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

摘要：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全社会一味崇尚利润――生产合理化主导一切――使得财富越多贫富差距越大，工人的生存毫无保障，社会的人文纽带被拧断。工人的激烈抗争，社会的动荡，迫使有产者和统治集团出台了一系列的立法，寻求解决贫穷问题和把工人整合到体制之内，从而弥补撕裂的社会。

引言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英国是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但英国的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人文灾难。这迫使英国工人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政治与经济斗争。由于工人的贫穷对富裕阶层造成了威胁，英国的有产者、统治集团感受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急迫，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为解决贫困问题，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险和加强工人的政治权利。这一努力过程，耗时漫长，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转向福利国家才得以完成。



一、工业革命中英国工人的无穷苦难

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无比的财富，这是人所尽知的事实。1750-1800年，英国的煤产量增长了1倍，而19世纪的100年中又增长20倍。生铁产量在1740-1788年间增长了4倍，以后20年又增长了4倍，而19世纪的100年又增长了30倍。原棉进口在1780-1800年增长了5倍，以后100年又增长了30倍。19世纪50年代，即英国工业革命基本结束时，英国生产的煤占世界总产量的2/3，铁产量等于其他国家的总和，棉布也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有人统计，工业革命前，人类的生产能力每1000年才增长1倍；而英国在19世纪的100年中，GDP增长了约4倍。而当时的英国人口大约是2000万，仅相当于同期中国人口的约1/20。因此，无论从财富总值还是从平均每人可以占有的财富量衡量，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按理，英国人自然应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人。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财富越多，英国社会的贫穷现象似乎越增长；随着财富的积累，英国的穷人不是减少了，反而增加了，其中，绝对贫困的现象更加显著。有这样一些数字说明工业革命造成的贫富距离在拉大：1803年，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国民总收入。这组数说明，在60年时间里，财富的高度聚敛已扩大了20倍还不止。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1/5，1867年则是2/5；1803年，收入最多的10%的人占有国家财富的2/5，1867年则超过50%。1867年，占家庭总数约3/4的劳动者家庭在国民总收入中只占有不到40%的份额，而约占总数1/4的中、上阶层家庭则占有国民总收入的60%强，其中，不到家庭总数1/200的上层收入者其收入总额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1/4。

如果说上述数字过于抽象，那么，许多具体的描述则会让人触目惊心。工业革命时期留下的许多文献资料，记叙了无数悲惨的故事，下面简要地摘记一部分：

1841年，根据教会慈善机构报道，棉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有大批的工人找不到工作，长期的失业使工人生活完全没有着落，许多人在把东西典当一空后，最后不得不当掉裤子，整天躺在被窝里。有一个叫卡恩的人，一家5口、包括3个孩子，全都失业了，卡恩生病，一个孩子也生病，病孩躺在地下室潮湿的角落里，身下只垫一些刨花，身上连遮体的破烂都没有。

另一个报道说：1840年，一个26岁的织工干了一夜的活，太累了，一头从织机上栽下来死去，留下妻子和一个孩子。在此之前，他长时间失业，也没有吃东西。这一天，他临时得到一点工作，就拼命干，结果竟累死了。

再有一个报道说：一个做帽女工自己说，她每天工作18小时，所得工资只够吃粗茶淡饭，冷天才会吃点热面包，涂一点油。但即使这样的生活，仍旧是没有保障的。她认为，自己随时都会失业。如果失了业，就只有进济贫院。

1833年，埃尔德莱有一个织工，一家7口，4个人工作，但全部收入在扣除房租、工具等后所剩只有每星期2先令，这点钱要供全家人的吃穿。因此，他们的伙食是：早上喝粥，中午土豆拌盐，晚上也是这样，最多加一点麦片粥。

上述情形，在当时的英国很普遍。比如，在克朗普敦，中等水平的织工，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每星期收入从1814年的13先令9便士下降到1833年的4先令6便士，而用于衣食方面的开支也从10先令1又1/2便士相应地下降到2先令9便士，能够购买的食品则从每星期116磅下降到45磅。按照这个标准，一个织工如果是5口之家，那么，每人每天可吃的食物大约是1磅多一点点（一磅约相当于市斤9两）。

有的时候，全家的生活就靠在工厂里干活的幼童来维持。在1842年的一个报道中提到：曼彻斯特的一个工人因长期失业，全家全靠年幼的儿子养活。但儿子的工资很少，连他自己都吃不饱，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班。父亲起先不肯吃用儿子工资买来的东西，后来，他神经错乱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而儿子只好饿着肚子进工厂。

当时的英国工厂，大量使用童工。而童工在工厂里的工作非常艰苦，除工作时间长、工资少之外，劳动安全毫无保障，机器很容易出事故，而一旦出事，受害童工就被赶出工厂，再也没有人过问。在煤矿地区，大量童工用于井下，在不到一米高的坑道里用四肢着地把几百斤的煤筐拖到地面上。井下事故频繁，经常发生伤亡情况。

总之，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工人阶级经受了无穷的苦难。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曾经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二、人文灾难之源：自由放任，唯利是图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只崇尚利润，把其他一切都置于度外。雇主眼中只有利润，工人只是活的工具。社会的人文纽带完全被拧断了，社会强势群体对人的价值毫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利润。更有甚者，在当时主流价值观念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贫穷被看作是个人的事，失业人口甚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把工资压在最低水平上，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就这样，貌似科学、理性的“生产合理化”主导了一切，为取得最大的利润值，可以完全不顾劳动者的生存。

著名小说家司各特曾经说：蒸汽机出现以后，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改变了。在蒸汽机出现之前，纺织厂建筑在水边，建在偏僻的乡村里。那时，雇主和工人之间还保持着私人的联系，雇主必须关注工人的生活，包括吃什么、住在那里，等等。在蒸气机出现以后，工厂搬到了城市，这时的工人在雇主的眼睛里就只是工具了，雇主在这个星期找500个人干活、付给他们一个星期的工资，下个星期又找500个人，把前面这500个人就丢掉了，好像是丢掉500个旧梭子一样。至于他们失业后会怎样，是没有人过问的。于是，工人被抛进了毫无保障的生存状态之中。

雇主的这种态度，在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立法是典型的阶级立法，是工厂主的阶级立法，它的目的是改变英国传统的济贫制度，取消它的救济原则，而让救济变得望而生畏，任何人都不敢接受救济，除非他愿意走进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地狱”的济贫院。这个立法的实质，是把所有的劳动力都变成“自由的”，劳动力的后备军随时充足，这样在资本需要时就能随时接受使唤，而在资本不需要时又可以随时被扔掉——

仿佛是“500个旧梭子”。《济贫法》修正案的指导思想是自由放任，即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英国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此带来了巨大的人文灾难，劳动者因此经受深重的苦难。



三、激烈的工人斗争

巨大的贫富差距、深重的人文灾难，造成了英国社会的严重撕裂，英国工人阶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工人就开始了政治与经济的斗争，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社会动荡不安。

从政治方面说，工人们要求取得选举权，认为一旦工人阶级得到选票，就能控制选民的多数，迫使议会制定符合工人利益的法律，由此而改变工人悲惨的生活命运。政治斗争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时起时落，直到宪章运动形成最高潮。

在经济方面，工人们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组织工会、合作社、发动罢工等。工人们还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环境、保护童工女工、提高工资待遇，等等，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工厂法》运动”和“反济贫法修正案运动”等。

这时，社会主义思潮在英国出现，并且向工人阶级传播。到19世纪30-40年代，各种群众运动又都汇聚到宪章运动的洪流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斗争高潮。



四、“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

工人的长期抗争使很多人--包括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中一部分人--深受震撼。他们意识到，社会已经被撕裂，变得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在19世纪30-40年代，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和第一代工厂主的后代--儿子或孙子们--形成了一种负罪感，对社会的不公正感到羞愧，对富裕国家的贫穷现象感到愤怒，对自己的祖辈在集聚财富过程中实施无情的压榨感到良心的不安。他们希望纠正这种状态，于是开始注意贫穷问题，并出来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许多调查报告。

除了上述提到的精英及第一代工厂主的后代外，还有一批人也站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阶级说话，这些人是地主、托利党乡绅，属于保守派。他们的利益和工厂主不合，从属于两个阶级，因此，经常和工厂主过不去，揭发工厂主的罪恶本性。针对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组织了许多官方委员会--比如，议会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进行社会调查，关注贫穷问题。

所有上述调查都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贫穷问题，揭发了工人阶级经受的苦难。其中，官方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震动了社会，而乡绅们的呼吁似乎加大了揭发的分量。恩格斯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大量使用了官方的调查结果，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产者、统治集团的人感觉到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两次出任首相的迪斯雷利曾提出他著名的吁请：“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这个说法非常精炼地表达了统治集团的忧患。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贫富分化的撕裂的社会，以及工人阶级在体制外的长期抗争，最终对他们自己是不利的；他们希望达成某种整合，把工人阶级纳入到体制之内来。而同时期法国爆发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也给英国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避免法国式的革命、阻挡社会主义思想，英国统治者深感解决贫困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迪斯雷利那句名言的现实含义。此外，即使只从有产者日常的切身利益来看也是如此，工人的贫穷对富裕阶层也可以造成威胁，比如，贫民窟是贫穷的标志，而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成为流行疾病的渊薮，英国人把它叫做“霍乱国王的巢穴”。但一旦疾病形成，就不只是穷

人的专利，所有的人都会感染，穷人死亡，富人照样死亡。所以，要彻底解决疾病问题，就要解决过分贫穷的问题，不能让穷人穷到极端的程度。慢慢的，不仅是统治者，连有产者也达成了共识：贫穷问题必须解决。而要解决贫穷问题，就要否定（至少是部分地否定）“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唯利是图，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贫穷问题。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试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进而能最终解决贫穷问题。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也涉及到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解决工人的失业、医疗、老年问题外（这些是贫穷的主要原因），还要解决工作环境问题、劳动安全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还需要调节劳资关系、规范工资收入、化解劳资冲突，等等。议会开始制定法律，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关系法》，等等；到20世纪初，又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养老金法》、《工伤赔偿法》。所有上述立法，都有意识地把法律的天平倾向弱势群体，使他们多少能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维护一点自己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工人得到了选举权，通过这一做法把工人阶级从体制外拉到了体制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行福利制度，转向福利国家，最终消解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文灾难。



结语

人们常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英国花了近两百年时间才把工业革命引起的失误弥补过来，也实在是太晚了一点。

英国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思考：工业化的目的是什么，现代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的不是造福于人，这种工业化和现代化有什么意义？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的只是为少数人造福而伤害多数人，这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是不发生更好？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