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每创造100元的财富，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31.5元变成资本和存货。三十年来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渐递减。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均收入的增幅，导致内需不足。
GDP增速远超收入增速
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之进步，也许我们只需要两个指标就够用了：其一为“效率”，其一为“分配”。
为了具体化这两个抽象的概念，经济学家引进了两个统计口径：“GDP”和“人均收入”。前者用于描述一个国家和地区年度经济活动的总量；后者用于描述人们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哪些收益。作为考察指标，前者可以粗略考察该国的经济现状，后者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该国长久发展的后劲。
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2亿元，2007年为246619亿元，增长了67.6倍，剔除物价因素，大致增长了15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为4140元，增幅分别为大致40倍和30倍，剔除物价因素，一个增长了大约9倍，一个增长了不到7倍。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中国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
今天，最让我们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内需不足”，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超出了我们的消费能力。对于一个穷国来说，中国的潜在需求应该远超过生产能力才是正常的，为什么竟然会出现所谓“内需不足”呢？对这个问题最直观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GDP的增速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
回过头来看，沿用“效率”和“分配”这两个考察指标，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作为世界模范生，我们在“效率之递进”这一问题上无出其右；在分配的问题上，虽然人们的收入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不过，却没有充分分享经济效率之提升（考虑到GDP之增速大致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2倍，这一问题不容忽视）。时至2008年，我们猛然发现，在分配问题上的这一容易被忽视的现象竟然反过来成为我们经济进一步发展、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最大障碍：内需不足。
那么，超过人们收入的那部分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呢？
大致说来，人们创造的财富会被三部分分享：劳动者拿走工资，国家拿走税收，资本拿走利润。其中个人工资会被统计入“收入”，资本利润中的分配给股东的部分也会被统计入“收入”，剩余部分就是税收以及资本利润中不分配的部分。当然，从理论上讲，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只是把一部分人的收入转换为另外一些人的收入。不过，在实际操作上，财政支出多用于公共服务，而这些服务很难计入服务对象的个人收入中去。故此，我们粗略地把税收与个人收入并列。
这样分析下来，超过人们收入的那部分财富，一些跑到了国家手中（大部分变成了公共服务），一些跑到了资本家手中，变成了资本和存货。
2007年，中国不含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税收总额为4.9449万亿元，再加上7584.6亿元的关税，国家拿走的那一块大致为5.7万亿元；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拿走的收入（包括工资、利息、股息等其他收入）总额为11.2万亿元（城镇居民总人口5.94亿，人均收入近1.4万元；农村人口 7.3亿，人均收入 4140元）；在总额24.66万亿元的GDP中，除去以上两块，剩下的就应该是资本和存货，其值为7.76万亿元。这里应该包括贸易顺差，去年的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8万亿元。
城市化的裨益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中国人每创造100元的财富，个人能拿到的只有45.4元，23.1元流入国家财政，31.5元变成资本和存货（其中7元流出国外，变成中国的资本输出）。
1978年，以上数字分别为45、31和24。
1988年，以上数字分别为47、17和36。
1998年，以上数据分别为49、12和39。
粗略地看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在45%至50%之间，呈先低后高，再又变低的趋势。
可是，既然GDP的增速分别高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幅，为什么国人的收入占GDP的比例迄今为止还能基本保持稳定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化。
虽然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幅都低于GDP增幅，可是一方面，总人口增加了，一方面，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居民变成城镇居民，这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增幅超过了GDP的增幅。于是，总体上就表现为人们收入占GDP的比例大体不变。
1978年，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82%；1988年为75%；1998年为67%；2007年为55%。平均每年大致下降一个百分点，且呈加速度下降状态。数亿中国人从农村来到城镇，使得城镇居民总收入占全国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35%上升到2007年的79.1%，这维持了收入占 GDP之比大致稳定。
那么，为什么在人们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大致不变的情况下，以前没有出现的“内需不足”突然出现了呢？
原因在于资本积累。 197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56亿元，2007年，这一数字为13.7万亿元，增长了385倍，而同期的GDP增速为67.6倍。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产生了大量的产能，这些产能最终超过了人们的有效需求，于是产生基于产能过剩的“内需不足”。
而持续高速增长的资本积累是由中国人的高储蓄率支撑的。1978年，居民存款余额为210.6亿元，当年的居民收入总额为1647亿元（农村居民主要是实物收入），存款余额与收入之比为12.75%；1988年，这一比值为53.5%；1998年，该比值上升为131.5%；2007年的比值为 157.1%。
到今天，中国罕见地又是穷国，又是资本净输出国，正是缘于长期的高积累。（一般说来，穷国应是资本净输入国家，因为穷国人们的需求更旺盛，需要更多的投资；穷国的就业问题更严重，需要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人均收入增幅逐渐递减
前面我们提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城镇居民的收入基数要比农村居民高，而且增速也快。细究起来，城镇居民收入的基数始终高过农村居民，不过，在论起增速就未必了。
在整个1980年代，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要超过城镇居民。不考虑物价因素，1990年，农村居民收入是 1978年的516%，同期城镇居民的收入之比为440%。步入1990年代之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开始落后于城镇居民。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是1990年的328%，城镇居民则是415%；2006年与2000年相比，农村居民为159%，城镇居民为187%。
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居民更容易分享到改革初期的成果。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前的农村处于赤贫状态，过低的基数使得增长幅度容易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3元，主要是粮食等实物收入折算下来的，即使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也仅够果腹而已。）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均收入的增幅在逐渐递减。即使剔除物价因素，这个结论也基本成立。在最近的十年，这个现象尤为突出。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1980年代，改革会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今天，在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一些社会矛盾反而显得较1980年代更为突出。
我们回顾过去三十年，不是为了做单纯的分析，而是希望对未来会有帮助。从收入角度，以下几个结论也许值得今后更多的关注：
第一，国民若不能充分分享经济活动之增长，这一方面可能会加深社会冲突；另一方面，会影响总需求，进而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
第二， 税赋过高，非国之福。此外，税收本身应纳入国民监督之中，否则容易形成国民财富之净损失。
第三， 在分配上过多地向资本倾斜，恐亦非国家社会之福。作者： 周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