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哈，2003年六月
在他父亲豪伍德留下的朴素木桌后面，沃伦-巴菲特在椅子上向后一靠，长长的双腿交叉在膝上。身上价格不菲的泽格纳西服，像从架子上拿下的尚未裁剪的一样，箍在双肩周围。不管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的其他十五个雇员穿得有多随便，他却整天地，天天地穿着它。他那件一猜准穿的白色衬衫在脖子下部，太小的领子凸胀在领带两侧，看上去仍像以前他年轻时商人的模样，好像他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从没量过领子的尺寸。
他双手手指相扣插在脑后一簇簇正变白的头发里。一块用手指梳过，特别大而乱的的头发像跳高滑雪一样从头上一跃，跳上高右耳耳丘。在玳瑁眼镜框上边，粗浓杂乱的右眉收紧了。好一段时间，这根眉毛给了他疑虑，会意或消遣的样子。现在，他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借给了那任性的眉毛迷人的样子。但是，他淡兰色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固定不动。
他的座位周围摆放着五十年来的照片和纪念品。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有内布拉斯加剥玉米佬橄榄球队的照片，在一肥皂剧露面给的薪水支票，出价购买一家叫长期资本管理的对冲基金的信（未被接受），和无处不在的可口可乐纪念品。在办公室里的咖啡桌上，有一个经典的可口可乐瓶子。一个铸在透明树脂的棒球手套。在沙发的上面，挂着1952年1月他完成戴尔卡内基演讲课的证书。在书架上有一个向西摆置的富国银行公共马车，他投资合伙人拥有的奥马哈《太阳报》1973年获得的一份普利策奖。书和报纸散放在房间里，他家属和朋友的照片在书柜，靠墙的桌子, 和计算机桌边的书橱下摆得满满的。他父亲的一幅巨大画像挂在桌后的墙上，高过巴菲特的头顶，面对着每一个进入这个房间的客人。
尽管奥马哈的晚春之晨在窗外召唤，却被关着的褐色木质百叶窗挡在视野之外。桌子对面电视闪亮着，频道定在消费者新闻和商业台（CNBC）上，声音关着，然而屏幕底部的滚动新闻一整天地给他提供着新的消息。许多年来，经常一看见提他的新闻，便给他带来情不自禁的喜悦。
然而，实际上只有仅仅少数几个人熟悉他。从我最初以金融分析师的身份负责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时到现在，我认识他已经有六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朋友般的关系，而我现在仍要进一步去了解他。我们正坐在沃伦的办公室里，是因为他将不写一本书。他那双无拘无束的双眉强调着他重复着的话，“爱丽丝，你能比我做得更好。我高兴将写这本书是你，而不是我。” 他为什么要那么说是将来才会最终明了的事情。在此时，我们开始谈最接近他内心世界的东西。
“沃伦，它来自什么地方？使你如此地在乎去赚钱？”
他的目光转向远处了几秒钟，思绪在内心里穿行着：啪，啪，啪，浏览着脑子里的档案。沃伦开始讲他的故事：“巴尔扎克说过每一个巨大财富的后面都藏着罪恶。他的观点在伯克希尔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收回思绪，他忽地弹起，离开座椅，横着房间踱了几大步。他坐回到深黄色的锦缎扶椅，探身过去，不像一个72岁的金融家，倒像一个炫耀第一次罗曼史十几岁少年。如何解释这个故事，去采访别的什么人，写什么：这本书都由我说了算。他详细地谈论了人性和记忆的脆弱，然后说，“无论何时，如果我的看法与别人看法不一致的时侯，爱丽丝，采用那个鲜有奉承的看法。”
在众多经验教训中，一些最好的则是完全来自对他的观察。第一个是：谦卑消除敌意。
最后，将不会有太多的理由去选择鲜有奉承的看法。但是，当我选择时，已不是记忆的脆弱，通常是人性使之所以然。其中的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的太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