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粉红也属红—驳《零八政见》

中国大陆的浙江新闻网于12月22日刊登署名“文扬”的《零八政见——兼答＜零八宪章＞》一文，对《零八宪章》及其支持者（以下简称“宪章派”）进行批判，该文似是而非，简单类比，在事实和逻辑上难以立足。依笔者拙见，该文至少存在三大硬伤：

其一，将宪章派等同于“深红色”的暴力革命者，这是对主张非暴力主义的宪章派的歪曲。《零八宪章》全文毫无暴力革命的主张和倡导，而是蕴涵着非暴力的理念。该文还将宪章派称作“深陷于共产党遗留的深红色政治文化中不能自拔的革命后代”，更是对宪章派扣帽子。宪章派正是由于认识到当权者的共产革命意识形态教育的毒害，并不愿让这种毒害再继续祸害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才起草和支持《零八宪章》。
    
    其二，历史观念上，该文将自辛亥革命至毛泽东“文革”的历史看成必然，还引用康有为的“革命必得专制”论。可见，该文作者的历史思维仍然是“历史决定论”和“必然论”，抹煞了每个个体的人的作为，忽视了外部环境等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该文作者自己倒是历史观念上的“深红色”。对“历史决定论”的批驳，有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笔者也就不再多言。笔者想强调的是，历史事实早已反驳了康有为的“革命必得专制”之说。辛亥革命之后，1910－1920年代，中国的专制程度已大大减轻，民营经济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大学和媒体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司法的独立性都比较强，而城市居民和乡村农民都享有实在的土地权利和迁徙权利。当时中国社会的这种多元状况，就是对康有为观点的有力反驳。后来，日本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其三，该文作者还将现在的当权者视为康有为思维的“后代传人”，且不论当权者自己是否真的认同，只从逻辑和事实上看，该文就犯了严重错误。
    
    逻辑上，该文已将当权者视为“粉红色”，而把康有为称为“深蓝色”，两者之差别大矣；又将两者归为一类，逻辑上岂非自相矛盾！
    
    事实上，“粉红色”也属“红色”，不同于包括“浅蓝色”和“深蓝色”的“蓝色”。清末新政毕竟设定了“君主立宪”的目标和时间表，当今的当权者又设定了什么目标呢？有宪政目标吗？更遑论时间表了！
    
    这又引出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即：政权同为威权，却会相差甚远。
    
    从政治学上来讲，“粉红色”也属“红色”，就是政权仍具有乌托邦色彩，虽然不同于乌托邦型极权，但可归为乌托邦型威权。而“蓝色”的威权则为世俗型威权。
    
    具体而言，专制政权，根据专制程度的大小，可分为极权政权、威权政权等。极权政权，权力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威权政权，权力对经济－社会仍进行控制，但程度要轻于极权政权。
    
    威权政权，根据权力对经济－社会控制的程度，又可做出不同的分类。笔者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威权政权至少有世俗型（无乌托邦意识形态甚至反乌托邦）、乌托邦型之分。而这两种威权政权，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控制上存在根本区别。乌托邦型威权之下，并无多少人还信仰乌托邦，当权者却以不放弃乌托邦的“最高理想”为幌子谋一己私利，同时在思想上进行着愚民，压制着个体的创造力，其最突出的体现，除了政治上专权外，还有至少三点：第一，是在经济领域，坚持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牢牢掌控着土地、能源、通讯、金融、传媒等领域，压制国内民间资本的进入，甚至“宁与洋人，不与家奴”；第二，在社会领域，限制民间社团的成长；第三，就是在精神领域，进行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灌输，包括学校里从小学到博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官方媒体中的宣传。中国大陆在1978年后属乌托邦型威权（1989年后更是）。笔者自己所定义的“世俗型威权”（实例包括国民党1949－1988年在台湾，一些军政府等），至少在经济领域和精神领域与“乌托邦型威权”有很大差别，不会依凭乌托邦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灌输和控制，对经济的掌控也不强，公民拥有较大的经济－社会空间，进而通过公民社会来拓展政治空间。简而言之，就对社会结构演变的影响而言，乌托邦型威权更不利于社会结构向中间层居大的橄榄型演化。
    
    乌托邦型威权政权的极大危害还在于其暗藏的对世道人心的荼毒，它的机会主义助长了市侩习气和乖戾之气。这种危害源自乌托邦型威权自身的悖论：理论上坚持不放弃乌托邦最高理想，而现实中则是对私利和小集团利益的热衷，这实际造成了表里不一、被迫虚伪甚至虚假盛行。
    
    因此，乌托邦型威权的危害要远重于世俗型威权。其实，只要C.C.P.更名为C.S.P.（社会党），就有望实现从乌托邦型威权向世俗型威权的转变，这也是渐进式、非暴力主义的一段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