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最后半年，我来到北大的生命中心做毕业论文。那时候的生命中心是全国同行业中设备最好的，除了国家拨款，还有许多大型生物制药公司赞助。
当时，实验室里有几个课题，一个是从孕妇尿里提取一种可以抗衰老的激素——人体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还有少部分蚓激酶抗凝血实验，再有就是博士生小潘的金属硫蛋白课题，剩下的一大块就是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研究。
我跟的是北大著名的蛋白质工程专家茹炳根教授。我们几个毕业生的课题都是提取胰蛋白酶抑制剂，但是每个人又是从不同物质里提取。小易是从鸡蛋清里提，小成是从利马豆里提，我是从牛内脏里提。
每天早上，我就要穿过尿骚味儿很重的走廊，来到楼下的大型离心机室，从一个大塑料桶里捞出一大坨牛内脏，称重之后，用剪刀剪碎了，再用打碎机打碎，用硅藻土搅拌，再放进离心机里离心。把上清液先用离子交换柱粗提，再换亲合层析柱纯化，最后再用电泳和高压液相色谱（HPLC）测纯度。一个实验下来，要用很多个星期才能完成。
尽管茹老师要求严格，他也非常相信学生。平时不太跟在我们后面监督，而是让高年级的研究生小成和小军管着。于是，我们几个人平时有什么问题，都去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性格正好相反。小军是火爆脾气，有一点小事就要发泄出来。有一次他心情不好，一脚踢了一个摆在地上的玻璃量筒，结果后面还有好几个量筒，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都摔碎了。他被实验员杨阿姨狠狠地骂了一顿。小成则说话做事都慢条斯理的。有时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讲给你讲一堂课。不过他也很细心，很关心人。有一次，我实验做砸了，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带我出去吃了个冰淇淋，安慰我半天，晚上还陪我补了实验。做完实验，他还和我去未名湖畔散步，他给我讲他一个外地人在北京奋斗有多么不容易，我听着觉得很惭愧，自己为那么一点事难过，真是太不值得了。
生命中心虽然条件好，但是这么多学生一起做实验，仪器也是用抢的，来晚了的人只好在后面排队，甚至还要夜里加班。离心机，蛋白质检测仪，电泳仪，分光光度计。。。。。。什么都要抢在别人前面预定好。而HPLC只有一台，队更是排到几天都轮不上。并且，这个仪器很贵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用，非得等专家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其指导下使用。小成对此极为不满，每次轮到我做HPLC。他就说：“不如上你妈那里去做吧！”那时，我妈妈的单位和茹老师的实验室有些课题上的合作。而我也就近水楼台地常往那里跑。小成带着我来到我妈的单位，轻车熟路地找到有HPLC的实验室，那里的人都和他很熟，看样子他是常来的。我们就这样，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我们的样品注入色谱柱子，在坐标图上画出了一个尖峰。小成得意地对我说：“你看，这里多好，又安静，有没人和我们抢。”
其实除了仪器紧张之外，在这里做实验还是相当舒服的。别的不说，实验室里有专门的实验员为我们配常用的试剂，而且帮我们刷试管烧杯等器皿。那个实验员姓杨，我们都叫她“杨阿姨”。这听起来像是叫保姆。有了她，我们可真是省心多了。除非特别精细的溶液，很常见的缓冲液，只要跟杨阿姨讲一声，她很快就给配好了。做完实验的东西，往水池子里一丢就完事了。杨阿姨肯定会用洗涤剂刷干净，再用去离子水冲3遍，放在试管架上晾干。当时我们用的取样器的笔头很贵，都是进口的。在国外，这种笔头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了。但是那时我们还要用完了洗洗干净再接着用。那么多笔头，洗起来很麻烦。杨阿姨就请学校附近的铁匠打了一个铁皮盒子，一面是封闭的，一面上面有很多尖尖的突起，尖头是开放的，盒子旁边有个接头，可以接上一条皮管子。把这个盒子和水龙头连起来，一开水管，靠水的压力，尖头处就会像喷泉一样喷出水。把笔尖套在尖头上，就可以一次冲洗很多笔尖了。我至今都很怀念杨阿姨的这个小发明。
因为每个人都要用很多去离子水，实验室的去离子水箱总是很快就空了，可是谁也不愿意去打水。因为打水的地方离实验室很远。杨阿姨就想了个法子，让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值日。她排了个时间表，轮到谁，谁就去打水。当然，排这个时间表不容易，因为有人要上午上课，下午才来实验室，有人一星期只有某几天才来，还有人轮到时也不一定露面。比如刚保送研究生的小民，每天忙着准备出国，很少出现在实验室里。杨阿姨排时间时都要照顾到这些。大家都说，排这张日程表，都快赶上做一道GRE的逻辑题了。在做论文的日子里，我可没少像老农民一样，和同学们一起用扁担抬水呢！
在茹老师和各位同学们的努力下，我们都顺利完成了论文。我的论文还得了“优”。我们当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出国了。后来在美国，我再次碰到了小民。这位某省前高考状元，在斯坦福大学读完博士后，没有做博士后，也没有找工作，而是直接创业开公司了。他告诉我，茹老师也来美国访问了，可惜我知道消息太晚，没能见上一面。我很想告诉他，在生命中心做论文的这段经历决定了我的一生。后来的日子里，我学过的那些实验技能都成了我谋生的手段。
几年以后，北大出了那个著名的“抄袭门”事件。主角正是当年和我一个实验室的博士生小潘。我很惊讶，因为认识当事人，并且其中受牵扯的人中也有不少是我的熟人。到现在我还为小潘叫屈，他不过是英文不够好，在文字上抄了那位著名金属硫蛋白专家的论文，实验数据还是自己的。这比很多连数据都照抄，甚至做假的人强太多了。但是抄袭就是抄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个事件导致著名海归人士，北大的副校长，生命科学院的院长陈章良离开了北大。北大只是让小潘离职，并没有给他很严厉的处分。小潘后来去了深圳某家生物公司当了顾问。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北大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动。我认识的那些老师都退休了。最近听说北大很多著名建筑都拆掉了。不知生命中心还能不能留住。幸好我出国以前，在那里拍了照片。今后还能凭着老照片，回忆这段做论文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