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清官情结”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异数,近半数公民赞成独立,年轻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国庆节” ,只要你到亚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们要求独立的狂热气氛,”魁北克万岁!”的口号一呼百应。魁北克人还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开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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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清官情结”

1971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地震,就是“9.13”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事件。这是一件令人一时无法置信又永远无法理解的奇特事件。

林彪,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二号领袖人物,稳坐在第二把金交椅上。而且第一把金交椅一旦空出来,他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已经由毛泽东钦定并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作为保证,是铁板钉钉,无可改变的了。为了提高林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唯一的亲密战友。为此还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的故事,改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工作做得如此细致,如此天衣无缝,如此铁板一块,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最初看到这段改写的历史故事时,我曾大为惊骇,历史可以根据某种需要任意编造吗?我知道中国历代都出现过如董狐那样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学家。我一向相信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时我开始怀疑了,至少对我们这一代的“史学家”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笔下,哪些是真实的呢?“假作真来真亦假”,我不禁为之惋惜,是否因此而导致信仰危机呢?反过来一想,我不免发现自己又冒傻气了,即使出现信仰危机,又有什么可怕?只听说过“枪杆子出政权”,何曾听说过“信仰出政权”!于是我又释然了。

然而听到林彪叛逃,又使我大惑不解。从披露出有关林彪罪行的《571工程纪要》看,林彪热衷于研究中外古今的宫廷政变,以证明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搞宫廷政变。我觉得林彪已经得到接班人的保证,应该不再需要发动宫廷政变了。固然历史上有皇太子等不及老皇帝晏驾就篡位的历史,但林彪与皇太子不同,皇太子在登极之前没有实权,不能干预朝廷的任何政务,甚至对国事不敢置一词。林彪却是大权在握,担任着掌握军权的国防部长;开展文化大革命,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句话可以震动全国,真的是一言九鼎!《毛主席语录》是在他的指示下编印的,并首先在部队里发放,人手一册,然后推广全国;是他把“毛主席万岁”改为“毛主席万寿无疆”;是他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忠于毛主席是大德,其余都是小德”;是他把毛主席推上“神坛”,“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宗教仪式是他倡导的。这样一个显赫的实权人物还有什么不满足?何必冒险去抢夺已经有把握属于他的第一把金交椅,他急什么?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我也颇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感到遗憾,为什么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屡屡失误?费了多少年的工夫选定了刘少奇,却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大树特树才把林彪推上副统帅的高位,而且昭告全国以至于全世界:林彪是他的接班人,却又叛逃了!其实他老人家只要相信他自己讲过的真理,就不会失误了。他的名言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让亿万双“雪亮的眼睛”替他选择,“相信群众”,让人民去选择大概就不会失误了。

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但林彪的死,在农村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奔走相告,田间地头议论纷纷,街谈巷议无不以此为热门话题。一则是因为林彪位太高,权太重,势太大,他的死犹如冰山崩塌,使人感到天塌地陷般的震动;再则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连贫下中农也感到窒息,严冬盼春讯,酷暑望秋风,这是人之常情。虽然一时无法判断是祸是福,但静极思动,动总比不动好。因此人们在惊疑困惑中滋生出几许喜悦。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份《571工程纪要》,识字的人争相传阅,不识字的也要打听其中的消息。之所以我能很快地看到它,正是因为人们有些疑难问题,要我为他们解释。我很谨慎,只能解词释句,不敢推敲、探讨其内容。

这种“静极思动”的心情我也有之。政策法令往往因人而易,一人去留,影响全局,这是我们的国情。所以我盼望着林彪去后,能刮起落实政策的劲风,把冤假错案一扫而光。于是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我的《申诉书》。

《申诉书》已经写过多次了,我不敢翻右派的案,我知道那是“雷区”,踩不得的,全国那么多的右派,谁敢说个“冤”字?由于群力中学公布了我的档案,我得知反右时路郁凡把他制造的黑材料——“蒋经国的奖状”纳入我的档案,这是他篡改我的档案的罪证。于是我在第二次遣返后,不断地写申诉书,请求彻查我的历史,惩治篡改档案的黑手,不触及右派问题。我的申诉书总是一式多份,寄给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国务院、党中央。每次都是石沉大海。不过我不灰心,只要有一份有某种机缘遇到了一位主持公道的清官,就会澄清是非的。右派问题就有可能随之解决。这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挥之不去的“清官情结”,是几千年的人治社会形成的,是在不公正的社会中没有法律保障,无告的人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和梦想,与求神拜佛时的许愿一样。历史上腐败的赃官比比皆是,清官则百年不遇,哪儿去找包拯和海瑞呢?何况现在连海瑞的戏都变成了大毒草,“清官比脏官更坏”的理论甚嚣尘上,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主持公道的清官,恐怕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这点浅薄的认识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开始有所感悟,不禁对当年写申诉书的愚拙感到可笑。我的冤案算得了什么,所有的冤假错案中的受害者,哪一个的档案中不充满着黑材料?不制造黑材料,怎能开展轰轰烈烈的运动呢?

 

这年冬天,阔别了五年的大女儿涛从青海格尔木回家来探亲。这自然是家里的一件喜事,为春节增添了喜庆气氛。小涛原来有点儿内向,不喜欢说话,现在变得非常健谈了,这是离家5年,独立生活中锻炼的结果。她谈论最多的是青海的自然风光,高原气候和高原反应,青海的民情风俗,建设兵团的生产和生活,自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都训练成了政治机器,谈话遵循着一定的准则,只谈“风光”的一面,不谈“阴暗”的一面。家庭成员之间也不例外,都把痛苦埋藏在心底,脸上堆满了笑意。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的我们,她带来的还是新鲜的有趣的消息。

她带给我们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在缺医少药的农村,了解一些医药常识是十分必要的。在无书可读的时候,不论什么性质的书,我都有兴趣去读,就像嗜酒而喝不到酒的人,看见酒壶就会激动起来一样。这是一本有1240页的大书,由湖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蓝色塑料软封面,烫金字,很壮观。我经常翻阅。这本书里充满了文革式的精彩奇文,使我大开眼界。现仅将治疗精神病的部分照录如下,以飨读者:

“资产阶级‘权威’们离开人的社会性,阶级性,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一直把这类精神病看成是‘纯生物’性的疾病,只治病,不做思想工作,因而长期以来,本病得不到满意的疗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广大革命医务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重视人的因素,充分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疾病作斗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患者,从而不断提高疗效,并为防止本病的复发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

“精神病的治疗,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治疗的全过程,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医务人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向患者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治疗期间,应根据病情组织忆苦思甜、形势教育或个别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引导患者配合治疗。在恢复期,除巩固治疗外,着重加强政治活动,结合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教育,提高觉悟。引导患者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指示,树立正确的思想观点,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改造世界观,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并参加适当体力劳动,为其逐渐恢复工作作好准备。”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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