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桥之战：王彭争功探秘 ZT

这两天查阅资料，意外地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的叙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第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覃应机在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再次强调，泸定桥是他们红十三团侦察连拿下来的，不是杨成武的红四团夺取的。下面是我从他书中摘录的一段文字：....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第62-63页）这段描述里面，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1935年向共产国际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

却说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在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这是我所找到的有关资料中最早的一份。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 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 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 大声喊道: “好啦, 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然而再到后来，情况就不同了。红十三团覃应机方面的比较平淡的叙述，被中共所忽略；而红四团杨成武方面的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则受到亲睐，被大肆宣扬。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中共宣传文字中此种厚此薄彼的区别待遇，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我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他写的文章，自然一切功劳都说成是本军团的，只字不提红十三团有什么贡献。


说起此文的背景，很可玩味。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要求各人在长征经历中，“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遂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是红一军团人员内部不同人员讲述的故事版本，仍然有相当抵触。最突出的是，宣传科长彭加仑的叙述，又比杨成武的回忆显得惊心动魄不少。例如对岸敌人人数，杨成武回忆录说有两个团，彭加伦则夸大到了“两个旅以上”，红军是以一个团对付两个旅！又如伤亡问题，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三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三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这个问题，直到杨成武1980年代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才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从此以后，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就压过了红十三团的版本。红十三团虽然不服，却也无法扭转宣传大局了。

“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对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亲口说：“这只是为了宣传，我们需要表现我们军队的战斗精神。其实没有打什么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