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伯偕夫人从益阳来岳阳。昨天下午上我家，3人一起吃晚饭。很简单：一个鱼头火锅，一盆炒花生苗，一盆凉拌木耳。喝“会稽山”黄酒。交谈至9点半。
50年前，我和小伯在南县二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小伯便参加工作了。工作单位是粮食部门。在那“饿死人”的年代，这是很好的单位：起码政府配给的粮食定量指标是足秤的，吃的米是新鲜的。
我家在农村，很穷，父母要供我读书，负担很重，我经常为伙食费发愁。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次，我和罗伏良同学早饭后由学校出发，步行30里到游港，也就是小伯工作的粮站。中午在粮站吃饭，有肉，有蛋，3两米一缽的饭，我吃了两缽。能吃一顿饱饭，那是难得的。临别时，小伯给我们每人5斤粮票，3元钱（半个月伙食费），并说：以后，常来啊。
我以后又去过两次，每次小伯给我钱。我曾把小伯给钱的亊告诉过我的父亲。父亲说：宋小伯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我说：我也不知道。
父亲：你要记得这个人，以后要还他的人情。
40多年过去，小伯给我钱，自然未敢忘记。但我从未想到要还他的人情：这情谊是无法用钱来衡量和偿还的。
近半个世纪，我们的交往断断续续，见面很少。但两心相印，互有惦记。
正是20年前的今月，对我的政治迫害案进行三个月了，我忽然收到宋小伯的来信，写了三页纸，足有两千字。当时，小伯在益阳地区纪委工作。小伯在信中说，我同张先芳（省纪委厅级纪检员，第二任“殷正高专案组”组长。因第一任组长同情我，而被撤回）有过交往，此人有点霸道，只能顺从，胳膊扭不过大腿，大丈夫能屈能伸，向邓小平学习，先认错，保住职位再说。
我很感谢小伯的关心和劝导，但我不可能接受他的劝导。
有一次，张先芳一伙找我谈话，我列举亊实，揭露专案组对我迫害，手法卑鄙恶劣。张先芳哑口无言，脸色发青，沉默分把钟后，他用手敲桌子，说：殷正高，你必须放老实点！
我马上站起来，说：张先芳，我怎么觉得你象流氓？不过，不是岳阳街上的扒手流氓，而是省委大院的政治流氓！
……
喝着鲁迅故乡的黄酒，回忆起20年前的信，谈起我同张先芳的较量，小伯直是摇头，多有叹息。
对我现在的处境，对《巴陵鬼话》，小伯虽表示理解，但他更多地是为我担心。他劝我多保重身体，多为老婆孩子考虑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