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厦门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即闽西南系统、城工部系统和闽中系统。１９４７年春至１９４９年夏，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所属的闽南地委与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所属的城工部和闽中地委，相继在厦门大学建立１５个地下党支部，先后在厦大发展地下党员约２６０人。
１９４８年５月，我由同学郑鸿池（后改名郑坚）介绍，参加了中共厦大地下党的城工部组织。我到厦大校本部以后，先是住在博学楼宿舍，半年以后，有个西斋宿舍比较简陋，允许学生自由结合，向校方提出申请搬过去住宿。于是我们几个浙江老乡和几个台湾同学便自愿结合在一起，相互混合住进了相邻的两个房间。因为台湾同学不愿和福建同学住在一起，说这样会相互用闽南方言交谈，影响自己学好普通话。而同浙江同学住在一起，双方便非讲普通话不可，这有利于掌握普通话。而我们浙江同学则对台湾同学有一种好奇心和亲切感，自然很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这间宿舍放两张双层木床，住了浙江同学和台湾同学各二名。我的上铺那位台湾同学彭腾云和另一张床铺的台湾同学郑鸿池（郑坚），都是城工部的地下党员，几十年后他们都曾当过全国台湾同胞联合会（简称“台联”）副主席。我后来离开厦大时才知道，隔壁房间几个浙江同学都是城工部的地下党员，其中陈道圣（后改 名 陈淮）是厦大城工部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郑鸿池（郑坚）很快和我成为知心朋友，常给我看进步书报。有一天，他约我出外散步，在海边他对我说：“我们有个组织，你愿不愿意参加？”我问什么组织，他答“ C.P. ”。我知道是指共产党，没有多少犹豫便表示愿意参加。他叫我写自传和入党申请书，由他交给地下党组织。过几天他对我说：“你已经被批准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一年。今后你和我单线联系。”
１９４５年暑假，郑回台湾渡假，我没有回家，留在校内参加党内的整风学习。由城工部地下组织的厦门市委常委许文辛（当时化名“黄光中”）与我单线联系，每星期他与我在厦门中山公园接头一次，布置学习，听取汇报。我先后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整顿党的作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书籍和文件，有铅印也有刻写油印的。每次都是许文辛带给我，阅读完毕再还回去。直到暑假结束，郑鸿池（郑坚）回校，我才停止和许文辛的接头，仍与郑单线联系。
１９４８年５月，郑鸿池（郑坚）介绍我入党后，紧接着又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五月社”。这个“五月社”是厦大闽西南和城工部两个地下党组织为了统一领导全校学生运动，为了培养骨干力量而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领导核心是闽西南组织的代表黄英瑞（陈君实）、蔡幼华（林敏）和城工部组织的代表陈道圣（陈淮）、郑鸿池（郑坚），社内成员有地下党员和各方面的学运骨干共３０余人。１９４８年５月“五月社”成立时，曾以郊游为名，在南普陀寺有过一次全体社员的聚会。后来觉得这样做容易暴露自己，不符合秘密工作的原则，就停止“大呼隆”的活动方式，改采单线联系、分散活动、扎根群众等方法。当时厦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快要换届，新的理事会竟选团名单先在“五月社”内部酝酿协商。城工部地下党组织要我参加这个竞选团，于是我被列入２２人的“胡复生竞选团”名单。最后竞选成功，我成为厦大学生自治会笫十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分工担任“学术部长”，任期是１９４８年下半年那个学期。
我任学术部长后，因原来阅览进步书报的“嘉庚阅览室”已被校方查封停办，改办各院系的小型阅览室，便在学术部下面设立了一个“图书流通网”，在进步同学中传阅秘密书报。这个图书流通网由黄金铿（郭烙）负责管理，她也是学生自治会理事，闽西南系统的地下党员。地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创办“工友夜校”，具体工作也由学术部进行。我还主编了一期铅印小报《厦大学生》，配合当时的学生运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地下党领导下，厦大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千余学生集队游行，向省田粮处长陈拱北请愿配售平价米的斗争中，学术部负责宣传活动。游行队伍前举起“厦大学生要饭吃”的横幅，游行队伍旁有学生维持秩序，呼喊的口号也预先拟定，防止反动分子捣乱破坏，制造事端，乘机进行迫害。学术部在游行请愿中还组织拍摄了一些照片，供宣传活动之用。
厦大地下党通过“五月社”领导全校四大学生组织 --- 学生自治会，学生代表会，校、院、系级组织，社团组织。１９４８年９月，“五月社”学习华北等地的学运经验，工作向纵深发展，“校院系级”秘密组织，设立代号为“校长”、“院长”、“系主任”等名称，实行单线联系，分散活动。我担任法律系核心小组的负责人（代号为“法律系系主任”），与法学院秘密组织负责人林学友（代号为“法学院院长”）实行单线联系。法律系核心小组的成员开始时有五、六人，以后逐步扩大到２０人左右，有林学友、王家甫、潘日舜、黄道、杨镜清、杨文光、魏德淳、龙震华、饶震寰、邱澄振、陈少韵、马香筠、郑长为、林克明、李金龙、廖延豹、徐文炳、盛新民、李如绥等。其中王家甫、林学友、潘日舜、黄道、杨镜清、杨文光、陈少韵、马香筠、郑长为是城工部系统的地下党员，魏德淳是闽西南系统的地下党员，邱澄振、李金龙是闽中系统的地下党员。林学友属于城工部厦大总支笫一支部，我属于第二支部，两人在党内不发生横向的组织联系。法律系核心小组成立时，晚上在教室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研究在法律系如何开展活动。当时法律系学生有个“法律学会”，司法组同学除了参加法律学会以外，还另外成立一个“司法学会”。由于法律系的反动势力较强，法律学会和司法学会都掌握在反动力量手中。经过分析研究，法律系核心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夺回法律学会和司法学会的领导权。具体做法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发起成立一个“新法学研究会”，把法律系和司法组的进步同学组织起来，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分子；第二步待条件成熟，提出改选法律学会和司法学会，组织竞选班子，通过竞选夺取两个学会的领导权。
经过几十天的串连酝酿，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间，在胡里山临海草坪上，厦大新法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会章，选举李如绥为总干事，我与魏德淳等为干事。我分工担任学术股长，具体负责宣传、学习、研讨等事项。不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法律系核心小组和新法学研究会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改选法律学会和司法学会的斗争。改选采取竞选团的办法，进步力量方面的竞选班子，由我与林学友提出初步人选，在法律系核心小组中研究补充，再拿到新法学研究会中酝酿确定，正式提出。反动力量方面也提出竞选班子。双方拉票竞选十分激烈。结果我方竞选获胜，城工部地下党员杨镜清担任新的法律学会的会长，我担任学术股长。司法学会的领导权通过竞选也夺取过耒。
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和法律系的尖锐斗争中，我逐渐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这段期间，法律系里有个同学常常有意接近我，找我一起散步，个别谈心，言谈中流露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我将这情况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后来郑鸿池告诉我说：“这人是个小特务，你要提高警惕。”我就逐渐疏远他，不同他一起散步谈心了。
参加地下党以后，随着斗争转入更加隐蔽，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开始，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改用“蒲公英”、“毕干”等笔名，原来的“姚余”笔名便很少使用，因为校内有很多同学知道“姚余”是谁，我不想由于发表杂文而引起特务对我的注意。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９年１月，我在厦门《江声报》、《星光日报》先后发表杂文４５篇、小说２篇（《樊笼》、《航船》）、诗歌１篇（《命运》）。
我入党时，后补期原为一年。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在我入党满半年之际，郑鸿池通知我，可以申请提前转为正式党员。我就写了申请书和思想检查，交给党组织。过了几天，郑鸿池通知我到鼓浪屿南田巷５号秘密据点开会。会议由许文辛主持，参加者有我和秦为鏊（秦浩），还有一个英华中学的学生。三人都是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转正后，我与秦为鏊确定党内代号为３５号和３６号，
编入城工部厦大总支第二支部，郑鸿池为支部书记（代号为“２号”），我与秦为鏊、力伯昌任支委。到了１９４９年的年初，支委会研究撒退身份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认为四个支委都应撒退离厦。最后，地下党组织决定：台湾籍的郑鸿池和福建籍的力伯昌去闽西南游击区，浙江籍的我和江苏籍的秦为鏊因不懂闽南话，无法去闽西南，由陈道圣带领，与其他浙江籍的城工部地下党员分别回乡隐蔽，自行寻找关系，进入当地游击区。于是，乘学校放寒假之机，我向校方办了休学手续。１９４９年２月，浙江、江苏、江西籍的１２名城工部地下党员分两批离校返乡。一批是陈道圣、秦为鏊、项哲学、王家甫、郏奇丙等５人，搭厦沪海轮去上海，然后由上海各自返乡。在海轮上我与陈道圣、秦为鏊讨论了改名问题。陈道圣说改名陈淮，秦为鏊说改名秦浩，我说改名王冲。后来陈、秦二人都改了名，我则因进母校余姚中学任教，没有改名，仍用王家甫的原名。另一批是金家泰、林学友、潘日舜、陈求学、王士立、朱畅遂、郑长为等７人，他们从厦门搭乘一艘机动小货轮到浙江省玉环县的楚门镇上岸，再分头回到黄岩、温岭各自的家乡。家在杭州的朱畅遂和家在江西南昌的郑长为则佯称姐弟，暂住在陈求学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