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中国教会与专制暴政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二十世纪是人类暴政空前惨烈的时期。斯大林、毛泽东、布尔伯特这些专制恶魔，在和平时期用各种手段和借口残杀了千千万万的和平居民。尤其是中国，更是面对五千多年的专制传统，要抵挡、消除各种各样的暴政的侵扰仍然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核心社会问题之一。
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是抵挡各种专制与暴政的利器，而背离圣经基本原则则容易蜕化为各种暴政的鹰犬。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教会就成为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的走卒。苏恩培先生在为德国殉道士潘霍华所著《追随基督》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强调说：“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带着地狱的味道，要把上帝赶出历史之外，要完全用人的意志创造历史。”[1]像希特勒这样的暴君当然是当然是邪恶的，但是，很多敬虔派基督徒主动放弃上帝所赐给自己的承受并治理世界的长子权，把治理的权柄拱手送给魔鬼，这岂不更邪恶吗？他们不仅任凭世界黑暗、腐败，并且大骂世界的黑暗、败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分别为圣。加尔文主张，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威斯理强调，世界就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任凭我们的修道院成为垃圾场，任凭我们的牧场成为荒场，不反省自己没有尽管家的责任，反倒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求上帝快快把自己接走，盼望耶稣基督快来，这岂不是耶稣基督所责备的又恶又懒的仆人吗？！
其实，之所以有尼布甲尼撒、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屠夫民贼，他们固然要为自己的邪恶承担责任，但追本溯源，主要原因岂不是因为上帝的子民本身离经叛道吗？当初以色列人罗落在巴比伦暴政之下，上帝明确藉着先知耶利米象他们显明其中的原委：“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从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各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直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地。你们在哪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 16 ： 11-13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上帝则被以色列人“离弃”他，这几种体现在三大方面：首先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因此，以色列人的问题并不是无神论，他们仍然是有神论者；他们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参加侍奉和敬拜，因为他们仍然“侍奉敬拜”。他们的问题的根本和体现就是不遵从上帝的律法！当我们不遵从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不管我们如何敬拜上帝，我们都已经不再是敬拜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因为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赛 33 ： 22 ）。否认在自然界和道德界设立律法的上帝，不管我们如何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所敬拜的都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第二，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当以色列人不遵从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法则和标准了，他们仍然有自己的法则和标准，这法则和标准却是来自他们“自己顽梗的恶心”！第三，当他们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行恶”。第四，他们虽然不遵从上帝的律法，但上帝的律法仍然是有效的，上帝仍然按照他自己的律法来审判他们的恶行。所以先知但以理在祷告中见证说：“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 …… 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但 9 ： 11-13 ）。在上帝所降下的灾祸中，最大的灾祸当然就是专制与暴政之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一直处于反律主义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必须重新认识上帝和上帝的律法。
谈及专制和暴政，上帝在圣经中首先责备的并不是那些不信上帝的暴君，而是那些归在上帝名下，却不遵行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所谓的上帝的子民：“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作掠物，无人拯救，作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争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赛 43 ： 18-25 ）。此处上帝所责备的是他的仆人和使者，甚至称他们是“眼瞎的”！在另外一段经文中，上帝甚至用更重的称呼来直陈以色列的牧者：“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赛 56 ： 10-11 ）。真是因为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野兽来吞吃百姓：“田野的诸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诸兽也要如此”（赛 56 ： 9 ）。基督教会在中国宣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然而却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不仅没有改变，很多教会甚至直接向专制与暴君摇尾乞怜，希望靠着不信上帝的外邦政权和君王的怜悯来维持教会的存续。教会固然要竭力寻求与人和睦，也包括与专制和暴君和平相处。但这种和平相处并不是无条件的，从消极角度说，在根本问题上，当专制与暴君的法律和政策不合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坚持上帝的律法（徒4：19）。从积极角度而言，我们当努力用上帝所启示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来取代那些具有压迫性、歧视性的恶法。因此，福音派神学家布鲁赫在谈及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强调说：“向上帝忠诚并不是卑躬屈膝地顺服暴君的意志，而是顺服慈爱的天父的带领。”[2] 他甚至明确地指出：“作为基督的大使，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上帝的法律带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至关重要的道德问题。作为关心国家的公民，我们当通过各种法律手段把上帝的诫命施行出来，从而确保在我们国家中有更大程度的公义存在，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3]
[1]苏恩培：“代序”，引自派霍华：《追随基督》，邓肇明、古乐人译（香港：道声出版社， 2002 ）， 1 页。
[2] Donald G. Bloesch,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p. 142. “Against both heteronomy and autonomy, biblical faith upholds theonomy, in which man and woman are joined together in service of the living God. Faithfulness to God means not servile subjection to the will of a tyrant but following the lead of a loving Father.”
[3] Donald G. Bloesch,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p. 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