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洪帮与武汉
莫元钦
洪帮历史概况
洪门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相传由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创立。当时，洪门的组织虽然很严密，但缺乏章程与规范，这个时期的洪门多少带有“革命”的性质。此后，由于帮会分子成分复杂，良莠不齐，其组织逐渐发生了质变，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竟成了敌伪残害人民的帮凶。现将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反清复明时期
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带领战船300多艘，将士25000人，从厦门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发，欲收回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经过9个月的围攻，荷兰总督揆一投降，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此后，郑成功率部驻扎在台湾的金台山，他一心一意想恢复明室，遂号召群众，创立了明远堂，矢志复明。这就是“洪门”的初始阶段。
建立明远堂后，郑成功即派部将陈进南前往西南各省联络反清事宜，洪门也随着推及到更广的地区。其组织名称，因地互异，并不一致。如在西南各省的都称“社”或“合”，沿长江流域的名之曰“山”、“堂”，海外与两广则移为“会”、“堂”。历年以来，在国内外比较流行的“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白莲会”、“大刀会”、“致公堂”、“兴中会”、“同盟会”以及以后各种“山”、“社”、“合”、“会”等等，都是洪门的组织。就是西南各省所称的“汉留”、“园门”、“袍哥”等，也属洪门的一个流派。当时，洪门的行动宗旨是反抗清廷专制暴虐和反对官府欺压人民，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正常的活动规律，其“反清复明”的口号仅仅是徒有其名而已。
兴汉灭满时期
清末，洪门分子以兴汉灭满为主题，提出了“恨的贪官污吏，打的恶霸土豪；喜的忠臣孝子，爱的民族英雄”的口号，在各地秘密发动“革命”，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行动。1911年10月10日，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武昌被两湖总督瑞徵杀害后，当时的大洪山山主李绍白即于武昌抱冰堂召集洪门分子发动起义，策动清军湖北第八镇混成协一师一旅的部分人员反正，后又与他人一起推举黎元洪为湖北省都督，李绍白亦被推为总参军。此后，各省相继响应武昌首义，其间，许多洪门弟子也积极投身其中，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为了网罗散布在国内外众多的帮会分子为己所用，在蒋介石的应允下，以所谓“集中力量”的名义，组织成立一个“动员委员会”。 “委员会”表面上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实则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所控制利用。其主要任务，一是维持陪都重庆的治安；二是劝募公债；三是组织献机、捐款活动；四是联系帮会分子了解各地情况。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军统”一个咨询式御用机构。
该“委员会”设委员11人，互推3人为常驻委员。会址设于重庆戴家巷37号，会内还设有指导委员、设计委员等，所有在渝帮会的首要人物，都分别给予了名义，所有成员都支送车马费。该会成立后，除劝募公债外，还曾献机20架。抗战胜利后，该会解体。
这时，武汉的洪门分子申子璜、樊树丰等人甘心投敌，为日军效劳。他们在日军特务部的授意下，搞了一个“洪兴正义会”。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不久，帮会分子洪雁宾、李炳杏、程钰卿等在武汉搞了一个所谓的“正义会”。1940年，汉口的安清帮分子廖国深（曾任汉口陷落后的维持会长）、刘清泉、张树谷等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分会”。1941年秋，洪门分子头子申子璜经旅汉30余年、曾任汉口日本租界巡捕房日军特务部情报班班长的日本间谍宫城宇丰出面做工作并征得日方同意后，邀集了徐吉甫、樊树丰等20余人，先后在汉口交通路生生旅馆、车站路新新旅馆开会集议，成立了一个“洪兴正义会筹委会”， 1942年春夏间“洪兴正义会”成立。“洪兴正义会”形式上是社团性质的帮会组织，但实质上乃是地地道道的日军特务机构的御用工具。该会的公开会址在云樵路云萧里1号，秘密集议和交换情报的地方是在该会会址对面的一所房子里。该会顾问日野秀人、通译赵一清都是由敌军特务部派遣的。
“洪兴正义会”成立时，没有向汪伪政权党政机关办理相关手续，只是在日军特务部第二科（敌军特务部第二科主管中国谍报）备了案。日军对该会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曾提供经费14000元（日本军票）及两部无线电台。该会情报的工作，主要由张庆民（张是情报贩子，沦陷时为军统局外围汉阳铁血组组长，曾任伪特工总部武汉区第一组副组长）负责。申子璜等人还通过日军特务部，搭上了汉口日军淀泊场司令部，组成了一个专代日军运输军用品、交换物资、从事谍报工作的合利贸易运输公司。该公司先设在汉口民权路及花楼街，后迁至汉阳鹦鹉州两湖会馆。公司内设有秘书室、会计室、总务室、运输部、情报部、船务部等，还有一个装配有武器（长枪百余枝、子枪20支、机枪若干挺）的运输大队。队部下设若干分队，并在湖南长沙设置了出张所（即分公司）一处；申子璜任董事长、丁春阶为经理，秘书张千民，总务、会计、运输、情报、船务均由洪门骨干分子担任。湖南出张所经理向擎夫与华中安清总会漕运团，分别控制整个襄河及长江互通口至金口间的所有民船，为日军从水上运输军需用品。
抗战胜利后，“合利贸易运输公司”的钱财，被申子璜等人与湖北省水上警察局局长、军统分子张叶共同分肥，枪支器材则由湖北水警局接收了。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后，“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大肆利用帮会分子从事特务活动，收罗各路青、洪帮分子，成立这会那会，以掩人耳目。如“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和 “民治建国会”等，均是典型的青、洪帮分子从事特务活动的组织。
“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是“军统”的后身保密局主办的，总会设在上海，书记长为许亮。1947年初，湖北的曹凯前往上海与许亮接洽后，即于是年三四月间开始筹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湖北分会”，还商定必要时在各县开设立区会。为此，曹凯等人在汉口璇宫饭店宴请了国民党在汉政府机关要员和在汉有名的洪帮分子共200余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湖北分会”设在汉口黄兴路25号雨农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张洛川，筹备委员有杨庆山、周汉卿、任建鹏等，书记长是曹凯。该会的主要目的是网罗各路青、洪帮分子，操纵国大选举。
“民治建国会”是“中统”控制帮会分子的外围组织。总会设在上海，负责人是李溥，武汉方面由易文州于1947年5月间邀集杨庆山、申子璜等发动筹备，集议地点在汉口胜利街易文州的家里。最初，他们曾议定该组织的名称为“民治建国会武汉分会”，但未正式成立。
特务与帮会狼狈为奸
帮会是反动势力的帮凶 青帮、洪帮原为清朝时的民间秘密团体，帮会分子大都是乡村破产农民、城镇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以及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纽带，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结成种种名目不同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帮会成员之间提倡“联卫共济，手足相顾，惠难相扶”，为此，他们曾经为了反抗压迫，与官僚和地主进行过斗争，但农民和手工业者自身固有的弱点，不可能通过这种帮会组织谋得出路，相反，这种帮会组织往往极容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辛亥革命时，上海的“中华共进会”曾受袁世凯指使，刺杀了宋教仁；1927年又为蒋介石所用，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残杀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桂系首领之一的白崇禧，更是视帮会头子为鹰犬，指挥帮会分子疯狂杀害、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难以数计。上世纪30年代初，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曾委派帮会头子杨庆山为行营侦察处长，利用洪门各山头建立情报网，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这个时期帮会与军、警、宪、特相互勾结，控制了军警机场、水陆关卡，所有过往人群关卡都由帮会分子负责搜查，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青、洪帮又为日本特务机关所利用，设立“漕运团”，搜集情报，进行汉奸活动。
解放前夕，武汉的“安清帮”、“洪门”都为国民党统治服务。帮会分子几乎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基层情况，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便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充当自己的耳目和帮凶。这些帮会分子又利用特务组织的特权，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奸盗邪淫，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
特务与帮会互相勾结 特务组织控制利用武汉的帮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特务组织吸收帮会头目为特务分子，头目的山头就成了特务的机构。二是特务骨干分子打入帮会中，取得字号大爷身份后，就开山做堂主，广收兄弟，这个山头毫无疑问是特务组织的附庸。三是特务组织派出特务骨干到新的地区开展情报活动，在新地区打下一定基础后，再取得帮会头目同意，另立山头，另树旗号，为从事特务活动扩大基地。
帮会利用特务组织作靠山而扩展势力的情况有以下几种：一是“挂朵子”，即帮会头目想方设法取得特务身份。如武汉的帮会头目杨庆山、申子璜、周汉卿等在稽查处、警察局、军统、中统都挂了名。二是帮会头目拉拢特务骨干分子参加帮会，壮大帮会声望。
特务通过帮会进行情报活动 特务要及时掌握社会上政治、经济等情况，就必须在社会各阶层广设耳目，于是他们就选准了帮会，通过帮会进行情报活动。
帮会分子大都精于饭店、茶馆、旅社、戏院、赌场、水陆码头装卸、人力车工、马车工、汽车司机等工作，特务组织就利用各个地区封建把头， 为他们搜集情报。当时武汉地区的特务利用帮会的活动有如下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开设旅馆。这旅馆既是帮会的山寨，又是特务的情报站。帮会分子开办的旅馆，上至经理、下至茶房无一不是帮会分子。旅馆既作为搜集情报的据点，又作为窝藏匪类的巢穴。有史料称，当时武汉属特务性质的帮会旅馆有：汉口车站路铁路饭店（经理、太华山山主刘琴为“中统”专员）、汉口江汉路海陆饭店（经理、天目山山主周汉卿属“军统”人员）、汉口武胜路炳南旅社（经理徐炳南是“中统”站长）、汉口黄兴路安乐旅社（经理、太华山字号大爷陈卿属“中统”）、汉口清芬路国强旅社（经理、太华山分子胡修山属“军统”）、汉口江汉路璇宫饭店（经理、太华山字号大爷万少珊属“军统”）、汉口民生路舒陆饭店（经理孔庆真为青帮“通”字辈）、汉口友益街化商旅社（经理、太华山字号大爷黄青斋是“中统”平汉路室分子）。不难看出，这些旅馆无一不是特务的黑窝了。
其次是采取开设茶馆的方式来帮助特务组织搜集情报。茶馆来往人员多，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因此茶馆既是帮会分子“会友”碰头的地点，又是特务进行侦察活动的场所。远道来访友的洪门分子在茶馆里，只要“挂牌”做一种手势，表白自己是洪帮的什么地位，很快就有当地的红旗五爷上前“亲候”盘问，如果是洪帮弟兄马上招待。很多下层特务（上层特务不到茶馆搜集情报报）常专坐茶馆“品茶”。
武汉的帮会分子开办的茶馆有：汉口大智路铁路边徐月楼茶楼（经理闵达斌为太华山分子，“中统”大智站成员）、汉口韩家港高陛茶楼（经理张汉卿为天目山字号大爷，“中统”成员）、汉口花楼街松柏茶馆（经理罗松柏为“中统”大智站成员）、汉口满春路海福茶馆（经理郭海福为太华山分子）、汉口球场街瀛汉茶楼（经理陈少山为“中统”小组长）、汉口球场街六大堆益汉茶楼（经理陈辉益为天目山大爷，“中统”大智路站长）、汉口旧民生路吴天楚森林茶楼（经理李耀林为天目山大爷，“中统”小组长）。单从汉口这块地方看，帮会为特务收集情报开设的茶馆，真是星罗棋布，四处林立。
开设赌坊，搜集情报，也是帮会分子一贯的伎俩。日伪时期，日本特务机关就曾利用赌坊进行特务活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特务也利用赌坊搜集情报。帮会还开设戏院，为特务组织搜集情报。戏院也是特务活动的场所，如汉口友益街新记大舞台、汉口复兴街口明星电影院、汉口江汉路江汉电影院、汉口汉正街建国电影院等，其经理都由帮会分子和“军统”、“中统”特务担任。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警宪经常出入这些地方。
另外，一些工会的基层组织也是帮会获取情报的重要处所。如武汉水陆码头工会的基层组织，均是“中统”掌握，这些工会小头目都是一身兼两职，既是特务又是帮会分子，地道的双料货，殷其周、胡青山、周三毛等人就属于这一类。在码头工人中进行帮会活动的天目山周汉卿与济鸿山、邱鸿钧，是码头帮会势力最大的；大智路码头范廷及其爪牙龚石、何坤等既是天目山的弟兄，又都是“中统”特务；循礼门码头把头范国庆是济鸿山弟兄，也是“中统”特务；江边三所公司把头陈辉是济鸿山弟兄，亦是“中统”特务；穗平货栈把头郭松林是天目山弟兄，也是“中统”分子。至于其他行业工会，亦大都由特务和帮会控制利用。如人力车工会，既是帮会一个山头，又是“中统”一个小组；印刷工会则分为“军统”、“中统”两派，帮会也分为两个山头，一为“军统”游泳的龙虎山，一为“中统”的陈氏山，两派互相争夺工会的领导权。装修水管工会是“中统”控制的；驳船工会的理事李静园是“中统”分子，在汉口武胜路惠民亭进行帮会特务活动；汉口公益联合会及消防总队都在帮会与特务控制下，该公益会的理事长、消防总队队长等，都是“中统”特务。
帮会寿终正寝
解放初期，武汉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运动，人民政府严惩了作恶多端的帮会头子和特务分子。从此，青洪两个帮会在武汉寿终正寝，结束了其长达300年的历史。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