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求学记 我和Jordan教授（六）

                                      （六）

  开学了，暑假里我已经把手中的GPS工作干了一个段落，可以专心上课了。
  毕竟年纪大了，我知道自己的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和年轻人比，再加上外语差，至少一开始听课是听不下来的。因此我不敢选那些要闭卷考试的课，全选那些不是开卷考，就是用project决定成绩的课。选课要经过导师签字批准，Jordan看了一下我的选课表，二话没说，就用笔“嚓嚓”去掉两门，再重新勾了两门课。
  我一看这两门课，不禁暗暗叫苦。一门是渐近理论，一门是反演理论。特别是那门渐近理论，我早就知道那是研究生的鬼门关，没有两把刷子的研究生是不敢选这门课的。这门课是数学系为全校非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开的一门公共课，课的内容之难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这门课不但是闭卷考，而且是打相对分。也就是说，不管你学得怎么样，只要你的相对成绩在全班的最末四份之一，你就有可能完蛋。
  Jordan看我的尴尬模样，忙给我解释：
  “我知道你的数学不错，但是其它教授不知道。要让其它教授信服，你必须通过这门课。”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过鬼门关吧。

  开学时正好Florida有一个会，开完会回来上课，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
  渐近理论课的老师一进教室，先给每人发一张图表，上面列着学生成绩（不列名）在班上相对排名位置。老师提醒大家，成绩落在后面的同学要注意了，现在退课（drop out）还来得及，晚了就不好办了。原来美国学校有这么个规矩，在每个学期的前1/3学期，你如果对一门课没兴趣或者没信心，可以退课。退课就算你没选这门课，历史清白，要是不及格那就要进档案，就成了历史问题了。这要命的相对分简直象文革中一打三反搞红色恐怖嘛！别说那成绩掉在后面的，即使成绩在中间的也人人自危，心惊胆颤。你想想，现在成绩在中间，要是后面的都退了课，那我不就垫底了吗？情况确实是这样，我第一次上这课时，一百来人的大阶梯教室人挤得满满的。然后学生一次一次地减少，最后只剩下55人。
  第一次小考，我的成绩就落在中间偏后。一看那排名图表，心里直打鼓。不退课吧，要是期末成绩掉在最末1/4，怎么办？退课吧，不光是我自己丢脸，也给Jordan丢脸呀。上完课回办公室，电梯上看到同系的一位美国女研究生，眼泪汪汪的，模样十分可怜。她平时可是嘻嘻哈哈的，从来也不知道忧愁的人哪！下一次上课，她再也没有出现。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不退课。后面还有好几次小考和最后的大考，虽然我第一次考得不好，还有可能追上去。想想当年跑长跑，我第一圈总是落在后面，往往到最后一圈才一个冲刺追到前面。人生的道路也差不多，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就拼它一回吧。
  那一个学期的滋味真是不好受，不管怎样，鬼门关过了。

  总算过了第一学期，万事开头难，以后的日子，大概会好过一点。
  谁知道，祸不单行，又出了新的麻烦。
  一天，老板突然接到MIT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国际学生办公室）来的电话，电话中说，我在MIT念学位是非法（illigal）的, 我的身份必须先转成学生身份才能继续学习。她告诉我老板，根据一项美中两国政府间的协议，访问学者转学生必须有中国单位同意证明美国移民局才能批，不少中国访问学者都拿到了证明，这个不难，建议我也去办一张证明。
  中国单位同意证明？这对其它人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对我比登天还难呀！
  老板急急地赶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向她说明了我的具体情况，并告诉她，如果我离开MIT，对MIT的GPS项目将是灾难性的（disastrous）。国际学生办公室的人员实际上是美国移民局派驻MIT的代表，她把我也叫到办公室，很为难地告诉我，她同情我的遭遇，但她不能做违法的事。如果我拿不到国内单位的同意证明，那我必须退学。然后她又告诉我，有一条合法但是充满风险的路，那就是离开美国，到第三国重新申请以学生身份入境。当时有不少中国的访问学者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用这种方法换成了学生身份。到加拿大或者墨西哥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还可以回来想其它办法。因为从美国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回来是不需要美国签证的。她告诉我，美国驻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使馆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现在这条路已经基本走不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欧洲的美国大使馆去申请，很少有中国访问学者敢冒这个险， 因为一旦美国驻那里的大使馆拒签，他们就回不了美国。她警告我，你可要好好想想清楚，一旦决定（commit）冒这个风险，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怕是一条稻草绳也要抓呀。
  正好当时在英国爱丁堡有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老板知道我决心冒这个风险，不但支持我去，他也去那儿陪我开会。

  最困难的是把这个风险告诉太太，她不一定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我又不能不告诉她。那天晚上，我对太太说，先不要急着帮我整理行装，明天我要走了，有些事我要跟你好好交代一下。太太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告诉她思想上要做最坏的准备时，她完全震惊了。
  我对她说，这一年来你什么样的苦都受了，因为我们最穷，处境最狼狈，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但是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承受，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晚上回来，还有个人听你发泄发泄心里的苦闷。如果我一旦回不来，你只能一个人承受生活，经济和人言的压力。特别是我回不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个特号新闻，我可以想象你会经受什么样的风言风语。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只有嘲弄其它处境比他更糟糕的人心里才好受些，我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顶住。心里难受时，你就想象我坐在墙角，就对着墙角狠狠地发泄吧。一旦签证失败，我只能从英国回上海。我会从单位退职，以自由人的身份申请来美求学。同时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不管生活再艰难，你只要想到在大洋彼岸有一个人正在奔波，总有一天会赶到这里和你共同分担生活的压力，你就会平静下来。我就是这个倔脾气，好好对我讲道理时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一旦用行政手段来压制我时，越是不让我念学位我就偏要念。
  我很难想象那一晚上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她一晚上没睡好，当然，我也没睡好。

  第二天，起了风。当我离开家走向地铁站准备去飞机场时，什么话也没向太太说。我想，不管我说什么话，她都会受不了的。
  风越刮越大，我忽然想起了二句诗，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怎么搞的，想起视死如归的荆轲了？我可不是去刺秦王，我要复还，还要念MIT的博士呢！
  在飞机场出境处，当我看着海关人员把那张附在护照上可以返回美国的白卡片（I-94）取下时，心里一片茫然。是祸？是福？谁知道呢！
  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律上正式离开美国了。以后还能不能申请到那张可以进入美国的白卡片，全凭运气了，我真希望那个拍苍蝇的小子少抓一次苍蝇，把那次运气让给我。

  在爱丁堡开会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不说也知道。
  会议的日程表很紧，我们只能出钱委托当地一家旅行社去伦敦美国大使馆代办签证（这钱还是MIT老板付的）。每天下午，最提心吊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那家旅行社结果如何。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旅行社告诉我们，签证办妥了。
  天哪，上帝哪，运气守恒，运气守恒哪！

图片来源： http://web.mit.edu/cre/education/i/ChinaTrip/China_HongKong_Classroom.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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