚做起了教练。那一刻我们差不多忘了小刘是一个正在受审的五一六分子，准阶级敌人。那天我们打了三个多小时才停。第二天政工大李托人带话来，让我们绷紧阶级斗争这跟弦，并说不容许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半年多后，深挖五一六运动渐渐冷却，厂里把四个五一六都放了。抓他们的时候大张旗鼓，放他们的时候无声无息。那年头．．．说什么好呢。但平心而论，我们厂的深挖五一六运动算是温和的，没有暴力行为。
小刘放出来后我们一起参加了厂乒乓球队，经常出去打比赛。有天晚上我们打完一场球赛一起骑车回家。那天我们赢了球，大家心情格外舒畅，不知谁提起当年的深挖五一六运动，我对小刘说，“怎么样，当时我没亏待你吧？”
“是的，是的。”
“我要是把你那些反动言论汇报上去，你小子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哈哈哈哈．．．谢谢，谢谢，我知道你不会的。”
“．．．．．．”
下面是一篇网上查到的资料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选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5·16”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5·16”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5·16”组织。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十三万人被打成“5·16”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320”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5·16”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5·16”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5·16”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5·16”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5·16”。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5·16”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5·16”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5·16”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5·16”，还列出31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5·16”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5·16”帽子。
1970年4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5·16”说不过去。1975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5·16”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36人，被严刑拷打重伤100多人；滨海县死亡18人，伤残60多人。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5·16”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5·16”敌情最严重的单位。1970年4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13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5·16”，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5·16”，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5·16”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5·16”。1971年2月靠边审查，1971年10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5·16”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5·16”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72%，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38%，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5·16”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5·16”问题的干部材料。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江苏清查“5·16”，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1971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60%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5·16”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占33.4%。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55.5%，处级干部占42%，一般干部占30%。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8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5·16”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5·16”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5·16”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64名“留守人员”，有39人打成“5·16”。打成“5·16”的局领导占60%，处室负责人占62%，党支部委员占80%，党员占64%，党支部几乎成了“5·16”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5·16”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5·16”的重点。1000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5·16”关押100多人，逼死5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单位100%的科以上干部和80%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5·16”。
省科技局在清查“5·16”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1972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5·16”，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200多人辛勤劳动，投资500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5·16”开始后陆续进来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5·16”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10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5·16”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60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80%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5·16”、批臭“5·16”、深挖“5·16”、全歼“5·16”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10多小时（最长19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1971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9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5·16”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清查“5·16”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将清查“5·16”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2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2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2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2万多人打成“5·16”，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5·16”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5·16”，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5·16”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5·16”。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600多干警，159人打成“5·16”，逼死4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5·16”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450余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5·16”，加上挂上“大名单”的200余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5·16”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5·16”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5·16”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5·16”。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5·16”问题，人人都要过“5·16”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5·16”。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5·16”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6人，挂上“大名单”的4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
江苏清查“5·16”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