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胡适

陈奎德

最近些年来，胡适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又象火一样烧了起来。胡适声望的涨落，一直是现代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是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真可称得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了。

谈到中国二十世纪现代思想文化史，胡适这个名字恐怕是绕不过的。最近笔者与余英时教授有一次关于胡适的长谈，深感对当代中国而言，胡适的精神仍然赋有现实感和生命力。

胡适的历史地位在于，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中，带到了现代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的肇始者，他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白话文。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从前在中国小说里也有白话文，可是没有人正式说要用白话文作为主体语言来表达学术与思想，正是胡适，打破了界线，打破了传统士大夫和民众之间的隔阂，把古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沟通起来，这是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他对中国传统国学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代表作就是他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等人就是从他那里受到的启发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变成现代学术的一个关键。这两点，奠定了他在学术上基本的地位。

在学术界，他发起了中国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是一个典范的转换，是重大的转折点。胡适是开风气的人。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有这种影响的只有两人，在他之前有梁启超，在他以后就再没有别人了。这两个人是开天辟地的。

胡适为什么在当时五四前后，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主要因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刚好凑在一起了。在天时上，民国初建的时候，思想上正要开辟空间的时候，他指出方向，这是最重要的。在地利上，他刚好对东西两边文化都有很深的接触，他早期在中国经史的教育也相当深厚。在人和方面，他为人非常平和，甚至其论战对手梁漱溟也承认，他没有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带来任何麻烦，他永远能照顾到他人。

五四当时及以后，在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争论，胡适都参与其中，甚至差不多经常都是主角。譬如，关于整理国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等。五四时期，影响中国文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作为领袖人物，人们一般容易提到三位：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论及所受外来影响，鲁迅和陈独秀主要受日本的影响，胡适受美国影响。有人常说，受日本影响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响的思想家比较浅，比较明白。但是我以为这一印象有其盲点。而我自己，更看重思想的内涵、倾向及生命力。

论及胡适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显然，他这种所谓"浅"，并不是没有内涵，而是把一种久经考验的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才能。从长远的影响来看，从正确性看，从与人性的黏结程度看，胡适在历史上，就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而言，要超越上面提的那两位。陈独秀先生走过的曲折道路就不必提了。若论及胡鲁二位，这里特别想指出，胡适是比较有建设性的，其思想相当健康。而鲁迅，基本上只有否定性，只是挖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而鲁迅在晚年思想逐渐左倾化，这一点实际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社会的悲剧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鲁迅诚然比较深刻，他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极其痛恨，但是由于过于偏激，且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以后，恐怕对中国的知识界的影响，就不完全是正面的，有时候，甚至是负面的，这使他在晚年一度走入歧途。鲁迅在近代中国的否定性思潮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但这种否定思潮后来流于一种虚无主义了。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来平衡，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片废墟。简单说，鲁迅的思想很难作为一个建设社会的主流思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建设法治社会的主体思想。而胡适的思想则可以说和整个世界的文明潮流融合。比如胡适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他一生都坚守不渝履践承诺。

胡适常被人批评的，是所谓"全盘西化"。但是这种印象并不是他的全貌。这一印象主要源于他中文的言论和著作。你如果把他美国的英文言论跟中国的言论作一个对比，你会看到另外一个胡适。他在美国作大使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骂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反而是把中国文化跟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的地方拼命挑出来讲，从这里可见他是有民族精神的，他的国家意识也是很强的。

开初胡适是想完全作一个学人。他从海外归国之后，曾有一句话：从今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他的想法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没有弄清楚，需要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但是后来却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很多的中国的政治社会事件中去了。那恐怕在当时中国国情下是很难避免的。列强在中国的横行，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逼着中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中国就走上一条靠发动群众来进行抗日的风潮。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跟日本人打战，抗日也确实是一个正大光明的题目，胡适当然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他希望能够效法列宁，接受类似当时德国《布列斯特条约》这样要求，然后一步一步建设自己，最后再站起来抗击。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在抗战激昂时代，没人会听的进去的。他变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象丁文江，象蒋廷黻都主张新式独裁，但他认为独裁不是办法。独裁只能饮鸩止渴，会使中国现代化往回倒退。这就是当时一场著名的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其实蒋廷黻跟丁文江这些人也是受了现代教育，他们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们觉得中国当时必须要独裁才能应付危局。然而历史表明，恐怕胡适是想得更深远一些。

一个实际的证据是，台湾的民主化与胡适的关系就很大。当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以后，《自由中国》杂志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号创刊，以雷震先生为主编。当时胡适虽然人在美国，但他是该刊的发行人和精神领袖。他一直和《自由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常常对他的编辑方针提出建议，并且在杂志遭到困难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与上层关系，设法为之缓颊。从五七年开始杂志就推出15篇系列社论，总题是中国的问题，以"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作为最关键的问题。鲜明果敢的提出，反对党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就是胡适挑出来的。胡适自美国返台以后，在《自由中国》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主张知识份子出来组织一个不以取得政权为目标的在野党。随后《自由中国》马上发表了"积极开展新党运动"的社论。这是胡适对中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民主的转化非常大的贡献。共产党有意把他宣传成像蒋介石的奴才一样。事实上，他跟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非常大。对蒋介石当面的批评是非常严格的，非常厉害的，是当众批评。一九五八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时，蒋介石前来恭维他，他一再说总统错了，当时气得蒋介石脸都变色了。他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人，从来没有向政治权威低过头。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一九六０年八月宣布要在九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九月四号雷震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九月四号的当天，向行政院长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是象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台湾之所以能够走向民主化，跟胡适为代表的这样一群知识份子的风格是有很大关系的。由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在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胡适运动，因此关于他的观念及行为，大陆民众都很隔膜。所以有关胡适思想与人格的研究，不单是为胡适进行个人申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攸关中国未来的前途。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中国知识界来说，胡适先生的命运，他在中国的地位，都是值得反复深思的。

胡适的基本形像，如果从人品学品两个方面说，他基本上是现代理性精神、平实的见解和宽容的胸怀的代表。这样一种基本象征，对中国，不管是学术文化界包括对政治社会生活恐怕都是相当重要的。自由主义跟其他意识形态根本不一样的，在于它基本上只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套严格的形上学的理念，而且以自由主义为根基确立的宪政体系，是对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开放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具有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这个在中国现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国提倡自由主义，主要不是想把自由主义在理论上造出多少深奥的东西来，而是怎样让它变成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但是我也不被允许侵犯别人的自由，整个社会用法治来保障这种自由。而这正是胡适当年身体力行的。所以，简言之，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建设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普及胡适。就是胡适的普遍化。这一点，恐怕也正是胡适先生留给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