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那个失眠的夜里，我看见大大小小很多黏在墙壁上银色的蜘蛛，它们仍然象几十年前一样活灵活现。
那些蜘蛛是我外祖母用香烟盒内层的银色锡纸捏成的。它们大小各异，全部都爬在她床头的墙壁上。我爸爸一盒一盒地抽烟，他每抽完一盒，墙头就多一只蜘蛛。那些蜘蛛生动可爱，消解着我外祖母心头的一些东西。那是些什么东西？
七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象一个大型劳改农场。父母好象总是在政治学习，然后每年一人一个月去校办农场劳动。所有后来故事的发生，也是因为那个叫命运的作者，突然决定改写我爸爸的人生故事。这个人物在他自己构思自己的故事时，是想读完大学出去留洋的。但是，他过早失去了父母，解放后又失去了家产。他倒是留在了校园里，但是戴着一顶大帽子：现行反革命！
外祖母在折叠一只一只蜘蛛的时候，我对父母的政治危机不甚明了。我爸爸被关在大教室里隔离审查以及被一次一次找谈话写交代材料的阶段已经过去，那时我上小学。那段时间我在发愁的，是怎么摆脱上学路上那些躲在暗处往女孩身上扔小石头的男孩子。
老楚到我们家里来，是因为他那时跟我爸一起在劳动改造。这个生物系的右派教师是个老单身，方头阔脸，有一张大嘴，笑起来牙齿全都露在外面。老楚总是晚上天黑的时候来，那时他在看守学校的果园。他时常神神秘秘地进来，然后变戏法一样从衣袋或者袖口拿出一个苹果或者一只梨。我爸爸偶尔带我去他的果园，夏天的晚上，荧火虫朦朦胧胧地漂浮在夜色里，好像鬼的眼睛一样游弋不定。高高搭起的草棚凌空而立，四周都是果树。我被那个草棚深深吸引，在黑暗里摸摸索索地爬上去看星空。风穿棚而过，挟带着星星的光辉。
那天，老楚带着喜讯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正蹲在一只煤油炉前看我爸给我烙饼。
我妈去校办农场劳动，大汽车在学校后门将一群人乌烟瘴气轰隆隆拉走之后，我就开始每天晚上数天花板上的格子。我们家住在四楼，屋顶有一层白色的天花板，被浅色木条分割成三十二块正方形的格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就躺在床上在心里划掉一块方格。那些划掉的格子象脚印一样，每天带着盼望往前走，越走离我妈从农场劳动回来的日子越近。我知道，等我把所有的格子都划掉的时候，她就回来了。
我在经常数格子的时候，我外祖母在折叠蜘蛛。我们家邻居的女人，则在不厌其烦地往家里提水。她对储藏东西有种特别的爱好，主要是食物和水。她每天佝偻着背，脸上有时挂着疲倦有时挂着正义，总是不停地往家里搬东西。在靠票证买东西的年代，最充沛廉价的东西就是水。她每天乐此不疲一趟一趟地去开水房打开水，家里的瓶瓶罐罐装满了水，用不完的开水慢慢变凉，最终都被倒进水池，她再在水房开放的时间去把它们都换成热的。那些过剩的水白白消耗了她的体力，让她显得愚蠢可笑，她的丈夫就更加厌弃她。
老楚来的时候，我妈已经快从农场回来了。煤油炉跳动着蓝色的小火苗，一圈油芯有的燃烧有的不燃。大约是初夏的时节，屋子里不怎么明亮，窗户半开着，室外槐花的芬芳丝丝缕缕飘进来，混合着淡淡的煤油的气味和强烈的油饼的香气。那一个月内，我爸用香油给我烙饼，油汪汪的，用掉了我妈存下来的整整一小瓶香油。我因为妈妈不在家而生出来的寂寞，就结结实实地被我爸的香油饼填补了。我不记得他还做了些什么给我吃，他因为不会做饭，才浪费了我妈那么多香油。做饭使劲放油这个毛病保持到后来，我爸的朋友嘲笑说，“别以为什么都是多放油就好吃。”但那些香油饼在当时实在太腐败太好吃，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老楚带给我爸的好消息是，老家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