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新生院在鼓浪屿小岛中心地带。这是一幢颇有气派的几层洋楼，人称“八卦楼”。院部办公室和学生上课的教室都在这幢楼里。男生宿舍在海边，离院部较远，学生上课，每天来回步行需几十分钟。这里本来是日本人开办的博爱医院，抗战胜利后医院停办，改为厦大新生院的“博爱宿舍”。我们同时报到的四名浙江新生，被安排住入同一间宿舍。我们的宿舍离轮渡码头很近。那时鼓浪屿与厦门本岛之间，有渡轮来回载客，票价很便宜。渡客也可以在岸边雇只小船渡海到厦门，那价钱就贵得多。我们新生院的学生一般都在休假日乘渡轮到厦门本岛，在街上购物，到公园游玩，或到某处探望同乡亲友。厦门大学校本部在厦门岛海滨，著名古刹南普陀寺的旁边，从厦门轮渡码头到厦大校本部，步行要一个多小时，也可坐公共汽车，但班次很少。我住鼓浪屿一年，到厦大校本部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带了一些浙江的土产去厦大教师宿舍探望亲戚法律系教授陈文藻。还有一次是与几个同学一起去游南普陀寺，顺便在厦大校本部转了一圈，看了“囊萤楼”、“映雪楼”、“群贤楼”、“博学楼”等校舍，还特地去寻访鲁迅当年住过的地方。
厦大新生入学后，第一年在新生院学的是各系共同的公共课，如英语、政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学习并不紧张。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和谈，边打边谈，特别在东北战场打得厉害。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学生们希望国共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抑制物价上涨。
厦大学生除一部分家境富裕的华侨子弟外，经济都比较紧张，因此平时生活俭朴。一部分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不但免缴学杂费，每个月还可领取一定的“副食费”。当时的厦大各系，一般都按照入学考试的名次来决定能否享受公费待遇，即百分之三十享受全公费，百分之三十享受半公费，百分之四十完全自费。我所读的法律系，招收新生三十名，考在前九名的新生享受全公费（我是第二名，故亦在此列），第十名到十八名的新生享受半公费，第十九名到三十名则完全自费。法律系的司法组，另行招收新生三十名，全部享受全公费，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充当国家司法人员，故特别优待。文学院的教育系新生，也全部享受全公费。还有保送进大学读书的复员“青年军”，由航空幼年学校保送厦大航空系入学的新生，也都享受全公费待遇。
我来厦大时身边带有一点现款，进校以后又每月领取“副食费”，原不愁生活问题。但物价不断上涨，钞票天天贬值，引起我的恐慌，于是效法其他同学，将身边的政府法币兑换成美钞、港币或银元，用以保值。需用时再陆续兑回法币。当时厦门轮渡码头旁边有不少这类兑换所，兑换很方便，虽然每次兑换要损失百分之几的进出差价和手续费，但保住了绝大部分老本，还是合算的。
我入学不久，厦门大学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开始兴起。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供应军火，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驻华美军在我国领土上屡次发生杀害、殴打、强奸我国同胞的暴行，引起广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感。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事件，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抗暴斗争。全国各地学生纷纷集会抗议，罢课游行，声讨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厦大校本部学生决定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７日罢课三天，在全市进行抗暴游行，新生院也有二百多名新生渡海参加游行。新生院广大学生通过这次斗争，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学生自治会，才能在今后更好地开展斗争。于是，经过酝酿串连，厦大新生院开始竞选学生自治会，出现了两个针锋相对的竞选团。一个是以进步同学秦为鏊为首的竞选团；另一个竞选团则由反动的三青团幕后操纵。双方经过激烈的辩论和竞争，秦为鏊竞选团取胜，成立了以秦为鏊为主席的进步的新生院学生自治会。
我当时是埋头读书的中间群众，没有去参加游行，但投了秦为鏊竞选团的票。我认为国共两党争权夺利，打内战双方都有责任。美帝固然不好，苏联使我国失去外蒙，也非好朋友，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读书，社会活动不宜多去参加。第二年我到了厦大校本部，开始选读法学专业课，如《罗马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票据法》等等，我又一头钻入这些专业课，很少兴趣去参加学生活动。引起转机的是读鲁迅的杂文集和自己学着写杂文向当地报纸投稿。
那时厦门有几个书店出售进步书籍，一个是鼓浪屿的“启新书店”，一个是厦门本岛中山公园旁边的“新绿书店”，店中都出售鲁迅的杂文集。我喜欢读鲁迅的杂文，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带回宿舍反复阅读。读了鲁迅那些一针见血的杂文，使我茅塞顿开，思想日益左倾。原来我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蒋介石是“抗日的民族英雄”，读了鲁迅的杂文，才认清了他们反动的真面目。随着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开打，国民党政府加紧征兵征粮，压制学生运动，屠杀人民群众，官吏的贪污腐化日益变本加厉，丑闻百出。我胸中的牢骚越来越多，“物不平则鸣”，终于有一天我也提笔写起杂文来。 厦门当时有两份民办报纸销量较大。一份是南洋华侨胡文虎出资创办的《星光日报》；一份是《江声报》。两报的文艺副刊每天都要至少发表一篇杂文，往往放在刊头旁边，四周用花边围起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花边文学”。杂文的作者有不少是厦大学生。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吴唯杭，笔名“吴泞”。还有一个卢鼐，发表文章常用真名。我知道他们二人是厦大学生后，便想自己也不妨去试一试。于是在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中旬写了两篇杂文投寄《江声报》副刊，署名“姚余”，是将我的故乡“余姚”两字颠倒一下，便成了我的笔名。想不到过了三天，其中的一篇《禁与捧》便刊登出来。不仅原文照登，而且放在刊头旁边，围上花边。又过了三天，另一篇杂文《火牛阵》也同样原文刊登出来，享受花边待遇，这使我更为惊喜。初战告捷，我的投稿积极性大增。同年１２月份，我又在《江声报》副刊发表杂文《老调重弹》、《面壁成佛》和短篇小说《樊笼》。１９４８年１月份，我在《江声报》副刊发表杂文六篇。同年２月，我开始向《星光日报》副刊投稿，两篇杂文《“哭”的效力》和《为谁辛苦为谁忙？》很快刊登。同年３月１２日，《江声报》刊登了我的杂文《老虎与贪狼》，《星光日报》在同一天发表我的杂文《两种“帮闲”》。过了三天，我的两篇文章《无题》和《特等“食客”》，又于该两报同天见报。于是杂文作者“姚余”象吴泞、卢鼐一样，逐渐引起厦大同学的注意，而报社寄来的剪报和稿费单，又使同宿舍的同学很快弄清这个“姚余”究竟是谁。消息传开以后，几个爱好文学和写作的同学便来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文艺社团。《实践》和《新生》，是当时厦大两个最有名气的进步壁报社，这时被校方取缔，勒令停刊。于是《实践》改名《长夜行》，《新生》改名《向太阳》，两刊改头换面重新开张。我被邀参加《向太阳》壁报社，并以“姚余”的笔名为壁报写过几篇杂文和评论。我还参加了“生活诗社”，是华湜或林祖慰邀请我参加的。我写过几首马凡陀式的讽刺诗，在诗社出的壁报上发表。后来诗社与画社合并，变成《诗与画社》，出版壁报时，以诗配画，或以画配诗，诗画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在校內开展反美扶日运动时，我与陈道圣（陈淮）、潘日舜、王士立、黄臻（赵凌）等同学，出过一期《春牛》壁报。反美扶日运动时，校内各个进步的壁报社团联合起来，成立“壁报联合会”，简称“壁联”，推举我为“壁联”总编辑。“壁联”举办了《反对美帝扶日的笔谈和专号》，在同学中造成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