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为了记住----写给天上的富胜（一）

仅仅为了记住 -- 写给天上的富胜（一） 桦树         前几天网上惊闻谢衍癌症在上海去世，我在电脑面前呆住了。最后一次见到谢衍应该是01年春天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他站在他穿着黑色长风衣的父亲身旁略微显得清瘦。那天他父亲和我乘同一国航984班机回北京，之后我又和他白发的父亲见过面，却没想到和黑发的儿子竟是阴阳永隔了。          近年来，除了我家人的先后离世带给我无可名状的痛楚以外，故友同窗们竟然也一个一个地撒手人世，而他们的年龄大都只在四五十岁上下，这实在令我感到了难以面对的恍惚和茫然。世事之不测，生命之脆弱，个体之渺小，灵魂之转迅即灭…… 这体会太过真切，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动摇着我原本对生命的一些小小坚持。其实道理如此简单只不过不愿去懂，所有的得意与失意，精彩或潦倒，丰伟和卑微，在死亡面前，难道不是一切都扯平了吗？这个公平是那样的绝对，不管人们多么的不情愿，也不得不越来越近地朝着它的方向走去。既然如此，还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然而，我还是在乎，很在乎一些逝去的灵魂被世人过早地忘却。当今社会瞬息万变，节奏快得似咣当当风驰电制的提速火车，拥挤的人们争相伸长着脖子越来越往前看，情绪浮躁却坚硬漠然，大家都没时间也无愿望更少心情去沉浸在静默中，对于过去的伤口，哪怕尚未结疤，就早已被人们遗忘。谢衍的噩耗让我突然有了提笔的冲动，在这中秋月圆之时,我要写下那逝去的千里烟波,写下关于李富胜和那些朋友们的旧事，仅仅只是为了记住……         今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家人朋友相聚的日子,而我们却再也见不到富胜了，想到这里，潸然泪下，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9个月又10天，他的生命停留在了54岁。         李富胜是我长达30年的好友，他曾经是个足球运动员，身体一级棒。最近几年他经常穿一身军服，肩膀上好几条杠和星星，看着很精神，完全不像是个过了五十岁的人。去年的今天母亲病危我请了几天假回国，在北京我和富胜通了电话，他说他已不当八一队大队长了，现在调到军博当副馆长，我当时还以为听错了，确定没错后我们俩就隔着空气在电话两端乐了起来，半天也停不了。最后还是他先止住笑，说新单位在城里给他分了一处房子，真令他太高兴了，等装修好了，请我一定要去吃饭。然而，等我返回美国后不久，竟然传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消息：富胜在布置新房子时，为了挂一面镜子，从人字梯上摔了下来，头碰到地板上导致颅内出血，不治死亡。那天夜里，我接了不知多少通国内来的电话，而我只能无力地坐在椅子里哑然流泪，一句合适的话也说不出来。         回想和富胜的初次见面是1978年，整整三十年前，一切依然历历在目，新鲜得恍如隔日。那年北京的春天就如同美人在眼前一闪,尚未看楚清眉目就过去了。6月初的一个中午,我和同学坐在炎炎烈日下的核桃树林里背诵古汉语,想来可笑,当年的教授居然还让大学生背书。我实在觉得百无聊赖又昏昏欲睡,然而不经意地一抬眼,却看见百米以外有个剃着光头的大男孩站在树下冲着我傻笑。我眯细了眼睛再仔细一瞧,竟然是谢德刚,我诧异万分，当即来了精神。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地朝他走去，只见他双手垂立，傻笑依旧。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怎么能找到我？”我止不住满脸的惊喜。          “呵呵，好不容易打听到的呀。傻东也来了，还有个朋友。”他高兴地转过身招呼了一下，不远处又走过来两个人。个子高一点儿的是黄向东，另外一个没见过。黄向东笑着介绍说：“这是富胜（他发音符胜），李富胜，我们一起 的。”         我打量了富胜一眼，他个头不算很高，大眼睛,高颧骨,晒得黝黑结实，年龄看起来比我们都大，估计有二十三四岁，显得挺成熟。他有点拘谨地朝我笑着说：“你好。”纯粹的的大连口音。         要谈富胜，我不得不先从谢德刚和黄向东说起。         1.邂逅         78年元旦应该说是心情喜悦的，我刚参加了77年底文革后全国的第一次高考，并从贴在台长办公室外墙上用大红纸写的几个初选上榜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我只是低着头偷着乐，表面上还是一丝不苟地完成每天不可耽搁的工作。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副组长老穆来办公室找我，他让我晚上回宿舍收拾一下行李，说明天跟他去西双版纳出差，火车票已经买好了。当时我们人少事情多，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各地奔波，随叫随到，很多详细的工作要求都是在火车或飞机上才交待清楚的。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北京站乘由北京开往昆明的火车，好像是54次特快，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火车途中要行驶三天三夜。我提着简单的小旅行包走进了硬卧车厢，并找到了自己的铺位。         坐在我们小隔间里的还有另外四个人，三个男青年，看起来年龄跟我相仿,上身穿阿迪达斯运动衣,下身穿军裤；另外还有一个相貌秀丽的中年妇女，她的黑发遮过耳朵，忙忙叨叨，一眼就看得出是个热心肠喜张罗的。我和他们彼此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坐在下铺的最外边，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至今我还能记得那是本薄薄的俄文翻译过来的讲述蒙太奇的书。         组长老穆有一张胖胖的圆脸，喜欢讲话，一笑五官就聚集到一起，没几分钟他就和那妇女聊得火热。我一只眼睛瞥着书上一行行的字，一只耳朵听他们说话，大概知道了那三个男孩是足球运动员，刚代表国家青年足球队出国比赛回来，现返回原单位昆明部队足球队。我抬起眼睛看见斜对面靠窗坐的那个男孩子侧影，发现他的脸部轮廓很吸引人，略长的头发自然地微微卷曲。他一直望着窗外，偶尔转过头朝大家一笑，顿时阳光灿烂；深而漆黑的眼睛，稚气未脱。他叫谢德刚，他们叫他小刚。坐在我身边的是黄向东，害羞少语，看外表一点儿也不笨，可却被称作傻东。还有一个大高个子小梁，说着发音靠后的广普话，屁股坐不住凳子,不停地走来走去。再看那个女人的长相，我猜她八成是小刚的母亲，果不其然。她说她从大连来，去昆明儿子那里看看。         旅途中交朋友很快，更何况我们同属常走江湖的人。大家先谦让了谦让,然后就你帮我打水，我帮你递杯子地熟捻了起来。待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连我和傻东的话也开始多了。         小刚妈问我：“你去过我们打（大）连吗？”         我答：“小时候去过，我叔叔在大连。”         “亲属属(叔叔)？”         “是。”         “住在哪里？”         “沙河口区。”         小刚妈不说话了，一幅若有所思的样子。后来她就总是莫名其妙地盯着我看，欲言又止。开始我佯装不知道，后来越来越被看得心里发毛，只要我眼睛偷偷瞄过去，准会对上她的目光，我立即又缩了回来,真是尴尬万分。         幸好急性子的人是忍不了多长时间的，她终于开口了。        “你认识王夏阳吗？”小刚妈小心翼翼。         我吃了一惊，这下轮到我说不出话了。只见她目光期待地看着我。         我踌躇了好久：“我的堂妹也叫王夏阳。”         “我就说嘛！”小刚妈激动地高声叫起来，还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儿子的腿，小刚激灵了一下；“我说怎么觉得她这么面善呢？哎呀呀，夏阳是我家邻居呀，跟我小儿子同班同学，每天她妈让她来我家写功课，和小刚也熟得很呢。”由于过度兴奋，她眉飞色舞，白晰的面颊泛出两片红晕。         大家一下子都从漫漫旅途的无聊中亢奋了起来。我觉得太不可能,说:“看照片，我堂妹和我长得丝毫不像，我从没见过她。”         “像！神情很像啊！”她接着就说出了我叔叔婶婶的名字，这下我不得不相信了，心想难道血缘还真能被感觉出来？这种奇奇怪怪的巧事怎么总是被我遇到呢？         “不过，她姓王你却姓桦，这是我开始不能确定的原因。”她有点疑惑。         “奥，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时改名换姓了。”我说。         于是，大家就在这不可思议的高兴气氛里度过火车上的第二天，当然彼此的关系也被拉近了。小刚妈从此叫我夏阳她姐，小刚也就跟着叫姐姐，我听着很别扭，不搭腔，可也没辙，知道东北人就是习惯哥哥姐姐地乱称呼一气。那三个男孩比较愿意跟我说话，还掏出扑克牌来一起打百分，我和小梁一家儿，傻东和小刚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郁闷得说不要玩了,那就不玩儿。然后小刚问你看得懂足球吗？我说不懂，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解了起来。后来越讲越多，还拿出张纸画来画去，什么四四二，四三三战术之类的。我问那你们都踢那个位置呀？傻东说他和小刚都是前卫，小刚左撇子踢左前卫，小梁是守门员。我说前卫多没意思，要我就踢前锋，主管进球的才最神气，他们就笑得前仰后合。小刚说每个位置都重要，前卫是腰，管球的控制与输送，是核心的组织者；我琢磨那意思可能像篮球里的后卫，就是魔术强森的角色。总之我浅薄的足球知识就是从那天开始得到的。         第三天我就觉得不那么难熬了,连续坐那么久的火车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他们却说是家常便饭。小刚坚持要我们去昆部体工队做客，老穆说我们时间紧张，还要赶到版纳。大家一想到就要分别了，竟有点恋恋不舍，彼此交换了地址，他们保证说会到北京来看望我们。         火车好不容易开进了昆明站，云南台新闻部主任高山在站台热情地接到我们，并使大劲儿地和老穆握手,还左右乱摇。小刚跟在我们身后，也上前抓住高山的手握了起来。他还问：“你安排他们住在哪里？”高山愣了一下，小刚马上又说，“她是我姐姐。”         高山说：“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和老穆忍不住笑了。         把我们安置妥当后，高山告诉老穆去西双版纳的日子要推后几天，原因是这星期的飞机票不够。从昆明到思茅的小飞机一星期一班，是伊尔十六，只有12个座位，我们四个人，外加一台当年很贵重的大摄像机就要占去五个位子，所以最快下星期一我们才能出发，不然坐公共汽车要在大山里的弯曲公路上爬三天三夜。正商量着，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老穆接起，是小刚来的，问我们明天能否去他们那里，老穆马上说可以。         还是冬天，昆明却处处绿荫，时而还能见到繁茂的花朵，这令看惯北方秃山荒岭的我心旷神怡。昆明军区大院肃静整洁，体工大队旁还有个壮观的草皮足球场。傻东把我们引进一间大屋子，里面好几张桌子拼凑起来，上面七七八八摆满了各样的食物，我唯一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大搪瓷脸盆里盛满了白水煮的鸡爪子。小刚妈正和几个说大连话的球员在谈天，见我们进来就赶紧招呼。小刚介绍一个壮壮的中年男人，说是唐指导，指导就是教练的意思。唐指导坐下陪我们说话，一开口是北京口音，原来他太太孩子都在北京，自己一人来昆明执教。         门敞开着，队员们出来进去地都来向我们热情问候，奇怪的是他们每人还都和小刚嘀咕点什么，却不和傻东说。我忍不住问指导为什么，指导说小刚是昆部的足球队长呀。吆，我挺惊讶。指导又说：你别看他年纪不大，球可踢得最聪明，目前他和黄向东都是中国最好的前卫之一，如果没有他俩，昆明部队足球队就踢不进全国甲级队。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全国十二个甲级队里，部队队只占三个，八一，北部和昆部。他抿了口酒又说，他俩儿小时候是我亲自从大连挑选来的，十二岁就来了。我转过身，看见小刚在微笑,仰着脸笑得明爽；傻东也在微笑,低着头笑得腼腆。         指导对小刚妈说：“你儿子又立三等功了。”老穆忙问去哪儿救灾了？大伙“哗”地乐了，说因为踢赢了球。我大惊，真的假的，踢进球就能立功？那太容易了，球门那么大！大家“哗”地又乐了，说是真的。我看着小刚的眼睛求证，小刚显出不好意思，丝毫没有城府的脸上微微红了一下。指导把话茬儿打断，说很快就要去北京打连赛了，国家队来选人，他很不愿意放谢德刚和黄向东走。         老穆说桦树马上也要离开单位上大学去了，大家就又七嘴八舌地问了一通。         小刚妈说：“夏阳她姐，等小刚傻东到北京后，你要经常管着他们，他们跟你学好，我就放心。”         把我吓得连连摆手：“阿姨，可别呀，您可别弄错了，我可不是什么好榜样。”         几天后，我坐在剧烈上下颠簸的小飞机上，看着窗外，飞机低得很低，仿佛贴着青绿色的绵绵山岭在飞行，随时随刻都可能掉下去，那恐惧的感觉死死地压在我的嗓子眼儿。我试图放松自己，就分神去想这一路上的经历，觉得又体会了一次什么叫做“缘分”。 （未完待续） 9-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