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孙老头

文革前，江苏省教育厅的孙副厅长住在我们院子里1号楼的楼下。在教育厅的厅长中，孙厅长年纪最长，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孙老头”。

孙厅长是江苏灌南人，资格很老，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和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就入党参加了革命。灌南是革命老区，一九二八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孕育了芮杏文、惠浴宇、孙氏叔侄等一大批革命老前辈。

孙厅长在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叛徒出卖入狱，被关押在位于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出卖孙厅长的这个叛徒曾出卖过当时的共产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黄励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被国民党枪杀于南京雨花台，时年二十八岁。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同意释放政治犯。孙厅长被释放后回到老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孙厅长五十年代中在杭州师范学院任院长，后调至江苏省教育厅任副厅长。

孙厅长调任江苏实际上是被贬而来。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浙江省在组织高校领导学习时把彭元帅的万言书发给这些领导们读，文件发下来时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任何背景说明。孙厅长不知就里，认为彭的万言书很有道理，他还在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知就此闯下大祸。当时上海的柯某就用这样的手法害了许多人。江苏的惠省长坚决反对这样做，保护了一批干部。孙厅长调任至江苏，行政上算是平调，但不是教育厅党组成员，政治上不受信任。这对当时就有近三十年党龄的孙厅长来说是一个惩处。

孙厅长十分和善，一付文人模样。他和他那位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远房叔叔性格迥异。孙部长为人豪爽，说话高喉咙大嗓子，杠杠的，一付天塌下来老子顶着的架势。

孙厅长家的客厅里挂了一对长长的条幅，上有鲁迅先生的手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条幅或多或少抒发了主人的情怀。父亲和孙厅长是很好的朋友，周末时常去孙家坐坐，或聊天或谈工作。

文革开始后，社会上的一伙造反派看中了我们院子里临街的1号楼，要占用这栋楼做他们的司令部。当时教育厅的造反派头头，原机关里的两个水电工，居然同意了这伙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令住在1号楼的两位厅长限日搬迁。结果只好大家挤一挤，二楼的王厅长搬进了3号楼，孙厅长搬进了我们居住的2号楼。

六九年初，我们又一次大搬家。这次举院搬进民政厅的一个残废军人收容所，孙家只分到一间房。房间里有一半堆了书，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旧沙发。那一阵孙家的四媳妇小俞生了孩子坐月子，小俞的外婆来帮忙，孙家根本没法住，她们只好住在我们家。好在当时我父母都在干校，姐姐也下乡插队去了，家里勉强可挤得下。

孙厅长身体一直很差，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就是这样六八年他还是去了干校，那时他已是六旬老人。孙厅长干不了农活，只能在伙房帮厨。有一阵，造反派给孙厅长派了个活，让他钳鸭毛，也就是把杀完后粗褪了毛的鸭子身上的细毛全清干净。这对一般人可能很简单，但孙厅长眼睛高度近视，平常要带一千度以上的眼镜，他根本看不清鸭子身上残留的细毛，基本靠手摸着干活。孙厅长平常又不做家务，笨手笨脚地一天只能清干净一只鸭子。那些造反派奚落孙厅长说他清一只鸭子的工钱是六元钱，够他们吃半个月了。孙厅长当时的工资大约是一个月一百八十元。这些造反派够损的。

不知是七几年北京来了一伙造反派找孙厅长搞外调，他们拐弯抹角绕来绕去问些问题。孙厅长发现他们其实只对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到首都反省院向被关押的政治犯作形势报告这件事感兴趣。他们问得很仔细，包括周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和谁谈过话等等。孙厅长敏锐地觉察到这伙人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他们是在搜集整周的材料。孙厅长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说出，这些人不满意，想挖出什么炮弹来。结果那天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大骂孙厅长是叛徒，最后气急败坏地走了。

七四年后，去干校的人基本上都回来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孙厅长在院子里散步。孙厅长很平和，很容易接近，我每次碰上他，他都会过来聊上几句，问问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孙厅长和人聊天有个特点，他很专注，微微笑着看着你，给人感觉你说什么他都爱听，尽管我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也说不出什么一二三来。

文革后期，《红楼梦》成为可以公开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在大批封资修的年代，《红楼梦》居然能畅销热卖，不能不说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起因是七三年底伟大领袖和许司令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伟大领袖问许有没有读过《红楼梦》，许说读过一遍，伟大领袖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我怀疑许司令是在蒙伟大领袖。想想看，五大三粗的许司令手捧《红楼》挑灯夜读，那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面。鲁迅先生说过，一部《红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伟大领袖则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不管伟人们怎么评，怎么看，老百姓能在文革后期那“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读上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实为一大幸事。

有一次孙厅长来我们家串门，看见桌上放了一本《红楼梦》，就拿起来翻看。那阵我正在读《红楼》。说实话，我当时差不多也就是小学五年级语文水平，读《红楼》有一定困难。书中第一回里“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故事我弄不明白，第五回里的一大堆诗词更是读得我头兮昏的，碰到书中这类诗词歌赋我基本上就是跳过去。孙厅长是知识份子出生的干部，我听父亲说过，孙厅长年轻时读过不少书，是个有学问的人。正好孙厅长在这里，我就顺便向他请教。谈起《红楼梦》，孙厅长来了精神。他说，第一回开头的那个故事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噱头，是为了引出《红楼梦》这个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回中的那些诗词歌赋，它们暗示了书中众多人物的故事和结局，一定要细读。接着他从《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开始，讲到[终身误] [枉凝眉]，一直到 [好事终] [收尾.飞鸟各投林]“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解释完后，孙厅长说，你应该去问问你父亲，他的古文要比我强得多。孙厅长的一番点拨让我茅塞顿开，激起了我读《红楼》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在上面花了不少功夫。孙厅长又把书翻到第一回说，这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说着他读起了第一回中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读完后，他合上书，用浓重的灌南口音若有所思地继续念道，“号便是廖，廖便是号（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念罢，仰首大笑。我从来没见孙厅长这么笑过，我无法洞悉老人的内心世界，但感觉到他的笑声中有一种凄凉，一种沧桑，一种无奈。

七五年孙厅长家搬去了汉口路。后来听说孙厅长中风了，虽然救了过来，但面部神经肌肉都麻痹了，说话也不清楚了。还听说孙厅长脾气变得很坏很急躁。七六年春天，孙厅长决定搬回灌南老家去，他家人不同意，因为灌南是一个小县城，医疗条件很差，去灌南意味着放弃治疗。孙厅长当时头脑很清楚，但很固执。他完全清楚去灌南的后果，他热爱那片土地，他要落叶归根。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让我的一个姐姐陪他去孙家和孙厅长道别，那时孙厅长已经非常瘦弱。那天他们两个有着多年友情的老人并没有说多少话，只是长时间默默地坐着。分手时他们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放，他们都知道这次分手意味着什么。孙厅长留下了眼泪，老泪纵横。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对姐姐说，生离死别，生离死别啊。

孙厅长去了灌南后没几个月就去世了，享年六十七岁。他没能看到“四人帮”粉碎和文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