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鼓亮锣,诤友陈毅 与 毛泽东 唇枪舌剑

心有灵犀不言而喻人间事 肚大能容海腾云沉天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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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鼓亮锣,诤友陈毅与毛泽东唇枪舌剑



陈毅与主席堪称君子之交淡如水,肝胆相照映日月! 据说陈毅是党内高层除工作关系外与主席私交【诗交】较多的一位,在董老,剑英,朱总,恩来之上。但公归公私规私, 是诤友而非佞臣。遇有主义之争时,各不相让,直来直去直到水落石出。

陈老总与毛主席的争论有两次最为有名,一次是1929年朱陈二老总罢了主席党代表及军委书记的官且逼走了主席,后来在立三,恩来的公道下,陈毅三请主席回山统领, 另一次就是文革“二月逆流”之际:

1929年

  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1929年5月,朱毛红军打到闽西,好多人还认为朱毛是一个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前委(前敌委员会的简称),毛泽东为书记。接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4日来信,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又指示“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以后机构设置虽然仍有变化,但红四军的决策领导层里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

  1929年2月初,朱毛红军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呢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到底在前委下要不要设军委,争论没有结果。于是采取投票方式来解决。总共41票中,36票表示不设,5票表示要设。最终红四军前委集体通过了取消红四军军委的决定。

  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能够消除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反而使争论更加公开和激烈。这是由于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后引起的。

  6月8日,红四军决定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虽然在会上毛泽东不露声色,但在一周后即6月14日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写了篇7600字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

  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问题。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

  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3个“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也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

  白砂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全力支持,希望他不要离开:“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然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事。”

  在毛泽东给林彪写信的第二天,朱德也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把在白砂会议上表达过的观点展开进行论述。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朱德给林彪的信,都刊登在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3期上,全军将士都能读到。本来红军党组织内部对前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现在于《前委通讯》上公开刊登,上上下下的议论更是沸沸扬扬。

  客观形势的发展,都不是以朱毛争论为转移的。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获胜,随即调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妄想消灭红四军。大敌压境,红四军必须尽快结束党内争论,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如何解决双方的争论,历史重担压在28岁的陈毅身上。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陈毅宣布了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七大”上未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在红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无可避免会发生争论、分歧和经历曲折。陈毅在两位领导人发生分歧时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七大”只开了一天就匆匆落下帷幕。落幕前,通过了一个决议,并进行了前委选举。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关于这些,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说:“这次近乎‘夺权’的会给毛泽东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由中央、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七大”不欢而散,但人散曲未终,分歧依旧,矛盾依旧。红四军是毛泽东一手创建的,但他走了,军委由朱德负责,陈毅则忙于把“七大”决议,毛泽东等给中央的信件,和以前委名义给中央写的《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工作报告》,通过秘密交通送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此时是1929年6月底。

  中共中央对这些文件较为重视,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进行研究和讨论。政治局认为“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错误的,并指出“红军采取比较的‘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绝对不是家长制’,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俗称“八月来信”。但这封信却杳如黄鹤,红四军一直未收到。直到1982年,即信发出的53年后,军事科学院党史部的研究人员在查阅鄂豫皖地区斗争史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原来这封信竟被误认为《中共中央给信阳中心县委转商城县委的指示信》,由专人负责交送河南信阳了。

  毛泽东离开前委后,提出了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新组的前委经过讨论,在留俄名单上增补了毛泽东、江华等人,名单调整后,正式上报中央。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走了,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去的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贺子珍。

  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气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老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闽西,一部分部队离闽西”。朱毛合作已久,配合默契。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

  前委会议后,毛、朱、陈三个分头行动。毛泽东在闽西山沟沟里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

  朱德独挑重担,临时代理前委书记,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功勋卓著。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深为忧虑。所以在攻下上杭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毛泽东继续深入群众,就政治、土地、政权、组织、宣传、工运、妇运、军运、共青团等方面深入调查,指导闽西的地方工作。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觉得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

  

  前委会议后,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敞开胸怀如实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经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由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政治局让陈毅代为起草一份中央决定,再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发出。陈毅思路明晰,下笔极快,很快交给周恩来同志签发。

  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

  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

  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

  1929年10月1日,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行色匆匆回闽西革命根据地。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不折不扣、坦坦荡荡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立即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

  毛泽东回到长汀和朱德、陈毅见面,态度都很客气。陈毅、朱德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领导紧紧握手。

文革时:

【延安整风时,少奇,康生等整人过头,恩来,陈毅等被整,(详情略)】

陈老总同情彭老总。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彭德怀被毛泽东打倒。庐山会议开完之后,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陈毅成为党内第一个登门看望彭德怀的高级领导人,这也间接的表达了陈毅对庐山会议的真实看法。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而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他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并公开表示,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的讲话显然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当他讲完后,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

  庐山会议结束后,就在一片吹捧声中,陈毅却半公开地质疑了林彪。但两人之间的矛盾还不至于公开化。

斥林彪有野心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当时文革已经爆发,在党内已居第二把手的林彪在会议内外大谈刘少奇、邓小平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陈毅对此深感不满。

  有一次,陈毅在和陈丕显、叶飞(上将)等人的聚餐会上不点名的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陈毅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他接着说:“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丕显作为当事人回忆陈毅的表情是“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会议,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抗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纷纷发言责问康生、张春桥等人,。。。。。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是革命几十年、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家!然而,谭震林、李先念说的没有一点夸张。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看到国家搞成这个样子,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余秋里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胳膊)被整成这样,双眼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张春桥、姚文元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连夜到毛泽东那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抽着烟静静的听着,微笑着,他了解这些跟着自己几十年打江山的开国元勋们,此时张、姚心里有些不安,弄不清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当张春桥歪曲陈毅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立时变色恼怒起来,气冲冲地说:
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张、姚这才放下心来,达到了告状的目的。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从军!中央文革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涛请回来再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后把这个事件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全国上下开展了对这些开国元勋的批判斗争,使他们遭受了许多磨难。

【讲话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吆!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说完后退场。康生在会议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批判。】


显而易见,陈毅对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某些做法及文革中放纵林彪是有意见,明确而坚决反对的,此乃主义之争。


陈毅文革演讲:“毛主席林彪没什么了不起”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 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 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 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 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 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 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 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 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 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 ’,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 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在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 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 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 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 账……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 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 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 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 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 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 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们可以跳,我怎么 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 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 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 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1971-9-13之后,主席对“二月逆流”对陈毅等老帅老干部有了反思,悔悟,

1976年1月6日主席让总理,剑英赶到医院向陈毅通报平反“二月逆流”,终使陈老总在殡天之前得以宽慰。

主席1972年1月10日抱病亲临陈毅追悼会,三鞠躬致哀,再次说:“他是好人。”。。。。。。

而今,也许就在此刻   陈毅正与主席品茗谈诗,谈笑我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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