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师是我回国想见的朋友之一，不过肯定不是最想见的那一位，没有好到即刻就要见。有一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十几二十年不见，精彩或者无奈都不干对方的事。不见未必至于想念，但更不至于遗忘。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得若有若无，彼此的交往从来没有波涛汹涌过。永远都像薄薄的小河，干旱的季节中甚至只剩下了断断续续的一条水线。但它就是不消失，来年春暖的时候，又活泼地流淌起来。
阿小八终于决定婚礼。酒席宴上，从广州赶来了贺喜的谭老师。当晚隔着长长的餐台，只与他喝了几杯红酒。邀他来家里住一晚，他却要住酒店。我便独自带孩子回家，大侠同他在酒店谈了半夜。次日他从书城打来电话，说是要来家里看望我们。我们原本打算要出门的，听了这话，把外套和鞋子去掉，安心在家等着。
大家坐下喝茶，自然也是从琐事说起，讲讲孩子回国以后如何适应。大概是为了帮我们想主意，谭老师忽然说起他的一位邻居，夫妇都不工作，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上学，全家都在家里吃老本，写字画画，自己教孩子读书学习，也常出门旅行，已然不受俗世的烦扰和羁绊。谭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显得非常谦逊，仿佛很不好意思借用一篇散文，来表达他个人所笃信的小小理想似的。我和大侠是在俗世中过活的人，并且也不以为，当有一天谭老师落入我们这样的俗世，能够继续向着他的海市蜃楼前行。但是我们更不以为，我们能够批驳他的理想。在我们的朋友里面，像他这样单纯地保持着很多理想甚至是幻想的人，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把这些告诉我们，是认为我们或许也还抱着同样不切实际的理想吧。
本来要出去吃饭的，但是谭老师要吃家常的面条。于是我差大侠去买拉面，我进厨房，煲了骨头汤，做了辣与不辣两样卤，炒了几款下酒的小菜。其间谭老师和他的同伴坐在客厅，继续喝喝茶看看书说说话，大侠留在那儿的音乐自顾自地唱着，得不到任何注意。孩子们正在享受他们的screen time，无暇跑来跑去。于是明明满屋子都是人，兼有各类不同的声音，却显得异常安静。
虽然备了下酒菜，谭老师他们俩可是没有喝酒，因为还要开车回广州。我跟大侠略微喝了一点儿，两位客人呼噜呼噜地吃着打卤面。这时候，音乐声终于凸显出来。不知怎么的，上午天还晴好，到了下午就阴了。与他们吃着午饭，说着话，听着音乐，仿佛落入过去。于是我对谭老师说，音乐啊，最能把我们瞬间带入与眼前无关的情绪当中。他也不回答，继续听音乐。那个下午在音乐中摇晃着，懒洋洋地。
谭老师送给我一些书，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筱敏的《幸存者》，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李冯的《有什么不对头》，萧红的《呼兰河传》。自从回国，读书的选择突然多了很多。而其中最喜爱的，几乎全部都是谭老师和老包两位朋友的赠书。这一点，差不多是我喜爱谭老师的一大半理由了。对了，谭老师还送了我一只巨大的笔筒，可惜我不用笔墨写字的，所以下次要送我一台电脑才行。
他们走后，大侠带孩子下楼滑旱冰，我坐在午后昏暗下去的光线里，开始读这些书，感觉到了不可言说的满足。
眼看一年又要过去，各路媒体又在忙着总结08之最。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过去一年的最难忘，难免此刻拿出来想上一想。但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头看，就是这些最难忘，也都将犹如过眼的云烟。我们多数人的一生，还是主要由一些“之不最”的事和人汇集而成，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情怀，伴随我们一辈子到老到死。正如现在的我，回想我的2008年，确有很多大喜大悲的时刻。可那究竟只是我这棵树木的某一横断面，刻画得出年轮，刻画不出年轮之间之不最的白云和微风。
下面是谭老师的《呼兰河传》书评，写得非常到位，拿来同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分享。
那些大地上的事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呼兰县城中粉坊的人，住在草房里辛苦劳作，却每天唱着歌；刚出生的婴儿，呆在零下十几度的磨房里，身上只盖了几条面口袋——这面口袋最后也被拿走了；婆婆有事没事痛打媳妇，用鞭抽，用针扎，用烙铁烙，理由是：谁家的媳妇不这样过来的呢？媳妇生病了，就乱吃偏方，直至推进开水缸内“洗澡”至死，邻居们见了说：人死了，就像小鸡，蹬一下腿，就算完事。
多么的没心没肺——而萧红的《呼兰河传》，好就好在这没心没肺上！《呼兰河传》，就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饶舌的讲述着左邻右舍的不幸，在你看来全那么悲惨，不忍再听了，她没有任何感觉，只管欢快的讲——这，也许就是真正小说的艺术，就是艾略特所提倡的“诗歌，不是表达感情，而是回避感情”。
所以，当有人问我：《呼兰河传》到底好在哪里？我说：萧红写出了一种不动声色，在这不动声色的背后，深藏了某种心酸和沉痛。试想，当从汶川大地震废墟中救出一个小孩，父母都死了，他被抱出来时，冲着救援人员咧嘴笑了，你会是怎样的感觉？。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小说：女性作者的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好一个“制止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何等精当的评论，鲁迅到底是鲁迅。
事实上，在《呼兰河传》中，这种“制止的观察”随处可见：
“ 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到后来，那结果，谁晓得是怎样呢，反正一塌糊涂去了吧。”
这段话中的“一塌糊涂”四个字，特别的令我兴奋，中学的地理老师，是个东北老头，常用的词就是“一塌糊涂”，最喜欢在课堂上吹嘘他的家乡，讲到末了一定是“总之，好得一塌糊涂”——听得我们“一塌糊涂”。
不妨再看看呼兰城中人们眼里的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
佛也好，道也罢，达到的境界怕是也不过如此吧。犹记得加缪小说《局外人》开篇的名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实，拿《呼兰河传》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本，就又差到了哪里呢？而莫言写山东高密的那些“寻根小说”，不过是忝附骥尾罢了。
但萧红到底不是真正冷酷到底的人，她的一生，如自己所述，“总在追求自由与爱”。有爱，就有情怀。于是，在表面平静的背后，萧红却又不禁要慨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在描写完生龙活虎的跳大神后，末一句陡然变成了：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如果只是对这世界充满冷静与悲凉，那只能说在精神实质上，萧红得了鲁迅的真传——鲁迅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原因大约也正在这里。萧红之不同于鲁迅，在于鲁迅看到了人生的全部黑暗和虚无，萧红对家乡至死有着温热的回忆，臂如，她童年的后花园是：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因着这份温热，《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孩子尽管出生就躺在磨房里，温度是零下十几度，母亲也死了，但在冯歪嘴子的拉扯下，“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这些，也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畔大地上的事。
张爱玲之后，张迷无数，仿张爱玲风格的写作者亦无数，萧红之后呢？无人再有她这等才情和风格了，也许，她的作品正如女诗人翟永明所说：写给无限的少数人。
好在至今还有人纪念到：当旧上海的张爱玲变成人人喜爱的玉蝴蝶，作品铺天盖地成为小资时髦生活的必需品时，呼兰河畔的萧红仍像孤苦无依的孩子，睁大漆黑绝望的眼睛期待着与你邂逅，等你揽她入怀，一起哭泣。
《呼兰河传》的最后部分，总让我不忍卒读——读到这里，鼻子总是酸的。还是允许我把结尾抄录下来吧：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年正三十，避难香港，完成《呼兰河传》这部自传体小说不到一年，香消玉殒，时人评说：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这两样她竞都摊上了。
临终前的遗言里，留传至今的是：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不甘啊不甘！其实，在临终前她还另外说过：我要回家去……认错也行，磕头也行，求情也行，只要回家。
这就是萧红，对待她的呼兰河，就像对待那些曾经抛弃她的男人们，没有恨，有的只是无限的眷顾和爱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