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甫自传第四章：祭祖上坟、过年拜岁和迎神赛会（ 我的童年之二 ）

    
     对童年我记忆较深的，除了钓鱼、钓虾之外，还有儿件事：一是祭祖上坟；二是过年拜岁；三是观看迎神赛会。

     先说祭祖上坟。每逢祖父的生日或忌日（死亡之日），家中必定挂神象、点香烛、做羹饭进行祭拜，不请外客。对于祖父以上的祖先，其生日和忌日的羹饭是各房轮流承担的。比如我的曾祖王之荩、高祖王星斋、五世祖王维嶽，其名下都留有祭田若干亩。其祭事每年由各房子孙轮流当值。轮值者有权收取祭田当年田租，但亦有义务缴纳祭田当年的田赋，负责该祖先当年的生日、忌日做羹饭以及过年祭祖、清明节上坟等一切事务和开支。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家中曾轮值到五世祖王维嶽的祭事，据说要十几年才能轮到一次。在各房轮流掌管的租簿等材料中，我发现有一本家谱。我仔细阅读一番，这才知道“王三盛”的来由。高祖王星斋的祭事，我家每六年轮值一次。曾祖王之荩的祭事，我家每三年轮值一次。

      祖先生日、忌日做羹饭进行祭拜时，按照王家封建的家规，先男后女，先长后幼，挨个叩拜。这规矩使得小男孩要先于老祖母叩拜。祭拜后羹饭也按各房名额分享。一桌羹饭吃八人，只有男丁才可上桌，女丁不能。我因按房头可分配到一个或两个名额，而哥哥王家瑚又在上海读书，所以常常有资格上桌分享羹饭，而别房的一些堂伯叔、堂兄弟却不能上桌共享。

      这里要说一下这些宗族成员的情况。三叔祖王叔平是个乡绅，能设计和监造房屋，并长于培养兰花。听说我家在乡下和城中的两幢房屋，都是他帮助设计和监督建造的，是中西合璧的形式。日伪统治时期，伪县长劳乃心的新宅建在他家隔壁，据说在设计和监工方面也得到他的帮助。后来伪余姚县政府拨款在余姚武胜门附近建造余姚县中的新校舍，他也参加设计和监工，算是为桑梓办了一件好事。他家中种了几百盆兰花，其中不乏名贵品种可以出售牟利。当时在余姚的兰花界，“瑶瑚王氏”的艺兰还是比较闻名的，指的便是王叔平家。王叔平有四个儿子。大儿子一家在外地经商。二儿子小名叫“阿丰”，是个小学教师。据说他有一次去上海，迷恋上一个妓女，花了不少钱。他回余姚后，这个妓女抱着一个婴儿来找他，说婴儿是他所生，要认祖归宗。最后王叔平拿出几千银元，才把妓女和婴儿一起打发离开余姚。这件事以后，阿丰在家中和宗族中就名誉扫地，抬不起头。为怕其他几个儿子有意见，几千银元的花费，算是阿丰向父亲借的，须陆续归还，办法是阿丰帮父亲种兰花，计算劳务费逐步扣抵债务。在宗族中，阿丰也被瞧不起，始终灰溜溜的。三儿子王传统，也是小学教师，为人老实，辛勤执教数十年，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后我回余姚探亲，见他在街上卖棒冰，一问才知道他被划右派并失去教职的事。其时文革后落实政策，许多被错划右派的人已平反。我问他为何不提出申诉，他说他在慈溪的学校被划右派，现人在余姚，形成了双方推诿，两不管的局面。当时我在省教育局工作，与余姚县教育局的干部熟悉，就帮助他申诉。最后得到平反，办了退休手续，可以享受退休教师待遇。四儿子王传宏，长期担任余姚中学的数学教师，也曾教过我的数学课。四叔祖王季卿，生一种叫“大脚疯”的病，腿部肿胀，行走艰难，故长期在家养病。他也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早亡，留下一个没有儿女、孤苦伶仃的寡妇，与我的母亲同病相怜，成为吃素念经的“道友”。二儿子王传纪，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了律师，还在中学兼点课。他教过我的地理课，也是我的老师。我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后来我投考大学法律系，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三儿子王传统，也是一个小学教师，解放后曾带女儿来杭州看我。我陪他们到灵隐寺游览，在饭店吃了一餐饭，餐桌上他大谈与叶老（叶绍钧）通信交往的情况。四儿子王传缨，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中医师，后来在余姚城中的阳明医院工作，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还有大房里的堂叔祖王让亭，他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经商，留下儿媳与孙女王家琳、孙子王家檀、王家荣在余姚老家。王让亭还有一个小老婆，生了女儿王蕙姑。这几个孩子与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我在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同学。王让亭家中封建家规甚严，吃饭时小老婆不能上桌，要站在一旁伺候，端菜盛饭，等到全桌的人吃完，才能吃剩余的东西。自小看了这样的封建家规，我很为那位地位低下的“侍妾”鸣不平。

       祭祖除了生日、忌日做羹饭之外，还有清明节的扫墓上坟。祭品和船只是由轮值的那户子孙准备的。往往到了扫墓那天，几只有篷的大船就等在村前的河埠头，满载男女老幼，驶向祖先的坟墓。这既是一次家族成员的团聚，又是一趟难得的春游，对我等小孩来说是特别兴奋和高兴的。祭品有香烛、纸钱、烧饼、麦果（一种压扁的艾青团子）等物。点烛燃香，挨次祭拜，焚化纸钱，最后将烧饼和麦果分给小孩，包括来扫墓的本家孩子和在旁看热闹的农家孩子。大家都很高兴。 

      再说过年拜岁。每年一到农历十二月下旬，家里就忙着办年货，准备过年。我最喜欢的是家里舂年糕。家中先得准备好几百斤适宜于做年糕的谷子，碾成米，蒸成饭粒，然后放在石臼中，用大杵反复捣舂，慢慢地便舂成年糕团，俗称“舂年糕”。这是一种很吃力的活，精壮汉子舂不了几下便要换班。等到年糕团舂成，便从石臼中拿到案板上，把大的年糕团细分成小团，丢到人们面前。然后每人拿着模具一按，一条年糕便成了形。再将制成的年糕一排横、一排竖地叠成方块形，放在竹簏中阴干。这些工序往往采取流水作业，同时进行。几个人负责蒸饭粒，儿个人负责舂糕团，几个人负责做年糕，每次总需要十余人甚至二十余人。这些人有的是雇来的长工或短工，有的是亲友邻居自动前来帮忙的。我们小孩喜欢在一旁观看，做工的大人高兴，便会给你一个热气腾腾的年糕团，当场尝吃。年糕团除了做成长条的年糕外，还可以制成鸡、鱼、猪头形状的“三牲”。因为祖母和母亲是吃素念佛的，在过年时便用这些来代替真正的“三牲”作祭物。

        孩子对过年最感兴趣的，除了穿新衣、吃美食、放爆竹等等之外，还有向家人和亲戚拜年，拿“压岁钱”、“拜岁钱”。“压岁钱”是祖母和母亲给的，在除夕之夜偷偷放在你的枕头下面，以便大年初一你睁开眼睛便可伸手拿到。钱的数字也较大，是几个银元或一张五元的新钞票。“拜岁钱”是年初向长辈拜岁所得。多时每次得一元或两元，少时每次得两个“双毫”（值两毛钱的银币）。给“双毫”的大抵是疏亲，如堂叔父母、堂舅父母之类。每次过年，我和哥哥总计可获得“压岁钱”、“拜岁钱”各二、三十元，我们也舍不得用，都由母亲存放起来。记得曾用这钱买过爆竹、焰火、哑铃，还曾花五毛钱在地摊上买过一部小字排版的《金瓶梅》。

      在拜年的亲戚中，记忆最深的是“太守房”蒋家。所谓“太守房”，坐落在余姚城东候青门附近，大概是旧时一个当过州郡太守的乡绅建造的宅院，因以得名。这时我的“太外公”（外曾祖父）蒋怀清租用了“太守房”的一部分房屋。蒋怀清字履斋，祖居余姚蒋村，是上海几家钱庄的股东。因避乱迁居上海，又迁居余姚城中“太守房”。１９０３年余姚最早的商会组织“余姚商务公所”成立时，他被推选为首任董事长，当了三年。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蒋佩昭，即我的祖母。大儿子梦兰，二儿子梦桃，三儿子梦凤，四儿子梦熊。梦熊后改名梦麟，成了中国的名人。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我大哥出生时，我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梦桃，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我认为“梦”字不过是一种兄弟之间的排行，有没有真正梦到兰、桃、熊则很难说，我从我的祖母即蒋梦麟的姊姊那里，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做梦的说法。

       在我的记忆中，“太守房”蒋家是一幢楼房，房后有个花厅，我的“太外公”蒋怀清那时就住在花厅里。花厅前面摆放着一排盆景，花厅中间是会客室，室内有八仙桌、椅子、茶几，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右边二间，一间是蒋怀清的卧室，另一间是负责照料老人的女佣住的。左边二间是“花房”，四周装满玻璃窗，阳光满室，是专用于贮放花卉越冬的。我家院子里有两盆白兰花，每到冬天，便寄放到这里，到春天再搬回。花厅后面是一个花园。花园不大，但中间有座假山，假山顶上有石桌石凳，可坐着眺望全园景色。假山旁边有 个养鱼的小池塘。 楼房左边的房间是蒋梦麟的元配夫人孙玉书住的，那时虽说己和蒋梦麟离婚，但仍住在蒋家，蒋怀清仍承认这个媳妇。我小时从母亲和祖母口中得知蒋家的人对蒋梦麟的一种评价，说他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个评价是由于蒋梦麟的离婚再娶引起的。据说蒋怀清竭力反对儿子离婚再娶，认为他抛弃元配夫人就是“不仁、不义”，不遵父命就是“不孝”，至于“不忠”，则大概指他反对满清皇朝和北洋军阀而言。 

       蒋梦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元配夫人生的。大儿仁宇、二儿仁渊、女儿燕华当时都在外地读书或工作，只有小儿子仁浩留在母亲身边。我幼年到“太守房”蒋家拜岁，都是先进“四舅婆”（蒋梦麟的元配夫人）的边门，再到太外公蒋怀清住的花厅。四舅婆是个胖女人，长得颇粗俗，看到她常会想到她与蒋梦麟不相配，如果不离婚，蒋梦麟怎能带着这样的夫人出入交际场合？不过四舅婆对我们小孩子很好，每次去拜岁，总有好的糕点糖果招待，拜岁钱也颇丰厚，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小舅舅仁浩大我几岁，人长得瘦小，常戴一顶绒线帽，很顽皮，常逗着我玩耍，成为我的玩伴。

      蒋怀清在日军占领余挑期间，避居姚南农村“三溪口”他的孙女婿赵宇椿的一个庄园里。赵宇椿是当时浙东有名的企业家，曾在宁波开办“如生罐头厂”，中年丧妻，娶蒋怀清的孙女、蒋梦桃的女儿蒋黛侠为“填房”（后妻）。蒋黛侠毕业于艺专，是个不知名的女画家。赵宇椿一家曾租住我家余姚城中住宅的一半房子，成为我家的邻居，彼此过从甚密。我叫蒋黛侠为“老姑娘”，?叫赵宇椿为“老姑爷”，看过女画家的亲笔挥毫，向他家借阅过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从西汉、东汉直到民国，差不多有五、六十本书，我看得津津有味，这助长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还有一家亲戚对我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是余姚县湖堤乡的我的外婆家。我的外祖父戚翰臣是清朝的翰林，曾在北京做过小京官，中年早逝。我的外婆则活到九十多岁才逝世。我的母亲戚淑贞是惟一的女儿。她有三个弟弟，二弟乃敏、三弟乃聪都在上海的钱庄任职，大弟乃焕则在家乡守着几百亩田产当地主。我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到湖堤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两个表弟戚兆璋 和戚兆琪 ，还有大院子里戚氏宗族其他住户的孩子，都成了我的玩伴。我不仅玩得有趣，还跟着戚家的大人、小孩学会了叉麻将、打扑克、推牌九等玩意，而这些赌博工具和赌博行为在我们王氏宗族中是看不到的，也可以说是被禁止的。当然戚家的小孩叉麻将、打扑克、推牌九是玩玩的，从不赌钱，所以仍是一种娱乐和消遣行为。戚家的大人打牌则赌钱，但输赢也很小，多半打的是几元钱一底的小麻将，输赢不过几元钱，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消遣。有时叉麻将抽了“头钱”，就派人到街上去买一笼新出笼的“印糕”供大家分亨。那“印糕”是一种方形的米粉糕，中间有个园心，充满紫褐香甜的豆沙馅，大人、小孩都爱吃。大人打牌时我们小孩在旁边看牌，很有吸引力的是为了等吃那香甜可口的“印糕”。 

       湖堤乡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迎神赛会、迎龙祈雨等热闹场面。湖堤乡地处姚北海滨，每逢一定节日，信徒们便会抬着某位尊神（诸如“东岳大帝”、“关圣帝君”、“天医神” 、 “瘟神”、“观音菩萨”、“天妃娘娘”等）的神象到四乡巡游，这便是迎神赛会。每逢老天久旱不雨，农民们也会抬着“龙王”神像迎龙祈雨。这些迎神活动往往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有神轿、禁牌、令旗、掌扇、背印、对锣、提炉、巡灯、火铳、炮担等仪仗，有大纛旗、抬阁、鼓亭、纱船等杠头，有踩高跷、耍镗叉、甩酒甏、掷彩瓶、跳无常以及舞龙、舞狮等民间杂耍。迎神队伍经过的村庄或宽阔街口，都要设神桌供奉福礼。而迎神队伍也会在此表演一番，以示报答。我的外婆家紧靠一块大晒场，设有神桌，于是经常可以看到迎神队伍在晒场上盘阵、放铳、舞龙、舞狮、跳无常、耍镗叉等表演节目。我在童年时喜欢到外婆家作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表演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