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大调查----廓尔喀区

经过三天在安普琵琶尔“兴奋”的休整后，辛西亚、两个搬运工和我又出发进行对另一地区----廓尔喀区的调查旅行。据我所知，这一区的旅行困难将非前一区的困难所能比拟。插秧的农活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雨不再一阵一阵地下下停停，而将是无情地日以继夜地瓢泼下来，满地泥泞。一路上更加人烟稀少，村与村间的距离更远。我们将进入北部的荒凉山地，直到雪峰山麓。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绝不会挑这个时节旅行，除非他们也是像我们这样两个要搞“调查”的“医生”。 　　在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我们的医院正忙做一团：有十六个人被两条疯狗咬了，派人持枪到处找这两条疯狗，但迄无影踪。因此，当我们第二天出发离开安普琵琶尔时，我们在路上的市集中故意作短暂停留，看是否有乡长在那里，这样可通知他警惕狂犬病的传播流行。出乎意料，在一间茶馆里，我们不仅找到了乡长，而且还有全部九个乡议员，他们正在那里开会，选举副乡长。因此我们在一次座谈中，就能够通知所有的乡议员们提高警惕去预防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经过这样一次有益的会谈后，我们继续赶路，自然又像往常一样拖延了旅程。 　　第一天我们就爬到了北边的高原地带。下了整天的雨，但是这次旅行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雨中的茶馆歇脚，我们要赶很多路。而且，在这荒凉地区，也没有较多的茶馆。 　　当我们越来越高地爬上云层，我们就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季风区的古怪怕人的云雾世界。随时会云开雾散，但其他的云又从脚下远处浮来，给人错觉似乎我们并未爬这样高。一次偶然回头，我竟看见十哩外里格里格山的尖顶，从厚厚的白云中脱颖而出。只一刹那它就被云层吞没。裹在云雾中央，除了脚底，我什么陆地也看不见，会感到悬空远逝。雾是这样厚，三十尺外的东西就完全隐没不见。 　　然而季风季节也独具美丽的特色。不错，你看不见闪烁的雪峰，高耸的石梁，远伸的山麓----或者甚至近处的山脚。但是在二十尺处雾中浮动的一棵树的轮廓也够婀娜多姿。不但树影如此，飘摇啊动的还有巨大的竹丛从无中挺现，像喷射出来的焰火；奇形怪状的岩石和悬崖峭壁，看起来像悬浮在灰色的虚空中，与大地毫无牵连。 　　在雾中爬升了两小时左右，我们走进了只有一间房的泥糊的孤单单的小屋，门上悬着一块用英文写的招牌：“西朗却克旅店”(Hotle Siranchok)。茅屋顶上冒出袅袅炊烟，表明内有暖茶热火。这是一间我们在山区从未见过的最干净的房屋。后来知道，店主人最近在安普琵琶尔上了两星期的保健卫生课程，当前的焕然一新无疑应归功于此。暖茶颇为我们的旅程助劲，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爬山，我们到达了爱尔兰教师玛格丽特．麦克可蒙 (Margaret 　　McComb)的家，她是廓尔喀山区出色的老传教士之一。她住的房子是本地一个乡长的。乡长的妻子曾经长了两个卵巢囊肿的“怪胎”，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瘤子，她自己对这两个从肚子里取出的瘤子的形像描述是：“这简直是两个大大的黄包袱，里面奶酪、头发、骨头、牙齿，一应俱全。”一个病理专家也不能像她这样说得丝毫不差。 　　第二天早晨，我们被一位基督徒教友邀请到他家，他是安普琵琶尔以北地区少数几个受浸礼的基督徒之一。他是一个古栾部落民，他的妻子曾由辛西亚治过肺病。像不少这类病人，还未全好，就半途而废，病又复发；又来治，又半途而废，病又复发；当她第三次再来治病时，几乎要死；辛西亚不得不告诉她，这些贵重的药是为那些诚心坚持接受治疗的病人的，储量不多，你老是半途停止，等于浪费，而耽误别的病人。因此，你不应再用这些药。她虽经再三警告，总不听话，因此陷于绝境。 　　辛西亚也不知为什么，仍然尽量治疗她，不过对她说：“我还是治你，其实你不应当如此。但为了可怜你，我仍然这样做，你应当明白这是上帝的恩慈，他会怜悯每一个信他的人。”这福音的信息可能没有打中她，却打中了她的丈夫。在治疗他妻子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福音，跟从了基督耶稣。她的妻子最后竟完全痊愈了；在死亡的边缘过了几个星期，居然起死回生。两年后的今天，在这里，她正在忙于做饭来款待曾救过她命的医生。 　　他们给我们做了他们能供应的最好的饭食，特别添了几个菜，非常香辣可口。我们一到，丈夫就追逮一只肥鸡，成了这餐的主菜。整个上午在做饭、聊天、用餐，最后在祷告中渡过。我们中午离开，舌头麻酥酥的，肚子鼓鼓的。 　　又与往常一样拖延了旅程。这次在廓尔喀的旅程肯定会比在朗江区的旅程拖晚五天还多得多。说实话，我承认对时间的耽搁有点焦躁不安起来。今天我们又得赶许多路。我们走向另一个乡，希望在那里遇见乡长，然后去下一个村庄过夜。 　　所以，我们抄了一条近路：先下坡1500尺，再上坡1500尺，整个上午下了雨，现在又在太阳下烧烤。但当我们到达山那边，才知道到乡长家还得上坡 1000尺到山脊上：我们搞错了方向。让辛西亚和两个搬运工在原地等着不动，我只身上山到乡长家，结果扑了个空，他已于一小时前离家，要到晚上才回来。我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尼泊尔乡下，主人经常不在家。 　　回到主道上，一个扛步枪带鸟笼的古栾部落民赶上我们。他刚出猎回家。他指着那只笼中“饵鸟”给我们看，说这只饵鸟的叫声可招引几哩外的群鸟来到他的射程之内。筹算倒挺聪明，可是这天他猎囊空空一无所获。他名叫库希满(Khushiman)，意为“快乐心”，名符其实，是个热情而快活的人。他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夜，只要再走两小时的路。 　　他告诉辛西亚：“几年前我父亲病得厉害，是你给他治的，见好。但一年后他喝酒过量又病了。我兄弟那时在家就叫我们送父亲去加德满都看病，结果病变重了。父亲说：‘假如你们送我去安普琵琶尔，这会可能已好了。’所以，我们又送他回安普琵琶尔看病。”我们问：“结果，怎样了？” 　　他说：“他在路上就去世了。”整天他只有这一刻头脑比较清醒严肃，但一会儿就过去了。一路上他滔滔不绝说这道那，一直走到他村子才停止说话。此时太阳正在下山。 　　严格说，这不算一个村子，只是一群互相隔离的六座房屋：所有这些房屋都属于他和他兄弟。辛西亚和我经常与一些较富裕和受过教育的人打交道，那么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来了解真正的尼泊尔山里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并不因为库希满穷，而是你很难碰上他这样一个少于“世故”的人。他只是跳跃所有台阶跨上门廊，向每一个人笑逐颜开，兴高采烈地将第一批外国人领来村子，而且是两位医生。猎鸟一天，我们应是他比鸟更好的“猎获”。 　　库希满把我们安顿在门廊的草席上，就走进屋，在一阵乒乒乓乓的响声中，他向我们喊道：“要不要来点‘拉客西(raksi)’？” 　　我们和搬运工婉言谢绝这种家酿烈酒，因而他就以茶待客，盛在中世纪式的黄铜高脚杯里。然后叫女儿出外拿了些玉米回来炒了作为我们的开胃品。 　　在此刻，库希满把鸟笼的遮布除下，将笼子挂在门廊边的树上。立刻，我们就被飨以此鸟一鸣惊人的表演。我敢打赌没有任何动物学家能够出示比这只鸟更能发出吵人噪音的小动物。说它的鸣声刺耳、刺心、刺牙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可怕。 　　就在此刻，来了约二十个孩子----孩子们、孙女们、侄女们、侄儿们，都跨上门廊来，似乎都分享了这位男主人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库希满对孩子们很爱很尊重，一点不讨厌他们。当玉米吵好成堆地摆在我们面前时，孩子们毫不客气地先抓来吃起来了。 　　库希满组织家中一切活动。他蹲在那里，带顶小红毡帽、黑背心、白的缠腰布，他扮演一个“好王爷”的角色，一会对妻子发出指示，一会儿指示家人坐在哪里，将炒好的玉米豆传来传去，或者为我们的铜茶杯里添茶。在招待别人的空隙中，他跑进屋里，在酒缸中舀一两下来提神。 　　除了鸟儿的不辞辛劳的“小夜曲”外，门廊上还传出一种刺耳的声音：一个挺小的孩子，憋着一泡“臭臭”，忍不住了，就蹲在我身边“解放”出来。一条大狗早跳上来，小孩一拉出，它就一舔而光，最后连小孩的屁股也舔得干干净净，除了我以外，谁都不曾注意此事，毫不大惊小怪。 　　门里冒出烟来，意味着里面正忙于做饭。当谈话有点冷场时，辛西亚忙取来磁带录放机，放送她带来的古栾部落语的录音。门廊里立刻静下来。年轻人从来没听过磁带上或无线电中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声音；他们听得很入神。库希满也勉强地听着。他把一个小孩抱放在膝头上，摇摇荡荡，他自己也醉眼迷离地将身子摇摇晃晃，面部带着非常满足的沉思的表情。 　　约十点钟时，开始丰盛的晚餐。许多小孩们都回到自己的家去了，只有十一二人留在门廊里用餐。十一点时，晚餐结束。库希满叫人抬出第二张床放在门廊里 ----门廊里已有一张床，又找来另一套枕头和被褥。整个家人都为此张罗，都热情细致地安排，想使客人舒适过夜。当一切安排停当，库希满从屋外将饵鸟取进屋来，遮上笼布，将它挂在我枕上边的钉子上。这是这鸟儿惯常栖息的地点。然后全家人在门廊上围坐成半圆形，等待我们上床睡觉。酒精灯的微弱灯光在他们的脸上闪动。我们和衣躺下，假装睡觉。全家不眨眼地盯着我们----一动不动，身影憧憧。他们可能纳闷：他们整夜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躺着？我头顶上的鸟笼里有所动作。我不好擅自挪床，更不要说挪开鸟笼，因为全家都坐在这里“监视”着；而且我一直装着睡着了，如果稍微动一动，就泄露了“天机”。这样过了半小时，全家人总算走了。辛西亚和我才正式解衣睡觉。我没有忘记稍微调整一下我头部的位置，躲开顶上那只宠鸟。 　　即使这时，瞌睡还是不易来。狗子们在院子里又叫又打架。两点半时，女儿开始起来舂米，“嘀喀嘀喀”地响起来。三点半时，妻子开始扫门廊的地。四点钟，压轴好戏，我的听觉神经被头顶上的鸟笼里的尖叫刺得发麻。这是催我们起床的信号。 　　一小时后我们动身，四周都是欢送的笑容，离开前，我们给这个村子里半数的人看了病，大都比较严重。连我们的搬运工也身体不舒服，肚子疼，原来昨夜吃的玉米豆，过于成熟而炒的火候又不够；吃多了就会胀得疼。 　　我们在下一个乡的一个老熟人家吃的早饭，吃饭的时候，乡长也来了。乡长也是一个老朋友，他告诉我，他妻子曾由我动了手术拿出三个卵巢肿瘤，我记得没这么多，可他肯定是三个。 　　我们路经一座传教队建立的老学校，此校很久以来就移交给政府管理了。由于忙于插秧，学校正放假，现在空着，但住进一些裸体的年轻人，据说，他们乘学生不在校时，就住在这里治神经病。这是尼泊尔农村治这种病的“方法”，已搞了五六年了。 　　这天一直到深夜，我们在这里会见老朋友、过去的病人和一些曾在不同时间表示过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我们有时在田间，有时在路上会见他们，一直到深夜，我们就住在这个村子。这是一段忙碌而有收获的时间。 　　早上四点，我们想比计划提前出发，但来了个婆罗门妇女，想在排队看病的队伍排第一名，果然她来的最早。她扑通一声坐在我们的席子边，亮着新闻广播员的嗓子，埋怨我们的女主人。辛西亚曾四次请求她安静，好让我们再多睡片刻，但她也请求关掉无线电。我们最后只好起身，将无线电关了。以后又进来几个人。我们就告辞走了。假如我们再多睡一些，我们可能遇到某种麻烦而脱不了身。 　　这天早晨辛西亚和我打算分头活动：她和两个搬运工向东走，只爬一个缓坡到达顶点，我则走较远较难走的路，然后到达同一山顶共同吃饭。在此期间我还得绕道往西拜访一个新建立的保健所，这个所的存在是刚刚听说的。 　　要去这个保健所我得先下坡1800尺抵捷朴(Chepe)河，再在河另一边上坡，昨晚我问好了方向。但小路越走越没了，我滑进了水稻田里，又拨玉米田的玉米秧前进，找不到一个人影子问路。总算下到河边，发现由于夜来下雨河水涨高了。经过几次试探，找到一处安全渡河。然后由小路上坡，越走越感到这条路可能方向不对。幸好这时遇到稻田中的一位妇女，我问道：“这条路去玛杰巴累(Majhebari)吗？” 　　她回答说：“呵(即是的意思)。”这是本地人的肯定回答，不让你失望的意思。我走离正路三哩而且上了1000尺，于是又下坡才回到我要去的地方。 　　当我抵达那个保健所时，人们问我：“你是怎样过河的？”我回答：“走过来的。”他们惊瞪着我，似乎不敢肯定：我是笨蛋，还是装的。 　　当我要离开时，一位我过去为他看过病的关节炎老人坚持护送我到河边，而且递给我一根结实的竿子，以助渡河。我能到达出乎他们的意料，但不愿让我回去时再冒险。我很高兴得到这根竿子；这次过河，我才大大感知水流的劲头。 　　他们在3000尺高的山脊上正等着我吃早餐，当我坐下时，我才知道我的饮水和精力都耗竭了。辛西亚在等我的这段时间，已和乡里的官员和老朋友们作了有益的交谈，而且观察了位于这里的一个保健所。在上半下午，我们又准备前进，下到山脊那边的达栾底河(Daroundi 　　River)边，将在那里过夜。这段路还算顺利，除了最后的1000尺的下坡路，进入河峡；这1000尺是我们迄今遇到的最滑最陡的下坡路，红粘土、几乎直溜而下，毫无“之”字回旋余地。这条小路很少人行，理由明显：只要这下午连下半天雨，我们就休想通过。事实上，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屁股滑下去的。 　　到达坡下，我们遇见一条“迎人”的溪流。我们打发两位搬运工打头阵去前面安排今晚过夜的事，然后在溪水里畅浴并更衣，这是四天来的第一次。几乎刚爬出水来，一场暴风雨就来了，天气骤然变暗，当我们到达河边时，天色漆黑，雨瓢泼下来，两次走迷了路，全身泥污。我们刚才的畅浴徒然成了愉快的回忆。 　　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巴帕克(Barpak)前进。辛西亚原来不打算去巴帕克了。原因是：行走情况不明，累人而且季节不对头。再者，我们认识的，听说大多数已搬走。假如一无所获，何必自讨苦吃？特别是，据说那个小教会已经解散，领导人都走了。如果侥幸的话，可能会遇见唯一的一个留下的基督徒。 　　也许为了这个基督徒，我们决定仍然去那里。而且想，一旦到了那里，我们还是可以访问另一村子，那里住着几个曾由辛西亚看过病的熟人。再往北走一点，还可访问一个孤单的保健所，听说最近痢疾流行，已夺走二十九条生命。因此，我们决定去巴帕克。 　　沿达栾底河走了一小时，河流弯弯曲曲地穿过一个狭隘的河峡，咆哮的激流在峡谷两岸回荡轰鸣。茂密的雨林充塞峡沟峡凹，峭壁上的大树以各种不同角度崩云穿雾，与地心引力抗衡。路向北爬升，先穿过一片树林，跨过沙地和被河水冲出的岩石，然后走上峡壁上的窄崖单行线。两次走过尼泊尔著名的“摇桥 ”(Swaying 　　bridges)，桥上铺的是朽败的桥板。然后上坡走出河峡，爬上峭壁，在石级上盘旋，就登上了3500尺的去巴帕克的路。 　　在我们往上爬时下起毛毛雨来。一团团一股股的云彩滑翔来去，懒洋洋地刷拂上游峡谷的岩壁。大大小小镑色各样的树爬攀峭壁，古里古怪，多瘤多节的树干平伸而出又折成直角上举。喜马拉雅桉树和朗唐山(LangTang)松树林中点缀着像大铁树叶般的蕨类植物；黑脸白毛长尾巴的印度猴(Langurs)从丛林中跳跃出来，追随在我们两边，激动地喋喋不休。水蛭也乘机出来，不久我们的裤腿上就“泄露”血斑。到处是野兰花，尼泊尔人贬称之为“猴儿花”，不管怎样，却特别招辛西亚的喜爱。 　　辛西亚指着长在近旁一棵树的半中间的一株幽美的野兰说：“哦，这不是一株美人儿吗？”她是在问搬运工希尔．巴哈德，希尔会心地同意。 　　希尔并说：“那里长的是两株。也许你想把其中的那一株也摘回家？”希尔认为这是他的任务，是桩美差，就乐意地爬上树去把两株都摘了下来，并带着青苔、浮土和根，以保证能栽活。 　　我问辛西亚：“你要它们干什么？”她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你觉得怎样？另一株是给希尔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喜欢这种野林中的野花？”辛西亚说：“他曾说过，我肯定他也欣赏美。”希尔的表情难以捉摸。我说：“我真想知道，他为欣赏美而情愿多背五磅重的要枯的花带泥土，上山下坡，还得走八天左右？”辛西亚说：“我肯定他不在乎。”似乎很正经，但很坚决。我说：“不，我在乎。” 　　辛西亚反驳：“这就是你的毛病----只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其它都不要。我们在这趟旅程中可不可以加点人味？----一点人情，一点美感？” 　　美感？希尔将青苔、泥土、花根包在一个塑料袋里，让花儿从顶上伸出来，似乎它们正在喘气。 　　就在此时一群古栾族姑娘们路过，希尔更显豪爽，迅速从他一株花上摘了一朵献给这群姑娘中最美的一个，逗得她们红着脸咯咯笑地向前走。我们也继续赶路，让“植物学”宝贝绑牢实，在希尔的背上颤巍巍地跟着我们。 　　听这些北方部落民姑娘用粗鲁短促的土话交谈，我们更欣赏尼泊尔官方语言即尼泊尔语的自然、美妙、生动。尼泊尔语中最富于“象声”的词，主要是副词，它们很难确切地翻译出来，听者几乎能体会词所代表的动作，但不明白说话者说的什么。例如，蛇在“苏鲁苏鲁卡”(surukka)爬过草地；这汤“沙拉卡 ”(sulakka)滑下我们的喉咙；“居鲁卡”(jurukka)我们跳，“拍他卡”(phatakka)我们摔倒了。当我们的肠子在咯咯响时，就说它们在“巴鲁克巴鲁克”(bulukh－bulukh)，“咕啷咕啷”(gulang－gulang)。 　　尼泊尔语中有许多小的单音节词，如“尼”(ni)、“纳”(na)、“他”(ta)，它们本身没有含义，但可以改变整个句子的意思，有时改变得很厉害。难怪我们有时大大误解尼泊尔人的话。也许辛西亚误听了一个“纳”或“尼”而如此肯定希尔．巴哈德要把野兰花背回家。这两株花他闷声不吭气地整整背了八天，兰花也闷声不吭气地熬了八天----它们死了。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又爬进厚厚的云层里。在曚胧中，我们凭路两边越来越多的人粪堆，就知道正在走近巴帕克了。果然，我们快到了，巴帕克的粗石房屋从雾中隐约呈现出来，一千二百家挤住在占大路三分之二宽的一条山脊上，高达10，000尺。 　　我们问了去那个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家的路。丹尼．拉姆(Dhani Ram)是退伍的廓尔喀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色；在英国首先听到福音，又于安普琵琶尔受到教育，曾是海仑医生的病人，第二次是带女儿来治烧伤，第三次是鼻子里钻进一条水虫(water 　　worm)来医院取出。就在那一次他由一位尼泊尔牧师施洗。他现在是巴帕克教会的领导人----假如你愿称之为一个教会。 　　我们在他家找到他，他热烈地欢迎我们。他说他儿子今天病了，否则他会去田里干活，离家好几哩，因为现在正是种粟米的季节。我们给他儿子看完病后，就坐着喝茶并谈论巴帕克基督徒的情况。 　　听他说的真实情况是：基督徒因为怕警察都散去了，留下来的教友好些月才聚会一次。几星期前，三百多人夜里撞到丹尼家外，威胁他脱离基督教，否则就将拖出去打他。他躲在屋内，来人也走了。但他记忆犹新。 　　当丹尼提到村里留下的信徒们时，他信仰的火又拨亮了。他说：“我们必须通知他们来聚会一次，”他捏紧了双掌，继续说：“要不要明天早上早早地，七点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分别通知，只要他们在家。”但一想到人们都在田里忙，他的“火”又衰微下来。 　　我们建议，也许还有几个仍留在家里。最后，我们决定挨家串门通知；也许总可以找到人传话。但又怕话传过了头，就出危险，丹尼耽心警察来，或者再来三百人。 　　再没有比在雨中的巴帕克街上行走更沉闷阴郁的了。街道又脏又窄，石墙狰狞夹峙，墙后房屋鳞次栉比挤成长长的一排排；突然房子没了，房子外面是灰色的虚空和旋涡似的云雾。虽然巴帕克是廓尔喀区最大的市镇，但没有中学、没有医药设施、没有任何文娱类的东西，这些在比它小二十倍的村镇里都会有一点。可是，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进步的标志：一大块苗圃，在镇郊贫瘠的山坡上移植了90，000株树苗。另外又发现第二个进步的标志，也许更为重要：新建了一座能容四人的公共厕所，而且设有自动冲洗设备；厕所下面溪水长流，可通过镇中心冲走一切尿粪。靠墙四个小间，恰好可容小孩或成人使用。它很干净，也许还未“开张”。 　　如所预料，镇里荒凉，街上没人行走。但一天过去，我们竟然遇到了丹尼准备通知明早来聚会的十六人中的每一个。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以外，都在家，连那一个刚从田里回来的也遇到了。至于明早他们是否都来聚会，那是另一个问题，反正都通知到了。今天他们在家耽搁了农活，就自然要求明天要加油地干，此外，还得考虑警察问题。 　　煤火在丹尼家的火炕里暗淡地燃烧着，我们一边取暖一边听着他讲述远方战场的故事：如何在攻取意大利时和德国人战斗，如何在马来亚的丛林中和共产叛乱份子作战。最后，如同惯例，展示战利品：八枚闪烁的勋章，缀着彩色的绶带。我们的主人说，这些只是复制品，原件现存大英博物馆展出。 　　就是这些复制品也已经够意思的了，他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得那条彩色绶带的来历，以及得那八枚闪烁勋章的每一枚的英雄战功，最精彩的留在最后介绍：这枚圣十字勋章，是由伊丽莎白女王亲授，为了表彰他在一天之内杀死了四个敌人。他给我们看了授勋时的照片，这张照片他珍爱地包在层层的纸里。我将灯挪近一些仔细看了看，当我抬头看他时，见他这个老兵的眼里闪着泪花。 　　我们坐在丹尼暗暗的厨房的泥地上，听到他说的事件仿佛发生在这世界以外的遥远世界，充满了想像中的幻影，简直比“星球大战”的科幻片还要飘渺莫测。 　　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那不真实的部分可能出自巴帕克。 　　歇了几分钟，丹尼继续说：“你知道我第一次在哪里负的伤？”这一晚的讲述中，他一直未提到受伤的事。突然，他告诉我：“就是在这里，在巴帕克。”我们都感到愕然：“哦？”他接着说：“一点不差。你知道谁使我受伤？”我们更加茫然。他对我说：“就是你。”咧着嘴笑对着我，满脸笑开了皱纹。我简直对他的话摸不着头脑。 　　他于是解释说：“你记得九年前在这里举办的输精管切除营会(vasectomy camp)吗？----我们的第一次营会是在巴帕克举行的，记得吗？我是第一个站出来的，我带头引着别的人也这样干。” 　　我未立刻作答。我记起了丹尼这一顽固的面容，他领导了他的部落民同胞们反对这支“侵略势力”(invading force)。但结果，他的阴囊还是挨了外科手术刀。我说：“哦，我记起了这次营会。”于是，丹尼高兴了，脸上又一次笑开了皱纹。 　　第二天早上六时，人们开始到会，七时，凡邀请的人都来齐了。他们是一个一个分别从不同路线乘雾中不受注意地来到。我们坐在门廊的第二层，由丹尼领会。我们只有一本圣诗歌本，好在我们只是挑选片段唱，一部分人凭记忆，一部分人凭猜想，一点也不靠唱者对曲子或歌词的了解，只凭我们那一股劲儿。有几个人在轮流地从圣经选读，他们针对自己的情况选读，用这些经文鼓舞勇气、鼓舞团结，来反对黑暗势力，这黑暗势力犹如屋外的黑雾把他们团团包围着压迫着。有一个人说：只要一根小蜡烛就可以照亮全室，克服黑暗，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这根蜡烛，可以克服包围压迫我们的黑暗。另一个人说，他们为什么软弱和害怕就是因为不相聚在一起，他建议以后每星期聚会两次。 　　第三个人说：“对的。警察一个一个地分别抓我们比较容易，如果我们十七人在一起，看他们怎样对付我们？” 　　又一个人附和他：“警察就难以下手了。” 　　其中一人，为以前的乡长，他所以丢掉饭碗，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开始发言。他把巴帕克形容为一座黑暗的城，只有靠他们的号召和责任去唤起人们，并在上帝的恩助下去把它转变为光明之城。他说，他们这些人就是“教会”，需要发展，不仅在“勇气”上，而且在“数量”上。可以肯定，已经有别的人愿意转向上帝，这是我们这些人任务，去发现他们，去把他们带进主内来，锻炼他们去迎接前面的斗争。这任务不容易。他们能够预见到迫害，这迫害可能比他们以前经历过的更厉害。当基督徒捶魔鬼的门时，它绝不会安坐不动！ 　　当他的发言结束时，我们以为他们可能会冲出去，攻打“敌人”的据点，而不暇等待“结束祷告”。但是他们没这样做，他们祷告，衷心而热情。最后，希尔．巴哈德(我们的搬运工)作了结束祷告。 　　从聚会开始，希尔就积极参加，宛然觉得自己是都拉答答教会派来巴帕克教会的“大使”。他在祷告中说，他曾听说巴帕克已没有任何教会，信徒们都散了，来时不抱任何希望。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他感谢上帝，这里就是教会，而且非常活跃。他代表都拉答答的基督徒向上帝祷告，恳求他赐福和赐大能给巴帕克的弟兄姊妹们。他祷告后，聚会结束。这次聚会持续了两个半钟头。 　　这天早上我们减轻了希尔的“负重”约十五磅，因为散发了我们携带的基督教文献。当我们向这些会众告别时，很难说，到底谁的的灵命更加提高了，是他们，还是我们？ 　　假如巴帕克来自另一世界，我们不久将要到远比它更加古怪的所在。再爬上3000尺的曲曲折折的石阶路，然后再下到山那边，就是拉普拉克 (Laprak)村，它简直是从《格林童话》中跃然出来的。这个地方的“世外仙境”的性质，无疑由于通到它那里的约六小时的浓雾行程而更加加深，在浓雾里我们只能看清几码远的山路。 　　即使没有雾，你也会突然在眼前发现这个拉普拉克村。最先你什么房子也看不见，仅转一个小弯，你面前就突然出现五百座房屋挤叠在一条倾斜的岩架上，这岩架是从一面很长很长的峭壁上伸出来的，它陡然下坠俯临了3000尺的可怕深渊，因此在岩架低处的房屋给人一种不安稳的感觉，好像它们随时可能溜下这悬崖下的“虚空”。 　　这个市镇的外貌简直可以把英国作家狄更斯(Dickens)描写的伦敦最糟的贫民窟化成“绿玉城”(Fmeraldcity)。这些本来难看的石头房子就像“绿玉城”那样堆砌在一起。房屋之间的弯弯曲曲的小巷是这样狭窄，人们要侧着身通过，才不致在墙上摩擦。墙壁很少是直的：有的斜进去，有的鼓出来，有的既斜进又鼓出，好像堆砌的人是两个心眼。有时，一整座房子歪向这面又斜向那边好像要倒塌似的。屋顶是用木板条盖的，上面用大石头压牢。没有窗户。臭气熏天的牛栏从乱堆东西的门廊或走廊外延伸出来。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安宿的所在？ 　　即使现在下瓢泼大雨，也冲不走空中的污沟臭气，通道成了污泥沟，冲流着全镇的垃圾和脏水。我们遇见了一条镇上的主要泉水，脏得使我们不敢在里面洗脚，更不用说喝它了。连我们的搬运工都开始抱怨，建议我们继续赶路到下一个镇过夜。他们哪里知道下一个镇离这里还得走五小时路哩！ 　　假如我们对拉普拉克感到古怪，那么拉普拉克的居民对我们也同样感到新奇。外国人很少能到达这样远的地方。我们立刻吸引了一群不同年龄不同肮脏程度的儿童，有的还背着弟弟或妹妹来。他们在我们周围喧闹，你推我挤想靠近我们，用本地的土话说三道四。其中一个孩子发现搬运工背的枯萎的野兰花在摇摇晃晃的盆子里煞有介事地摆来摆去；忽然，大家都静下来，似乎对这两株兰花受到这样的重视，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来拉普拉克主要为了看望三个熟人。一个是辛西亚过去的病人，二十岁名叫朗．玛雅(RanMaya)的妇女，在她住院期间，病情危殆，有五次辛西亚感到没希望了。在第五次时，辛西亚在得到她母亲的同意下，取下了围在她脖子上的护命“灵圈”(animisticcharm)，从那一天起，这位青年妇女开始痊愈。朗．玛雅不会说尼泊尔语，辛西亚通过她母亲和她交谈。她们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后来由都拉答答教会的一位基督徒把她背回拉普拉克，路上走了四天。过了一年半，她完全好了。那时听说辛西亚要回美国度假，这位妇女走了四天来向辛西亚道别，并背来一大筐礼物，装着鸡蛋、马铃薯和两只活鸡。第二个要看的人是乡议会议员，名叫南答．拉尔(NandaLal)，辛西亚曾为他女儿治过肺病。第三人是小学教师，名叫比湿奴(Bishnu)，辛西亚通过共同认识的朋友说及她。 　　我们打听通往上述三人的家的路，但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们的问题，或者他们能听懂，但不知怎样答。我们走进村子的一半，在那里找到一位成年人，他指给我们他们的住处。但是乡议员和教师都不在家，我们就去玛雅家，在村子的最低处。 　　我们后面尾随着四十个小孩，到达了一个只有一间房的肮脏的小屋。我们看见玛雅在门廊上给一新生婴儿哺乳。自从她上次去安普琵琶尔医院，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当她瞧见辛西亚，以为自己看见了幻影，于是静静地优美地楞了好一会儿，首先认出，继而又犹豫，然后才认清是辛西亚真的来了。她放下孩子，站起来，拥抱住辛西亚。 　　当辛西亚问到她母亲时，她告以在房里病得很重。我们进房见她母亲睡在火炕边的草席上，病重得连挪挪身都无力，简直是只有一口气的僵尸。辛西亚跪在席前，为她诊察。 　　辛西亚说：“不能再做什么了，她太虚弱了。” 　　走进来的希尔．巴哈德说：“我们可以为她祷告。”后面还跟进大批小孩和一些好奇的成年人。 　　辛西亚看看玛雅，然后又看着她父亲，问：“愿意我们为她祷告吗？”我们在未得到家人同意前，从来不为病人大声祷告。 　　他们同意。辛西亚和希尔共同为病人按手，先后祷告。在房里的五十人推拥向前，用心倾听。祷告完毕，我们走出屋外，等在那里的有乡议员南答．拉尔和教师比湿奴。他们听说我们在玛雅这里，就赶来寻我们。南答立刻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夜，我们欣然接受。比湿奴也请我们到她家喝茶。 　　比湿奴竟然热心谈基督教，并且提了许多问题。我们问她在哪里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她马上说：“从辛西亚医生。” 　　辛西亚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从来未遇见过。” 　　比湿奴回答：“真的是这样。你曾经写一信给玛雅，用的是尼泊尔文，告诉她有关你们的上帝的事。因为她不识字，把信交给我读给她听，我对你所写的很感兴趣。” 　　辛西亚问：“我写的什么？”她自己已记不确切。 　　比湿奴说：“你写道，上帝已拯救了玛雅的身体，但他也能拯救她的灵魂和赦免她的罪。当我读到这点，我想亲自了解这位上帝。” 　　辛西亚答应这天夜里在南答．拉尔的家里再会见她。但现在已有一大群人在门外等候，请我们去他们家看病人。我们花了两小时去访问了二十多家，伴随我们的有小孩、成人、狗和山羊。我们看的病人病得严重；他们起不了身。有的是关节结核，有的是脊椎结核，有的是细菌脑膜炎和爆发性伤害。有一男人，他的整个生殖器变成一个庞大的真菌化的毒瘤，已无法医治。我们一直在曲折的小巷里上坡下坡，在房子后面，跨过粪水坑，所见所闻都相同：无外乎瞎的、跛的、濒死的，躺在阴暗的角落里，绝望，绝援。 　　这晚上，南答从他不多的储粮里，做出一顿丰盛的饭招待我们。拉普拉克是一个贫瘠的村子，它的乡领导人也一样穷。不但这样，连米也是从南方花四天背上来的。若早知道这种苦处，我们真难以下咽。我们应该只吃马铃薯，这是这里的主食，而大米犹如鱼子酱般珍贵。 　　然而，这就是这里人们的显着特征：极端贫困，极端落后，但又是我遇到的最友好最慷慨的人。没有一个我们看过的病人不送我们一些吃的东西——他们没有现钱。假如我们收下所有他们送的东西，我们势必另顾一个搬运工才背得动。朗．玛雅的父亲送给我们每人一袋黄豆和爆玉米。南答．拉尔除了塞给我们大米而外，还要我们背走鸡蛋、马铃薯以便第二天第三天吃。人们还送给我们花椰菜、黄瓜、洋葱、茄子，而我们几乎未为他们做什么。似乎是：一个人越穷，他就越是很少计较地慷慨。南方的富有的婆罗门却从来没有这样丰盛地款待过我们。 　　我们和朋友们谈天到夜深。经过短暂而香甜的一觉，早上醒来，已有一大队人等我们看病。我们尽量施药，治寄生虫、阿米巴痢疾、伤寒；治眼、耳、皮肤。我们并且分送书籍、小册子，包括拉普拉克第一批圣经。一直到九点钟，在热烈的告别后，我们才离开这个小镇和朋友们。 　　当我们走进第三个大雨天时，我对辛西亚说：“我们又迟延了，一如既往。”但是，幸好下一个村子我没有熟人，也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一小时后就可访问一个保健所，并在天黑前赶到甘达客河(Gandaki 　　River)。 　　确实，从下一个村子起，我们不认识任何人。我曾经到过拉普拉克两次，但没有再走远一点。第一次进入新的地区是件有趣的事。当搬运工烹饪我们带来的食物时，辛西亚和我上那个保健所调查访问。 　　三个每天付钱的“日工”(peon)组成了全所的职工队伍，没有受过训练的医药人员。也只有很少量的药品。但是日工们扮演医生的角色运用所有的药品和器材；居然每天治疗十几个病人。唯一的医疗设备是一副听诊器，它躺在一个抽屉里和一副扑克牌放在一起。耳塞里积有毛毛虫茧。的确，在尼泊尔听诊器可能成为危险的东西；有一次从一个管子里爬出一只蜘蛛钻进了我的耳朵。不管怎样，这副里面是毛毛虫也许比蜘蛛好一点。这个保健所的最大的反常现象是：柜子里满是静脉注射液，共有五十瓶，在两月前痢疾流行时由搬运工背了上来。关于那次传染病的报导是那样惊人，以致卫生部助理部长曾从加德满都乘直升飞机来视察情况。但不幸由于岩石陡峭未能着陆而折返。至少他作了努力。前一年，痢疾曾在拉普拉克夺去了五十条生命。但此消息显然未报导出去。 　　当我们在保健所时，听说乡长要见我们。这真奇怪，因为听说这星期所有的乡长都要去区首府开他们的年会。当我们去茶馆会见他时，我们直纳闷他需要什么。 　　他满脸堆笑地说：“欢迎你们来甘蒙达(Gumda)。听说你们来了，我多么高兴你们能来我们的村子。”口气简直像对两个陌生的过客过分热烈地致欢迎词。 　　我们谢谢他的欢迎，表示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并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与拉普拉克比较，这赞词确实特别真实。 　　我们坐在茶馆前面的草席上。乡长倾身向前，瞧着我问道：“你不认得我了？” 　　这通常最令人发窘。我只好采取一贯的高招。说：“哦，是是……我想……我想也许我认识的。以前我在哪里见过你？一定是在医院里吧？”我一点线索也没有。我记不起以前曾见过他。 　　他把衬衫翻起来。在他胖胖的肚皮上有一条清楚的白线从胸前的剑突骨一直延伸到脐下，白线两边隐约可见针痕。我瞧瞧这些疤痕，认出这是我做的，不错：我在缝过肚脐的地方有自己特别的方法。我可以在一瞬间就认出来。 　　希尔在旁看着，倒吸一口气说：“一个人开了这样大的口子，还能活下来？”不知道他问的谁。 　　我简直记不起以前曾遇见一位从甘蒙达来的病人，更不要说我曾为他动过手术，而且是这位乡长。据我所记忆，我从来未走到这样远的地区。 　　我只好请问他的姓名，这样也许可以帮助我记起他来，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结果，也是白搭，问了姓名也记不起。 　　我再试问：“你当时害的什么病？” 　　我真使这人失望了，(连他的病我都忘了)他只好告诉我：“我的肚子堵塞了，你替我打开，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那时瘦得只有四十公斤，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你给我输了四十瓶静脉注射液，而且据说拖到下一星期就难保活命了。真可能。可是现在我体重八十公斤。” 　　毫不奇怪我记不起他。我感到自己比较可以原谅。他说那时他还不是乡长，我努力想了想，我可能记得起这个病人。 　　他告诉我们，他很感激安普琵琶尔的医生们救了他一条命。我们接受他的谢意，但说这不是我们医好了他，而是上帝的大能做的功。这人说曾在医院听说过上帝的事，而且极想多了解些。问能否给他一些东西读读。希尔已开始打开背包找书册了。 　　吃饭时，我们交谈甚欢。后来乡长问我们要不要看一些病人。我们当然不好拒绝。何况这个保健所根本没有医护人员。我们花了一个半钟头看了三十个病人，他们早已聚集在这里，此外又到几家去看了病。一直到下午四时，我们才离开，剩余的时间刚好够在天黑前赶到下一目的地。告别时，我们答应尽可能再来看望他们，乡长希望如此。下一目的地是布底甘达克河。 　　前方下坡差不多5000尺。第一段山路沿高山草原走，随时使我们眼界开阔，能远眺河峡。 　　在上方，环峙四周，是暗灰嶙峋的巨大石壁，耸入云霄；在石壁的前面，丘陵堆叠滚落幽暗河峡的深渊。山路开始陡落。路遇一人告诉我们抄一近路直下河谷，可省去一段长路，能在天黑前赶到。我们的搬运工决定照他指的方向前进。他们也知道山底有一小“旅店”，很希望住在那里。 　　这条捷径陡下一片玉米田，只是一条泥土路，在一行一行的玉米秆里进进出出地来回延伸。在最初，梯田是四行玉米秆宽，不久就窄得只有两行，每行之间下落八尺。我们纳闷：这地方怎么种玉米，离家又远，又这样陡峭，真得费死劲。不久，我们就得在窄窄的梯田之间，一梯一梯地跳，简直找不到一条像路的路。而黄昏已经降临；尚有1500尺才能抵达河谷，而这是最陡峭的一段！ 　　我们的搬运工已觉察走错了路。在下降700尺或800尺处，这条真正的山路往另一方向走。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无法前进的地方。玉米田已到尽头，再前面就是下临河谷的绝壁。 　　当我们在玉米地里左走右走寻找能下绝壁的缺口时，忽然发现一个用草席搭成的棚子。我们在高地的旅途中，曾看到不少类似的棚子，一般都是空无人居；它们只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由放牧的牧人暂住。这次，出乎意料，当我们走近小棚时，竟从里面走出一个男子来，他对我们的出现也同样感到出乎意料的一惊，你想，在这样的黑天！他很乐意为我们指路；他说，假如我们想赶路，我们可以在天黑之前，走下这危险的一段，然后可藉助手电筒走下较平缓的一段。 　　这是一条只有山羊才喜爱的所谓小路。晚露使它滑溜溜的；有不少地方只有六寸宽，有几百尺简直是直滑下去。我们的搬运工倒滑得出奇的熟练。我们的向导紧紧护着辛西亚，在最困难处她简直是一寸一寸往前挪。半小时后我们总算渡过难关。我们的向导要转回他的小棚，我们付给他十个卢比(rupee)，约合六十美分，厚厚地酬答了他的劳累(在尼泊尔，连上帝的天使也需要钱)。果然，我们藉助手电筒下了剩余的坡路。终于找到了正路，沿河而行，只走了二十码远，就是我们要找的小旅店。而两头离此最近的旅店，还需再走两小时。这间小旅店离奇古怪地险居于沿河一“腰带”之地，悬崖下临河流。房子只是用竹条松松地绑扎起来。可以透视的竹墙，像横排的百叶窗，可让新鲜空气流进，而将室内黄昏时的霉潮臭气带走。这地方也颇整洁，泥土地再干净不过，尤其在暗处。 　　我们的老板娘是一个美丽的古栾部落民年轻少妇。最初她劝我们不要在此留宿。她解释说附近有一帮土匪，共约十四人，他们可能看中两位外国人。不过，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土匪看到我们今天下午“非正宗”地抄近路下坡潜来。但据她说，上一个月，三个日本旅客就在她店里被洗劫一空；她不希望再在此发生此种不幸。我们最初轻视她警告的危险，但接着就回忆起在两个月以前，一个意大利游客，就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山下被土匪们枪杀。在此之前，在廓尔喀平静的山区中还从未发生过此类暴行。 　　在招待我们喝了几遍茶之后，我们的老板娘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原来她急于去和两个英俊的塔芒(Tamang)青年人调情说笑，而把刚才对于土匪的恐惧，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安排了我们的晚餐。我们餐后就寝，很快入睡。 　　唉，绝非万事大吉。最初无影无踪的小臭虫，已乘机出动，想爬进每一个汗毛孔，我们谁也别想安眠一个钟头。不管怎样，土匪倒没来；即使来了，我们被臭虫打搅得彻夜难眠，眼睛睁得大大的，早作好了“迎敌”准备。 　　尼泊尔最大河流之一的甘达克河，从中国西藏边境往南流，一路汇集十几条冰川的溶雪和成千条支流。从约高20，000尺的大山中出发，曲折穿凿喜马拉雅山脉的心脏，“养精蓄锐”，向印度平原奔腾南下，将全部泥流浊浪都倾泻进蓝色的孟加拉湾。 　　经过三昼夜的雨，这条河变成了一个疯狂的巨人，棕浪白沫，汹涌起伏，冲入蜿蜒河峡。我们整个第二天的旅程都与大河为伴。本日需走二十五哩。白天从天亮起，就预告了闷热，七点太阳出来，就证明预告不虚。若在前些时，走在高原地带，我们理应欢迎出太阳；可是，此刻走在冒热气的河谷里，对太阳就不敢恭维。但是，不必烦恼，到九点时，下起大雨来，直泼到天黑为止。 　　整天，这甘达克河峡中就像一场呼啸轰鸣的狂欢大会，不是烟火，而是闪烁、照射、弹跳的水花。无论你走到哪段河峡，或仰观，或俯察，你都可看到二十多条瀑布奔流直下2000尺，有的细如银线，有的则是喧嚣大瀑，不断猛击岸下岩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从路上铺的圆木长桥下冲入大河，轰轰隆隆浪花四射；有一股巨流竟然成直角从峭壁上射出，宛如一条隧道的分流。我们偶然站定一处，想一窥该段的“全豹”，居然数到五十多条瀑布，如同怀着一个心眼，同时泻入这暴涨的河流。 　　走到半个上午，我们遇见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妇，怀中抱着两个有病的孩子。我们问他们是否送孩子看病，他们说本来要去，但过河的桥冲走了，不得已只好折回家。 　　不一会他们就知道他们已遇见两位比保健所更好的人。两个孩子都病得不轻。幸好，辛西亚带有所需的药，这药保健所不见得有。如果不是这药，这两个孩子肯定不治。 　　前面不远的一个村子中，也有一些病人处于类似的困境，那里没有保健所。所以辛西亚在一个茶馆前的门廊里暂设临时“诊疗站”，不多时，我们剩余的药就用完了，辛西亚只好用小纸条开药方，让他们去下游十小时路远的药店里去买。 　　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冲走了桥的所在。这所谓的桥实际上是一根长大的圆木，顶面刨平以便行走，桥架在河面最窄的地方。全河的水量和能量以爆炸性的愤怒冲过狭窄的水道，一涨水，就把那根桥像“火柴棍”一样冲走了。在100尺远的下游，我们看见那根圆木被一根旋涡截住，在里面打转转，没法冲出到主流中。对岸的峭壁之上，我们能看到那个小小的盖着马口铁片的保健所，在灰绿色的山坡上像一个银色的小斑，我们只有“隔河兴叹”，没法去拜访了。 　　岸边的路突然升高，在泥沙、泥泞中滑溜溜地跋涉了十五个钟头，终于到达了这天的目的地，是一个位于河边悬崖上的闷热的小市集，我们住进唯一的一家旅店，吃了饭就睡觉。辛西亚有一间小房，我和搬运工睡在外面厅里。按乡村小旅店的惯例，房间不付钱，只付餐费。每人七卢比(约合40美分)，尽量吃，倒还划算。当然，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例如：自来水、户外厕所、床、床垫等等。一般地，能提供你的是一张草席。其他的东西，就看房间里有什么了。这夜里，一个大耗子走过我的睡袋，探索“形势”，盯了我一会儿，把我的短袜子叼走了一只。它无疑是把它错认为“林姆堡”(Limburger)的奶酪。我只好把另一只短袜也留给它。 　　早上，辛西亚起身走不动了，由于头天鞋里塞满了湿沙，脚磨破了，并起了泡。我们决定分别行动。辛西亚抄一条捷径先回安普琵琶尔，再转去加德满都。而我绕些路再去访问三个保健所和政府在廓尔喀区办的医院。 　　那天和以后的旅程像头一天那样仍然给辛西亚不少麻烦，因为在尼泊尔的这一季节山路都变成了灌渠和溪床，而天空则给旅客们配好了“调料”，一会儿是雨，一会儿是太阳光的热射。不管怎样折腾，辛西亚终于满意地回到加德满都，沿途还访问了一些朋友们，在到达加德满都时，脚也好了。 　　我这方面，次日享受了一次意外的喜乐。坐尼泊尔式的“腾车”(twing)渡过达栾底河。假如没有这一经历，这趟廓尔喀区的旅程就不算“十全十美”。这种过河的“腾车”是新的设施，用来代替前年跨了的桥。所谓“腾车”是一个座车用两个滑轮悬在拉过河的绳子上，来回滑动，用以渡送旅客。但当我走到河边，“腾车”刚出了故障。原来，过去是使用木制座车，绳索是普通绳索。新近改用漂亮的钢制座车，绳索也改用钢缆。可见，即使在尼泊尔偏僻的后方，“工业化世纪”也已渗透进来。但是任何小小的进步，如果脱离其他有关因素，也会喜中有悲。瞧，这个钢化的腾车就是一个例子。过去用木车，尤其是普通绳索，固然容易朽坏而不安全。但至少，村民们能用手在两边河岸把绳子绷直。现在改为钢缆钢车，人们再使劲也绷不直了，只好让钢车在压得很低的“悬链线”上滑过河。 　　这个钢制座车由一个站在车里的操作员，用双手把住钢缆滑行。车向钢缆最凹处滑下时，自然不必使劲；但车从最凹处向对岸上滑时，可就大不相同了。钢座车不使用时，一般拴在河岸的任何一边的缆索柱子上。这天腾车出故障的原因很明显：钢座车孤零零地悬在钢缆的中心点，离泡沫翻腾的水面只有十尺，没法拖回岸边。 　　这对我来说也是件麻烦事。老实说，这已是下午很晚的时候，在河这边找不到投宿的所在，要想找最近的桥梁过河，得沿河而下再走四个钟头。然而，当我站在那里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上前来问我要不要过河，我点头，他说：“就在这里等着！”说罢就迅速走开，找到一根长竹竿，脱光只留一条小裤衩，立刻跳进水里。整整一个钟头，以缆车、缆索、河水为配角，以我们的青年英雄为主角，演出了一场惊险的活剧，把站在岸边的一小群观众都看迷了。竹竿刚好顶到缆车，缆车却懒得往绳索上滑动，而我们的英雄只要稍一失足，就意味着顺流而下冲入印度洋。有几次差一点把缆车顶靠岸边，但又滑回中心点。这时，两岸都聚集了一些群众，当缆车终于被推靠岸而拴在柱子上时，对这个无畏青年腾起一片欢呼，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腾车拉回来恢复工作。原来这小伙子就是操作员，他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他开始向渡客收费，每渡一人一个卢比。 　　我进入缆车，就和操作员一起滑开，两个小滑轮在头顶呼啸有声。的确，这“腾车”真是一个好主意。“假如人们对蒙特蜀玛的报复感到厌恶，这对纳兹的浆果农场来说是一个好主意。”当我们滑到中心点时，缆车变慢而停下来，小伙子就站起来用手把住缆索上拉，最初还颇得劲，但缆索越来越陡，滑速越来越慢，有几回，我耽心他要松把，我们就会滑回原中心点。但他抓紧顶住了。 　　但到达某一点时，即使我们两人合力往上拉，也休想拉上分毫，离缆车六尺的下方，有一块巨石冒出水面三尺左右，从它起往岸边的水中还有好几块石头，人只要踏上这块巨石，就可安全跳抵对岸。小伙子对我说，他抓紧缆索，叫我跳上巨石，就可顺利回家了。但我在跳下以前，得先付给他一个卢比的渡费。我付了钱，就跨过车栏，准备下跳。我的背包、肩背挎包、饮食用具和雨伞等等给我不少拖累，但这是一块大石头，绝不致跳不中。然而，发生了一件我没有预料到的事，当我跳跃缆车将车后推时，缆车像打秋千样却把我往前一弹，恰恰把我倾倒出去——这就是所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使牛顿发现了他的力学三定律之一，而我被倒在三尺深的水中，刚靠近那块大石块，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可是结果是：扭伤了腰，擦破了皮(快近骨膜)，而且泡成落汤鸡。我想，一定博得了一声“喝彩”，只可惜河水咆哮声太大而未听见。 　　两天后，我到达最后的一站，政府办的廓尔喀区医院，在我们安普琵琶尔医院的东边六小时路程。到达时间是下午四点，直奔医院，想赶在医生下班以前会见他。但白搭！原来医生早在下午一点就下了班，他是早上十点才上班的，办公时间真不赖！好在他的家在医院院子里，他正处在忙乱状态。原来，据说一条疯狗曾“ 光临”这个院子，而且竟然直到他孩子常在那里玩的门廊上来过。他自己并未亲见这条疯狗，但还是极度恐慌，因为他最近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疯狗只要在人的皮肤上舔一下，就会传染上狂犬病。 　　当我到医生家门时，他正在用消毒液将孩子们从头到脚地洗涮，洗完了澡，他开始用消毒液喷洒全部门廊，就好像水手擦洗船上的甲板一样。同时，他向医院所有人员，如门房、清洁工等人大声叫喊发出指示，要他们寻找该疯狗的踪迹，搜集可能找到的任何信息。 　　每一个来医院的人，他都要紧紧盘问：狗到了哪里，干了什么，接触了谁，等等等等。当他叱喝完毕，所有“要事”已经安排妥当，他才向我彬彬有礼地招呼，并向我请教我所知的有关狂犬病的一切。从表面看，他的惊恐是合情合理的：上个星期本地有两人死于狂犬病，还传出其他死亡的消息。再加上我和辛西亚离开安普琵琶尔出发调查的前一天所发生的疯狗事件，使得疯狗恐慌成了这个地区广泛的严重问题。 　　一小时后，我走回市镇，在主要街道上碰见了这条疯狗。十几个孩子大喊大叫正在追得它东逃西窜，向它投掷石子和木棍，甚至要踢它。逼得狗不时回转身来对他们进行反攻，张开牙，口吐白沫，又嗥又叫。与此同时，街上的大人们安全地站在门口呐喊助威：“啦，啦！呜，呜！啊，啊！”纹风不动，一点也不想去救救孩子们，免得他们被疯狗咬伤。我去拜访了几个朋友，一小时后路过街上，那条疯狗还在被追赶着，不过这时，除了孩子们外，又来了几条别的狗参加战斗。我有五六次遇见这条狼狈奔逃的疯狗，比先前更加白沫四溅更加疯狂。这位政府医院的医生，站在他的地位，应该挺身而出为此尽点力量，但却没见他出来。无疑，他不愿冒险到疯狗所在的街上来，生怕把它的唾沫带回家去。 　　然而，也得为这位医生辩护一下，我们当中又有谁曾设法去打死一条疯狗呢？没有枪。这是一桩棘手的事。我可以肯定，我们宁愿把这种事留给别人去干。 　　在大约晚上七点三十分时，我投宿廓尔喀一家大的“旅游”旅社，这肯定要付房费，不像小旅店，只收餐费。这旅社大部分都空着，所以我挑选了一间不向阳的好房间，那间房凉快而安静，有点儿“豪华”而“隐秘”。由于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弄得筋疲力尽，所以自我安慰：应该享受一夜安眠，不必耽心耗子爬身和臭虫在汗毛孔“捉迷藏”。房费是美金两块五。晚餐费花了美金一元，包括四个鸡蛋，想好好补充一下已耗尽的胆固醇。九点钟我就上床就寝。 　　刚要睡着时，我想起了未曾吩咐旅社服务员在第二天早上叫醒我。每天一趟开往加德满都的公共汽车是七点三十分。我不愿睡过了点，但我也懒于再起床去找服务员，所以只有恳请上帝叫醒我了。然而我又耽心天父是否屈尊做这种小事，过去我一贯倚靠闹钟，这时我似乎听见他说：“永不要怕。”所以我就把这个思想化为行动，安然去睡。可是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如意！房屋建筑工业部的一群低级官员也来住在这里，来享受一下在他们例行公事之后得到某种优厚收入的“轻松”。当尼泊尔的“佳酿”灌进肚去，沙哑的歌声就引吭而出。虽然我的房间和他们隔了三重墙，而且紧紧地塞着马克(Mack)牌最好的安眼耳塞子(Mack's 　　Finest Pollow-Soft Earplugs)，我仍然能听清他们唱的每一句歌词，就好像在我这间卧房里唱似的。一直快近午夜时，他们已醉到第三阶段的“麻醉”状态，整个旅社才再度安静下来。 　　但半小时后，我又被窗子外一阵特大的吵架声吵醒。离窗户三码远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木屋，我猜想是属于一个旅社工作人员的。而争吵就是从那间小木屋里冒出来的。一个男人正在与一个女人争吵。一个比一个嗓门高，谁也不服输。由于天气热，我不愿把窗户关上，所以我决定耐心地等待他们停止，心想他们这样大声喊不会继续多久，否则，就会把嗓子喊哑了，或者互相掐死了事。恰如我所预料，吵了一小时后，争吵终于停了。 　　但是，这时开始下起雨来，随雨而来的是风。等我一觉醒来，我已经从尾节骨到头盖骨都湿了。我只好关严窗户，把枕头塞到靠窗户的脚头，努力继续入睡。但仍然感到在继续浸湿：有水流从窗框缝里渗到窗台上，而溅到我身上来。我起身将床挪离窗边，终于入睡了。在三点钟时，我又被新的闹声惊醒。雨停了，但风却刮得厉害起来，是正常的大风，把窗外小木屋的马口铁皮屋顶刮得呱哒呱哒地响，刚才那场吵架就是发生在这木屋里面。忽然，听到一阵特别猛烈的当啷响声，我走到窗前，用手电筒照射，看见木屋顶一张铁皮已被刮到地上，其他的几片铁皮，只是随便地用石头压着，我看也可能吹掉，现在正在风中翻上翻下。在一个半钟头中，剩下的五张铁皮都一张一张地全被刮了下来。之后，风再也没“理由”刮下去了，就停了，一切重归平静。这时，也该起床了。东方射出玫瑰色指状的朝霞。 　　我付清两块五美金的房钱，谢别了老板，走向公共汽车站。当我走着时，我想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也别忘了谢谢我叫醒了你！” 　　于是，我打了一个呵欠，一场大调查于焉告终。在五个星期内，我们共步行约三百英里，访问了约二十家保健所，三十家药店，会见了两千过去的病人，诊察了新的八百人，与三十二个乡长和几十个其他官员谈过话，会见(除一人外)所有我们要见的尼泊尔信徒们——所有这一切都未经事先安排，而且在一年中最坏的时候，即使我们要想事先计划，也不见得安排得比这更好——至少，白天部分，在我等汽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敬畏、感恩和满足。 　　由步行而换一个胃口，坐汽车，也使我感到很舒服，而且是“拍舒拍底超级豪华快车”(Pashupati Super Deluxe Ex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