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
元朝的省份是11个，分征东省（朝鲜），陕西省（陕西，及甘肃和内蒙部分地区）， 甘肃省（宁夏，甘肃大部，内蒙一部），辽阳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俄罗斯远东），河南江北省（河南，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四川省（四川大部，陕西和湖南部分地区），云南省（云南，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地区），湖广省（湖南，贵州，广西大部，及湖北，广东部分地区），江浙省（浙江，福建，及长江以南的安徽和江苏地区，和江西部分地区），江西省（江西，广东两省大部分地区），和岭北省（外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新疆阿尔泰地区）。除此之外，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一部分，称为“腹里”，由中央政府的中书省直接管辖。其他为建省的如吐蕃（藏区）和畏兀儿等地区，则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
明朝在行政上的变动并不是太大，只是成立了以11行省为基础的13个布政司，分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北，山西和云南。在元朝时，由于忽必烈对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腐儒作风不满，因此元朝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而是以照顾贵族阶级为主的怯薛入官制，和提拔能干的吏员的吏员出职制来解决官员的选拔问题。从能干的吏员中，提拔官员，让这些具有实干经验的老吏们处理日常事务，保证了地区的稳定，但是由于吏员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加上缺乏儒生的道德修养，导致的地方政治的腐败，造成了元朝政治长期难入轨道的恶果。
明朝的政治改革，在于有感于宰相的权力过大，造成了元朝皇权的衰落，和因此引发的猛烈内斗，遂取消了宰相制度，以皇帝亲自行宰相之权，主管六部。这个制度在英明皇帝的统领下，如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清朝的清圣祖康熙等治下，相当成功，但在解决不了无法保证皇帝的治国能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就从客大欺店（强势皇帝，弱势官僚）演变成了店大欺客（弱势皇帝，强势官僚），然后由于无人统领，出现了各部之间互相扯皮，政令难出的问题。与宋朝皇帝盛产大画家和大书法家相比美，明朝皇帝盛产大木匠家，创出了艺术造诣高不可攀的明朝家具文化，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交了白卷。
清朝同样延续了明朝的制度，只是在雍正年间，成立的军机处，将正常的官僚体系晾到了一边，为皇帝处理急务摆脱了繁文琐节的限制，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颇有相似之处。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则是把明朝建立的中央官员临时下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固定化，建立了16个省的巡抚，主管民事，在其基础上又建立的主管军事，涵盖数省的8个总督。后来在台湾，新疆，和东北建省后增加至23个省。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采取了总统制，由总统直接领导各部。但在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后，为了限制总统权力，改行责任内阁制，以国务院总理领政，把总统便成了一个虚衔。这也是袁世凯后来取消国务院，并企图恢复帝制的一大原因。
六十八
当省级机构形成了与一个独立的势力集团，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要求地方独立，或者是实际上独立的联省自治的呼声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连青年毛泽东也一度是这个主张的鼓吹者。好在毛泽东后来成功的重新统一了中国，不然以他的才干，搞联省独立，估计也会搞得有声有色。而在新中国建立的大区域制，则很快在1954年进行了削藩，将各路诸侯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和中南局的邓子恢等5位地方重臣，调入北京，增加中央政府的实力，并取消了大地区制度。
但在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为特征的政策下，由于各地区经济整合的需要，不时会传来重新建立这个六大地区的呼声。当然如何打破省级界限，防止各地画地为牢，进行经济上的同类恶性竞争，导致地区性行业分工的不合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是应该以经济因素为主导，避免继续使用行政主导的方法。为本来就已经繁复的官僚机构，增加一个重要环节，似乎是一个错误的路向。
将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兵法上，做一个比喻，就像一字长蛇阵的长蛇，首位不能相顾。当中央政府这个龙头，不知道民间的具体疾苦，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的诉求，这个头就难领好了。再加上龙的身子里的地方各级政府，给你个南辕北辙，龙头往左，他往右，其结果就是可想而知。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思路是，第一个将龙头和龙尾相连，变成一个圆形，即由中央政府自己走到民间，绕过所有中间阶层的干扰，自己处理基层的问题，以治理现在的底梁烂的局面。
在这个行政改革路线之争方面，自然会出现两派之争，一是中央继续放权，让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处理这些地方上的事务。这种主张似乎忽视了现在的基层，尤其是县一级发生的民众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事件。例如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官民冲突，不光是省级政府毫无知觉，而且是更下层的市级政府难逃玩忽职守的责任。
另一种思考的方法，则是笔者支持的加强中央权威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在普通民众中的高度威信，强力介入地方的施政弊端。
笔者曾经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各自国家民众的心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美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会一直打到高等法院，讨一个公平的说法。而中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在征地上的利益冲突，不会到地方政府控制的法院里讨个说法，而是会千里迢迢的走到北京，到中央政府那里告御状，而中央政府现在的做法，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着苦主2万5千里长征后，到中南海大门口，击鼓撞钟，显然是一个太被动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