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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谈《如焉》：理想主义应是生活常态

胡发云作品《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摄影 丁杨） 　　当2003年底动笔创作《如焉@sars.come》(下称《如焉》)的时候，胡发云或许不曾想到这部他用3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命运。它最初被贴到网上，经由网络世界征服了第一批读者，然后以电子文本的方式在读者中传递，进而竟然被打印成册在京城传播 作者自述： 　　胡发云，1949年生。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以 散文，随笔，中短篇为主。散淡，怠惰，任由性情，写得不多。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葛麻的1976-1978》、《射日》等。《如焉@sars.come》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于一个非常时期。写完以后，一直放下了。如今能出来，我希望将它献给先我而去的妻子。 　　当记者今年4月在武汉东湖畔采访胡发云的时候，《如焉》已在相当一部分读者中产生不小反响，但单行本的出版还没着落。一提到这部作品，提到书中人物茹嫣、达摩、毛子，胡发云就有些激动，用他颇具磁性的嗓音侃侃而谈。他的表达既富于理性思考又至情至性，那一刻他同书中人物完全没有文字阻隔，仿佛就坐在一起。书中的茹嫣是位独居的中年女子，她在儿子出国之后初涉网络，借此结识了民间思想者达摩及其导师卫老师等人，被他们的思想所震撼。同时在同事江晓力撮合下，副市长梁晋生走入茹嫣的生活。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得茹嫣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与达摩们的思想交流同与梁晋生的情感纠缠让她面临着抉择和矛盾，梁晋生同样面临着情感和仕途的两难……从文学意义上看，也许《如焉》不够完美，但这一看似并无太多特别之处的“言情”故事背后，凝聚了作者胡发云对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深邃思考，这使得《如焉》的思想深度超越其文本本身，触动了众多读者的内心。 　　读书报：一开始计划写作《如焉》源于什么？是网络带给你的触动吗？ 　　胡发云：这篇小说算是我的率性之作。网络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非典、海湾战争，还有很多天灾人祸，这些在和平年代几乎要一百年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在一年中就发生了。在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有个最主要的人物，看不见的人物，就是网络。它像是传统戏曲中的说书人，串起所有人的角色，所有人在和网络对话的时候，其角色身份才得到确认。如果没有网络，就不会有中国相当一部分人在今天的真实生活。网络是虚拟的，但在中国，网络同时也是真实的。我们在一个大背景下其实都在演绎着被虚构的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网络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读书报：在《如焉》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达摩。他生活在当下，骨子里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又与现实和平共处，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胡发云：达摩身上包含着一种情怀。现实生活中情怀往往比思想更重要，思想有时会过于晦涩，很多时候，一个人最高的思想境界会源于最普通的情怀。所以我会强调我笔下人物所拥有情怀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缺少很美好、很和善、很高贵的情怀，这是一种悲哀。知识分子有时会用比较清醒的理性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情怀，而很多百姓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时时处于蒙昧状态，失去了应有的情怀。当然这错不在百姓，而在于整个社会进程中缺乏生长这些情怀的土壤。 　　书中的达摩也好茹嫣也好，我都对他们倾注了自己的爱与倾慕，也许是我在生活中邂逅了类似的人。很多读者觉得《如焉》中有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如果了解我，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就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就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这些看似理想主义的色彩其实是具体的存在。我们已经习惯于对那些善良的美好的人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如果把很多年来我们已经失去的这些常态的东西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那些市侩主义就是常态了。 　　读书报：茹嫣这个人物身上有女性感性的一面，但是对身边的一些社会话题又不乏理性关注，这个人物似乎很复杂？ 　　胡发云：在很多话题面前，茹嫣并不具备系统的深奥的理论基础，也缺乏理性判断。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很多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天地良心黑白善恶的问题，靠人们的直觉完全就能得出结论。而茹嫣无疑保持着这种朴素的判断力，内心有着对一些事物天然的怜悯和同情，有本能的痛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茹嫣的反应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出了问题？且让读者去思考吧。我想，茹嫣既不是一个自觉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清晰明确认识的知识分子，她只是个靠内心感受来判断是非的女人。 　　读书报：茹嫣的这种并无理论基础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达摩的思考是非常有对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