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所著的《「红旗」十年》（明镜出版），以他自己在中共头号党刊《红旗》工作的亲历，详叙了整个八十年代冲击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发端，以及《红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对一些大事件的记录，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勾勒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斗争脉络。
本文摘自《「红旗」十年》一节，记述了《红旗》杂志社“整党和清污”的故事：
从中央党校结束学习归来，我面临着两个政治任务：整党和清污。
这时是一九八四年。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情况，远比现在要好；但是，腐败的苗头已经相当严重了。干部的关系学，以权谋私，和党内一批僵化的反对改革的势力（《红旗》应当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阵地），都亟需整顿。“四人帮“的馀党或称不上馀党的残渣馀孽，埋伏在我们党内也是一个祸害。把这些势力彻底清洗出去，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定团结。
但是，正如鲁迅讲的，中国是个染缸（柏杨称之为酱缸），什麽好事到了这＿?ㄦ|变味变质，搞得面目全非。《红旗》的整党，无非也是照例把好事放到染缸＿?V上一染，达到了“咸与维新”的目的。
对於不正之风，机关的干部并不是没有看法的。社会上的问题且不说，就说本机关。
熊复为什麽一人有三辆小车
首先一条就是作为总编辑的熊复就没有带好头。有人提出：他为什麽一个人竟占有三辆小汽车。这一下当然触及了禁区，引起了振怒。群众被党委训斥说：这是工作需要嘛！差一点没有使上“别有用心”这个词。只是说应当警惕别迷失了整党的大方向。问题上纲上线到这个地步，别的问题如花了好几万（一说十几万）为江云装修他的四合院，林肖硖不务正业地整天坐着小汽车四处串门消磨日子，还有某些编委带着老婆、女儿用公家的小汽车去跳舞到深更半夜等等之类，当然更说不上什麽问题了。反正是“社会主义”的，是“全民所有制”的，谁有权就去挖社会主义墙脚。谋私利吧！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会议室＿?雅隋陬＿地“清除精神污染”，批评这个、那个人（往往一点就是几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所谓“工作需要”三辆小汽车，我略有了解。有一次，熊复让我这位文艺部的负责人、作家陪他去首都医院探望病中的丁玲，坐的是红旗牌。可以想见，在医院门口一大堆杂牌汽车中，红旗牌小汽车的首长身份当然格外触目。相反，如果去中央首长那＿??u作，求人情，那当然得坐一辆让首长得出艰苦?素印象的上海牌。而同老友们聚会，崭新的皇冠（那时还没有宾士）则是一种权力正在上升因而不断更新小车的标志。舍弃哪一辆都不合适。至於小编辑们为了组稿得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那就“克服克服”吧！
整党如此开场，谁都明白，这将会是一场戏。
《红旗》发号施令，天下大乱
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红旗》在“文革”中坏事干尽，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这批坏人都曾先后当过总编辑、副总编辑或没有这种名义却有这种实权的官员，通过《红旗》发号施令，搞得天下大乱。这笔帐，在粉碎“四人帮”后，已经清理过不止一次。好些头面人物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查清并做了结论。但是，问题是那些非头面人物，其中不少又并非等?之辈却平安无事。这些人，大部分是省＿?漱j批判组拔来的尖子，在省＿?饨s过不少有份量的、被姚文元之流赏识的大批判文章，调来《红旗》后更立过不少“功勋”。但是，由於种种原因，这些人不仅没有得到清理，而且还陆续被升官，当了室主任或编委或即将予以重用。民愤极大的王积业的问题我不了解。可原文艺部一些人的问题我却略有所闻：从内蒙调来的孙士杰，曾经是在人民大会堂就内蒙革委会组成问题同周恩来谈判的一派头头，可见当年的架势；作为清查重点文章的好几篇文章，包括来自他的老巢内蒙写作组“洪源”写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都是由孙士杰组织来并大力修改过的。此人在文艺部中极不安分，千方百计把内蒙来的根本不够水平的稿子硬要挤上去，而且公然以支部书记代表党、必须领导一切的名义同柯蓝争权。文艺部的人都认为此人“阴”得很。还有一位何望贤，他除了作为编辑参与了一些“文革”大批判文章的炮制外，还干了一件绝不能原谅的坏事：周恩来逝世后，社＿???ЛF了姚文元关於极力缩小宣传、连遗像也不准在《红旗》登的“指示”。本来，作为一般编辑，何望贤听过传达并无向下传达的义务和权力。但是，此人有一种自我膨胀、唯恐别人觉得他地位不显着的嗜好。在没有任何人布置他这样做的情况下，他把河南（他是从河南调来的）一些人召到北京，传达了姚文元的这一“重要指示”。这已不是一般地执行了错误的指示而是主动作恶。还有一位陈展超，此人是老《红旗》即在“文革“前已在编辑部工作的。由於得到王、关、戚的赏识，他是中央文革用《红旗》记者名义派驻上海的联络员。在当时，老《红旗》而得到重用的不多，而达到这种身份更非同凡响：全《红旗》只有他一人有这种头衔。因此他也甚以为荣，没少在我们面前吹嘘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绘声绘色地描述王洪文如何在武斗中把对立面和反对张春桥的“反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并暗示他如何经常向陈伯达、张春桥汇报上海的动态并得到他们的重视……
《「红旗」十年》作者以自己在中国头号党刊「红旗」工作的亲历，详叙了整个八十年代冲击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事件的发端，以及「红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对一些大事件的记录，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勾勒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斗争脉络。
照理说，这些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根本来不及清理的人和事，应当在这次整党中清理。当时孙士杰已调离文艺部，陈展超也不是我这一编辑室的人，剩下的是何望贤。在谈到如何整党的时候，党委书记周国全把何望贤的有关情况告诉我（我兼任支部书记），也说要清理。他说，粉碎“四人帮”后，河南不少人写来揭发材料。由於何望贤犯的不是一般执行任务中的错误，曾要他交代问题。他却借心脏病（此人也确有心脏病）为由在家＿婺＿了几个月，一直等到风头过去。这回，还得提防他这一手。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转达党委的意见，要求何望贤在整党中检讨自己“文革”中的错误时，何望贤马上脸红脖子粗地跳了起来，说我存心整他。我马上严正地指出：这是党委的决定，听与不听，一切后果由他自负！而且我还指出，你何望贤犯的错误是主动干的、谁也没有布置你那样做。希望你好好从中总结教训，不要重犯类似错误。我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从外面已不止一次有人反映，何望贤在外面开会或会客的时候，常常以文艺部负责人（有时乾脆称部主任）的身份出现，向人发号施令，给人以“首长”的印象，说明此人那种官迷心窍的积习相当严重。
经我那麽一说，何望贤自知理亏，自我解脱说：“我并不是说你，你对我是友好的，爱护我的。我只是感觉到有个别人跟我过不去。”我也不为已甚，既然他认了错，就不再穷追猛打了。
谁知人家有的是办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熊复找我去谈工作，正事谈完后，说：“何望贤前天来我这＿?G唠叨叨讲了一个下午，一肚子委屈，说河南的人冤枉他，把我搞得腻味透了。考虑到他的病，他的问题，不检查就不检查吧！反正就是那麽回事，众所周知的。”
我说：“这是党委布置我的任务。既然领导上认为可以不要他谈，那当然可以。”
於是，何望贤就这样过关了。
那麽，整谁呢？只能是整那些浮在面上的“死老虎”。在我们这个室＿堙A一个是许健生，一个是王广宇。
许健生在“文革”中由於哪一派也不沾又有一定的能力和水平，因而被姚文元看中，指定为杂志社编辑小组的主要召集人，相当於总编辑或第一副总编辑。任何人，只要处在这个岗位上，必然得执行姚文元的“指示”，干出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坏事、错事。“四人帮”垮?后，许健生被整了好几年，其中还有一些人（如王积业）故意制造混乱给他捏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八月，才给他一个“审查结论”，最后一段说：
许健生同志在主持《红旗》日常编务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经过审查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许健生同志对所犯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态度是好的。为此，党委决定结束审查，分配工作。
许键生被分配到科教部当编辑，科教部合并到文艺部，许健生也顺理成章地并了进来。
李友滨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
我同许健生是老相识，都是一九六一年从省＿堙]他从安徽）调来的，曾经共住一座四合院，对他有一定了解。他不是坏人，只是因为怕事，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模棱两可，不介入哪一派。这使他得以成为姚文元的代理人，同时也使他在执行时缺乏太多的“创造性”，这反而保护了他，使他谈不上有哪些了不得的属於阴谋性质的错误。经过几年的审查，他更是锐气丧尽，除了完成领导交给他的组稿、写稿、改稿任务外，埋头读书，对政治不闻不问，也不写什麽。作为朋友，我曾劝他别因此一蹶不振，总得写点自己的东西才好嘛。他知道我出於好意，但不为所动，经常捧着苏东坡、郑板桥来消磨日子，决心与世无争地安度离休前这最后几年。
但是，恰好又碰到一位李友滨当领导，这就难免不发生矛盾。许健生具体分工管教育。有一次，教育组的几个人拟了一个题目，推举许健生起草。文章起草后，李友滨认为不行，自己另写了一篇，然后让大家讨论。不识趣的编辑们一致认为，许健生的稿子比李友滨那篇好。李友滨勃然大怒，宣布散会。许健生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地拉扯进来，非常被动，於是马上声明，坚决撤回自己那篇稿子，绝对不同意上版面。尽管如此，积怨却由此产生了。不久之后，李友滨借一个极小的由头，说许健生这个“小小的编辑”竟敢不服从他这位室主任的领导，把许健生教训了一顿。从来不曾发过火的许健生被激怒得大声地在办公室＿?P李友滨吵了起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领导”，搞得编辑室的许多人进来围观，一时传为笑谈。
现在，既然有了题目，李友滨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当然设法大做文章。对待王广宇，宁“左”勿右的李友滨同样如此。其实，王广宇当时只不过是戚本禹手下的一个做具体工作的人，执行过戚本禹的一些命令（当然不少是极错误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但是，他同样是一个毫无创造发明的执行者。何况，仅仅因为他在戚本禹手下干了将近一年工作，他已经在牢狱＿??L八年！他的脑子已经因为长年坐牢而变得迟钝，多少丧失了搞编辑工作的能力。
对这样的人，怎麽忍心整得下手呢？
但是，也许是为了怕别人说“右倾”（据说也确有人告状），更可能还有人想借这个机会立功，专案组和李友滨等人曾经一度想把他们弄成“三种人”。假如此案成立，那结果将是开除党籍，调离北京。我当然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尽管我属於少数，但我仍然说：“这两位同志确有错误；但是，他们犯的错误，是任何人处在这个岗位时都可能甚至可以说必然要犯的。我当时是被整者，许健生得势时也做过一些很不够朋友因而让我讨厌的事；但是，我不主张报复。我觉得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他们，鼓励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有勇气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把他们也算成‘三种人’是难以服人的！”
后来，尽管“三种人”的结论做不成了，李友滨又仍然要在审查结论里加上一些不实在的、过重的词句。王广宇对此极为不满。我也表示不能那样说。最后做出的是一个折衷的、双方都不大满意的方案，王广宇坚决拒绝在结论上签字。
而王积业、陈展超呢，在这之后不久，其中一位当了出版社的副社长，一位当了党委副书记然后又是总编室主任！仅仅是确实太露骨的三种人林杰和胡锡涛被开除党籍，一个到了河北，一个去了武汉。
至於“清污”，在我们这位李主任的领导下，更成为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清污”:哭笑不得的闹剧
由於有了《苦恋事件》，在以熊复、林肖硖为首的编委会若干成员看来，我当然“污”得相当严重，必须清理清理。但是，既然我是编辑室副主任，加上对我的具体情况（诸如我在外面发表过哪些文章和讲演，和哪些“污染”分子有来往等等）并无具体了解，熊复并没有就我的“污染”问题找我谈过话，即使在室主任会议上，也不曾指名道姓地谈到我的问题。他们把它交给我的直接领导人李友滨来执行。这就注定要闹出许多笑话。
他当然首先提到文艺部“反对批判《苦恋》”的问题。我马上找来胡耀邦当时关於这个问题谈话的记录稿边读边解释给他听。我说：当时胡耀邦已经批评了这种不正当的做法。我完全拥护耀邦的意见。我认为如果《红旗》慎重些，迟发或不发远方的文章可能会效果更好些；当我的建议被总编辑否决之后，我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怎麽能说是“反对批判《苦恋》”呢？
关於“无为而治”问题，我更是拒绝作任何检查。我说，这是柯蓝时期组织来的稿。就稿论稿，王若望在这篇文章中并无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意思（至於他在别处如何说那是另一回事）。“无为而治”是陈毅提出来的。栾保俊（亦木）在批评“无为而治”的时候把陈毅也批了，说他“考虑欠周”，这是我无法同意的。亦木批“无为而治”，必须把王若望如何歪曲陈毅的意思讲清楚，而不能把陈毅拉在一块批。这样做，广大读者是无法忍受的。
“你认为王若望有没有歪曲陈毅呢？”
“我只看过王若望在《红旗》发表的文章，他在别处作的反对党领导文艺的演讲和文章，我没有看到过。”
李友滨掌握的“问题”本来就不多，加上他对文艺和文艺界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别人提供给他的“问题”不难驳倒。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室主任，哪能相信无法抓住我的辫子？他竟冒冒失失地说：“这几年，咱们文艺方面固然发表过一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好文章，可是，从发表王若望以及他这一类人的文章看，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方面，总会有些缺点、错误可以检查的吧？”
这不是送上门来了？我说：“当然不能说《红旗》发表的篇篇都是好文章。反映不一，有人叫好的，就会有人骂街。例如这次发表的关於清污的评论，虽然不是我们室写的，但是外面的人却总以为是我们写的，意见很大，认为它把清污扩大化了。这类问题，我们室当然用不着检查，但应当引为教训。至於你讲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等，这些提法，早几年中央领导同志就讲过，这种提法不妥当，不准确，起了不良效果……”
李主任显然不相信竟有这种“异端邪说”，马上追问：“有这样的讲话？是哪位领导人的讲话？”
我手头上刚好有胡乔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次关於文艺与政治谈话的记录稿，我把其中一些段落念给他听：
我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政治）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马、恩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着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於政治的根据。……齐白石的白菜，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吴作人的骆驼，你不能说这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我们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的文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使大量的事实和文艺现象无法解释。……
（“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个口号，是经不起检验的（小平插话：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毛主席对於他欣赏的作品，从未这样讲过。比如他喜欢三李，不管李白、李贺、李商隐，都很难说是政治第一。历史上任何一家一派，都没有用政治第一的标准来写文学史。
这种对文艺创作为何物一窍不通的人有一个特点：唯上、唯书，胡乔木这样讲，邓小平还插话赞成，可真地使他漏了巨窃。但是，这种人永远不会服输，他提出：“无论如何，老雷那篇关於双百方针的文章是有问题，得让他检查检查。”
雷声宏是文艺部的一位编辑，从天津大批判组调来的。一九八０年我回《红旗》不久，他交了一篇《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吗？》给柯蓝，希望能在《红旗》发表。当时文艺部内部的勾心斗角相当严重。首先是柯蓝很不愿意下面的人有文章在《红旗》发表，因为那会衬出他的无能（他根本无法写出一篇千把字的理论文章），而其馀的起码两个自以为是文艺部副主任的候补者当然也不愿意雷声宏的文章能够发表。再加上文章提出的又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因此，他们谁也不愿意表示同意发表。柯蓝照例把这个难题交给我处理。
我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恰恰太不尖锐。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提出过。说百家争鸣只是两家，即只有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当然不对。事实上，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都各有不止一家。何况，更不能把封建主义这个大家族忘掉。此外，还有一些没有阶级性的学术问题，归到哪一家去也不适当。雷声宏的文章只不过重复了一些众所周知（当然象李友滨这样的人却一无所知的也有）的道理，不深不透，又考虑到不要伤害雷声宏的积极性（此人一年难得写出一篇文章，他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我把它推荐到《红旗．内部文稿》去，建议他们发表。
文章在《内部文稿》发表后，雷声宏又通过他在《人民日报》的关系在文艺评论上发表了。这一来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红旗》是个派系林立、讲?话的人繁衍得特别茂盛的所在。於是有人放出空气说，文艺部把一篇好文章“枪毙”了。我知道这是冲柯蓝来的。柯蓝紧张了一阵，这股风就自然平息了。
谁知，到了清污，这却成了个问题。李主任认为，百家争鸣就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个提法正确，怎能说错了呢？何况，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毛主席，还能不是污染吗？还不应检查吗？
这显然是谬论。我在文艺部＿?????F然而事情却很使人失望。雷声宏是当事人，在李主任的压力下，他不敢为自己辩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支部委员的陆荣椿，一半由於唯上，一半由於糊涂，竟在李主任面前表示“检查一下也好”。这就使我在领导小组中处於孤立地位。我又去找何望贤，希望他主持公道，讲几句支援雷声宏的话。可以看出，何望贤是明白人，他也认为雷声宏的文章没有错。但是，事情是很复杂的。首先雷声巨集和何望贤的关系极不好，常常在我面前互揭老底；何况，何望贤干嘛要得罪李主任呢？面对着我的陈说，何望贤始终不肯说一个“是”字，也不肯说一个“非”字。多年的运动，培养出这样一种人来，不可谓不是一种悲哀。
我的处境极为难。尽管我同雷声宏谈不上“死党”，但是，身为支部书记和主管文艺的副主任，我得对同志负责呀！怎麽能逼一个没有错误的同志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但是，搞得不好，右倾、包庇的罪名也是不好受的。何况我已看出，李友滨很不喜欢我这样一位不服贴的助手。
但是，毕竟挨整过三十年，经历过不少运动，我有点看化了。在一次室领导和支委会的联席会议上，当李友滨又一次提出雷声宏必须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课时，我问：
“这是编委会的指示吗？”
“不是。”
“是党委的决定？”
“不是。”
“那是怎麽回事呢？”
“虽然那不是上头的意见；但是，既然有同志提出来了，就检查一下嘛。”
“这个问题，好象很难同精神污染挂上钩。”
“不属污染问题，属认识问题。两家争鸣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正确观点，反对他，有必要认识一下。”
我据理驳斥了这一套。李友滨不高兴了：“不叫检查，讨论一下、认识一下总可以吧？对毛主席的论点有不同看法，按照党章规定，可以向党组织反映，不应当在报纸上公开批评。”
时在一九八四年，一位党中央理论刊物的部主任竟把这一条搬了出来，我还能说什麽呢？我决定打迂回战。
经过摸底，我终於查明，打雷声宏这篇文章的小报告的，不是别人，乃是编辑室＿?@位二百五型的根本没人瞧得起的陈高钦。
此人是一位调干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据他的同学介绍，他在大学时几乎没有一门课程能达到及格水平，全靠大家帮忙（枪替、作弊）和老师的宽容（不宽容也无法可施）他才勉强毕了业。这个人的专长是搞关系和打小报告。尽管狗屁不通，他却有本事找到廖承志、郝建秀这些中央领导人，和林巧稚、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家，而且对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如数家珍。
我们曾开玩笑说，只要交给他任务，邓小平、胡耀邦家＿?L也照样可以进去。但是他也往往因此捅出不少漏子。例如他竟能找到廖承志请他谈中日友好船事件，气得廖承志打电话到编辑部提出抗议。他还能通知郝建秀让她布置下面学习《红旗》上的某一篇“重要文章”。看来是一个神经极不正常的人。我们本来不肯要他；但是无处可塞，又终於只好让他在我们这个编辑室。奇妙的是，这样的人竟得到了李友滨的赏识。他提供的一条材料（同时他提供了哲史室另一位编辑的材料）竟然让李友滨深信不疑，真是匪夷所思！
摸到这个底，而且知道编委会确实不知道有雷声宏这个问题更没有为此做出什麽决定，我决定让第一副总编王忍之知道并干预这件事。办法是：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仍在书记处研究室的丁振海，让他把我的看法（当然同时也是丁振海的看法）向王忍之反映，要求他出面干预这场胡闹。果然，过了几天，一天夜里王忍之从家＿?捶?q话，谈了几件事（包括设法调丁振海到《红旗》）之后，似乎没头没脑地对我说：“雷声宏那篇文章，不要让他检讨了。我已经让周国全告诉了李友滨。你不用管就行了。”
我明白王忍之的意思：为了顾全李友滨的面子，我不必再提雷声宏的事。李友滨已经间接由周国全那儿得到了王忍之关於不必让雷声宏检讨的指示。
李友滨当然心中有数。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在一次编委会、党委会汇报整党问题的时候，李友滨列举了室内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仍不肯不把雷声宏的问题列入其中。但是，编委会和党委的领导人都不予理会，也即是等於否决了这件事。
两天后，终於获得解放的雷声宏告诉我，李友滨找他谈话了。说，文章的事，看你本人的态度，愿意谈就谈几句，党是欢迎的；如果一时想不通，不谈也可以。反正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这显然是为自己找?阶。
通过一连串的这些瞎胡闹、瞎指挥，王忍之、苏星、马仲扬这些编辑部的领导人发现，作为一个编辑室主任，李友滨根本不可能起好作用。於是下决心把他调离。由我来担任室主任。但是，按照中国的官场惯例，这样做还得让李友滨也同样喜欢，绝对不能得出李友滨垮台的印象。於是，这位当不好编辑室主任的李友滨，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理所当然地加入了编委会。
结果，这位副秘书长在新的、更高的岗位上继续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的妙剧。(摘自《「红旗」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