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姓马，她家就只有她这个女儿，她有三个弟弟。妈在鞋厂当工人，父亲拉车的。后来我们回到家乡我经常去她家玩，才知道她父母在解放前也是读书人，母亲年青时的照片非常漂亮，她父母的结婚照很现代，西装和白色婚纱。自从她父亲被戴上叛徒的帽子，被清除出革命队伍后，他就一直靠拉板车养家，他未老先衰。因发现同队的都回厦就我俩继续前进，我们两家家长变成亲家。她的父亲经常来我家和我父亲聊天，他一收到女儿来信就带去给我父母看，我父母也把我的来信让他读。
我是很没方向性的，但幸亏小马非常识途，她的方向性极好，我跟着她在长征中不怕迷失方向。因只剩下两个又加上大串联已停止，虽然接待站还没关门，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都可能被禁止继续我们前往北京的计划，我们就采取有车可乘就乘车的零活方法，而且我们改走铁轨。好像走在铁轨上行进快些，但也十分危险，有好几次看到呼啸而过的载媒车，上面坐满乞丐。有时好运的话还可搭上修路工人的小火车。记得有一次在山东，我们就坐进这样的小火车，上面的大叔专查铁轨的。在车里我们坐在热哄哄的铁炉边烤窝窝头，工人大叔还请我们吃山东烙饼。到了车站还带我们去接待站。现在想起来，在文革初期，我们碰到的人都很好。不知是那时的民风好呢还是我们头上有天使在保护？
到了北方接待站室内有暖气，大家都围着铁炉子烤火。山东人都穿着黑色大棉袄，一到室内就脱下忙着抓虱子，她们抓到虱子就放到嘴里咬死。我们俩躲在角落里，很怕被这小东西跳到我们身上。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接待站的棉被也躲满虱子，我们也学会抓虱子了。
1967年的大年除夕，我们来到山东曲阜，孔老二的老家。北京的造反派刚刚来过这儿，后来我看到报导才知道孔府孔林孔庙刚经过一场浩劫。
“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我们俩到在大年除夕和山东的其他红卫兵在曲阜西郊的师范大学接待站排队领了一团面团和一脸盆煮好的白菜。看到就这两样东西过除夕，刚拿到两张餐票时的兴奋心情全没了，正在这时两位山东姑娘走过来对我们说：加入我们队吧！我们一起来包水饺。她们队里有男有女，有的包水饺有的排队下锅。说老实话，那水饺一点也不好吃，但他们吃得香极了，我俩也就赶紧那起块子把水饺往嘴里塞，因肚子饿得咕咕叫呢。后来有个男孩子不知从哪找来辣酱，味道就好多了。
第二天进入曲阜街上看到一些穿着黑棉袄的小孩在街上放鞭炮，那鞭炮声希希落落的，但至少也算是过节了。在孔庙我们看到那些被砸成两段的石碑，涂得乱七八糟了的墙壁。在大年初一我们离开了曲阜。我们绕着孔林朝北走去，孔林内古树已达万余株，看到几百年参天的古杉和古松，有的没有树皮，但还傲然挺立在那儿。孔林周围林墙5.6公里，我走了好久才走到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