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史料价值拾粹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 沈志华

　　【摘要】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言必有据”的准则，因此他们讲述的历史过程往往是不连贯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例如1949年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方针和策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以及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等等。

　　【关键词】周恩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

　　在笔者看来，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认知、经验和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但是，历史研究者必须遵守一个准则，即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所以，历史学家讲的故事往往是不完整的，在他们那里，历史的链条总是断裂的。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意识、观念、认知和感受，在不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史料的基础上，逐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同一段历史进程，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起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成为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反复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转变了，认知和感受不同了，就是因为出现了许多新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对过去的事情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研究者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在笔者涉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中，这样的经历就有很多。2003年笔者的专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出版不久，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其中解密了大量有关苏联专家的档案，使笔者立即萌生了修订该书的念头。眼前又有一例。2008年2月，人们期盼已久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终于问世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这三册文献集中，尽管只有1949-1950年一年半的文件——这说明《周文稿》在数量上将大大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但是却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仅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去考察，就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

　　关于中共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方针和策略

　　1949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秘密接触的历史过程，曾经引起冷战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讨论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起源时，几乎都要提到这段历史。双方接触的最后结果是：美国政府禁止司徒雷登前往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而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一结果说明了什么？中共和美国政府在接触过程中究竟如何看待对方，采取何种策略？研究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美国国内甚至曾掀起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此前，研究者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来自美国，即美国公开的档案文件和司徒雷登的回忆录。[2]人们可以看到的唯一来自中国的材料，只有几页纸的当事人黄华的回忆。[3]总体说来，因为美国的档案比较完整，对于中美双方每次接触的过程，司徒雷登均有详细报告，国务院也有回复，所以研究者对事情大体过程的描述是清楚的，对于中美各自的立场和策略的分析也是合理的：双方都保持一种既留有余地又谨慎小心的姿态。[4]不过，美国国务院与司徒雷登的往来电报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美国的立场和态度，而对中共的策略考虑，则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进行推断，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周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反映当时中共对策及思考的比较重要的史料有：

　　1949年6月9日，中共南京市委将黄华与美国大使接触的情况及司徒雷登有意面见周恩来的情况电告了中央。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5]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清华大学校长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6]

　　6月28日南京市委电告：6月27日傅泾波见黄华称，司徒雷登因“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雷登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雷登告知：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仍表示此时不便北上，但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雷登考虑决定。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并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7]

　　从以上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中国对于美国大使留在南京颇感兴趣，虽然很谨慎，但在6月28日之前显然对于司徒雷登北上以及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表现出积极姿态。6月14日和18日周恩来电，特别是毛泽东所加一句，说明了这一点；第二，6月30日电报表明，中共中央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虽然还没有完全拒绝接纳司徒雷登，但特别强调此举是美国方面主动为之，且对是否成行已表示无所谓，甚至明说对美决无幻想。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秘密访苏与斯大林会谈取得了令中共完全满意的结果。6月27日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8]为了表明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决心，消除斯大林心中的疑虑，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于6月30日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那么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相反，他开始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来斯大林的猜忌。[9]

　　关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

　　早在1948年，即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败象已露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限制对国民党的援助，并聚焦于“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

　　[10]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苏联以后，美国当局担心中苏结成同盟，便加紧实施离间策略，认为“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11]其策略之一就是有意让中共占领台湾，以换取中国对苏联采取疏远政策。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12]

　　就在此前3天，中苏之间因是争论否废除旧约、签订新约而形成的僵局刚刚打破，莫斯科做出了让步。[13]对于美国人的诡计，敏感的斯大林心知肚明，立即采取了对策。为了赢得毛泽东的好感，《真理报》自1月5日起连续5天把第一版报道兄弟国家的栏目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真理报》总共才发表了5条有关中国的消息。[14]1月6日晚（莫斯科时间），维辛斯基拜会毛泽东，通报可以满足中共关于购买航空汽油和请苏联帮助修复小丰满水电站的要求，同时建议中国发表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如果联合国不接受中国的意见，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15]对于斯大林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中共自然接受无疑，但对于杜鲁门有意说给中国人听的声明，毛泽东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在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中，人们看到的只有1月13日毛泽东回复刘少奇的一封电报：同意下令征用外国兵营，同意由上海军管会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署留沪物资。[16]这一行动当然主要是冲着美国人去的，但似乎只能证明毛泽东批准了在京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他本人的主观意图。这次出版的《周文稿》提供了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重要史实。

　　1月11日，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月，美国驻上海副领事蔡斯（Chasd）通过民主人士史良的丈夫陆殿栋（现任中国外交部专门委员）传话，表示美国国务院远东政策研究室主任杰塞普（Jessup，电报中译为耶塞普）“愿与新中国政府作非正式接触，地点在香港，如新中国政府有非正式代表在港，愿与见面”。蔡斯还介绍陆“至北京往见美领事”，又说，美国“在华已经失败，迟早总要承认新中国。中美关系望不超过，但不次于中苏关系。首先望新华社不要天天骂美帝，可以送走美领，但不要拘留美领，以影响美国人民”。陆殿栋将此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并认为“美帝中心在反苏”，“故伸出触角以离间中苏关系”。周恩来当即表示，“离间企图是有的，加强和扩张世界侵略才是中心，而对华仍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企图迫我向美帝低头”。后经请示刘少奇，周恩来认为“原则上以不理为好，如有接触容易暴露我攻台湾的弱点”，并拟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完全不理”，“告陆不要去见美领，断绝此项关系”。一是“另行侦察”，即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外资企业局局长冀朝鼎去香港处理国民党政府在港机构资财和人员时，如杰塞普到香港并试图见面，可以与其接触，以便侦察和麻痹他。如何办理，周恩来请毛定夺。1月14日毛泽东明确答复：“在目前的时期对于美国伸出的触角应当置之不理”，“冀朝鼎及在港的我方任何人均不应和耶塞普或其代理人见面”。同时，毛泽东还谈到已经采取的“征用北京美国兵营及在上海接收美经合署物资的办法”，其目的是“刺他一下，或可推迟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毛确定的方针是，“除非美国学英国办法自动宣布无条件承认”——毛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不应当和他过早建立外交关系”。

　　[17]这两个文件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对美态度，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任何机会破坏正在形成的中苏同盟关系，更不能刺激斯大林那敏感的神经。[18]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何起草的问题

　　几年前，针对中国一些论著和回忆录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笔者根据大量的俄国档案，特别是该条约的俄文文本，详细考察了中苏条约起草的过程：1月2日晚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斯大林便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苏方在1月5日起草了第一稿，以后陆续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同时，对于1月25日毛泽东电和2月8日周恩来电所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由中方起草的说法提出质疑。[19]笔者的逻辑是，对于新的中苏条约，苏方起草的文本在先，中方起草的文本在后，那么最初文本应当是苏联起草的；至于中方提交的文本，究竟是对苏方文本的修改，还是自行起草的，关键是要看到中文的文本才能确定——在俄国档案中看到的中方草案是已经译成俄文的打印文本。

　　这次《周文稿》的出版，解开了这个疑团。首先应该说明，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形式上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是含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等实际问题在内的一个整体条约，而后者只有一些政治性、原则性的条款，至于涉及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则另外单独形成了一个协定。有关新条约文本的起草，《周文稿》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包括1月4日周恩来起草的致毛泽东电，按周恩来手稿刊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以及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

　　根据周恩来1月4日的电报，同苏方一样，中方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也进行了认真准备，甚至讨论了进出口货物的详细清单。但是，有关新的同盟条约，中方研究的只是“同盟年限、旅顺租借期限及军港双方指挥权、大连自由港、中长路合作期限等问题”。[20]这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概念中，这次新条约在形式上同1945年的条约一样，即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到单独搞一个政治性和原则性的条约。因此，周恩来不可能在出发前就起草一个新的条约文本。此外，周恩来2月8日电也说，中方是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条约及各项协定的。[21]

　　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条约文本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据编者告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留着两个周恩来手写的条约文本，一个是工作草稿，一个是报给毛泽东的定稿，上面还有毛泽东修改的笔迹。这两个文本均没有标明日期，《周文稿》刊登的是后者，并根据判断把文稿写作时间标为“1950年1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周恩来手稿的起草过程和日期。笔者把中国档案中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国档案中的俄文诸本仔细进行对照后发现：首先，周文本与1月16日——这时周恩来还在赶赴莫斯科的路上——苏联外交部提交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条约定稿（第六稿）的内容大体相同：标题完全一样——“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文本第一条与苏方文本第一、二条内容相同，文字略有改动；中方文本第二条只是把苏方文本第四条“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得缔结对日和约”一句改为“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缔结对日和约”；中方文本第三条、第四条与苏方文本第三条、第五条完全相同，用词都一样；中方文本第五条、第六条与苏方文本第六条内容一致。比较重要的是，原苏方文本第七条有关苏军从旅顺港撤退的日期及对1945年条约中有关旅顺、大连协定的处理办法等内容，在中方文本中完全不见了。[22]

　　其次，周文本与俄档中1月24日23时苏联收到的中方文本（苏外交部译成俄文后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完全相同。[23]

　　如此，情况就完全清楚了。中方文本产生的过程应该是这样：23日收到苏方送来的文本后，周恩来参照中译本重新起草了条约文本，24日夜中方将这个文本交给苏方。所以才会出现周恩来起草的文本与俄国档案中1月16日的俄文本大体相同，而与1月24日收到的中文本（俄译稿）完全相同的情况。至于对俄文本第七条的删除，则与中方决定对苏联分别起草的旅顺、大连及中长路协定和议定书全部推倒重来有关。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1月25日电和周恩来在2月8日电中所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情况虽然属实，但电报只告诉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没有提及或有意回避了苏联已经交来最初文本的内情。

　　关于中苏条约还有一个重要文件，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补充协定》。关于这个曾引起研究者关注和争论的历史文件，因为当时中苏商定不对外公开，故始终未曾面世，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披露出来。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有俄国档案中的文本，而且是维辛斯基给斯大林报告的附件。[24]这次《周文稿》借刊登2月14日致胡乔木电，在注释中第一次全文发表了这个《补充协定》。[25]

　　关于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

　　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关于中共对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和具体安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经历了1949年10月解放军登陆金门作战失利、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1950年5月14日得知金日成将要发动解放南方的战役后，这些设想和安排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理解、评估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以往的档案文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中，对这个问题没有提供一个比较清楚的、连贯的说明。新出版的《周文稿》刊登了一些重要文献，把这些文献与研究者已经掌握的中俄史料结合起来，就可以对1949年下半年至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关于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描述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1949年8月2日，中央军委在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中称，关于进攻台湾的战役，如有国民党海陆空三军大量可靠的内应，便可早日进行，“否则必须推迟到我们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故具体时间问题目前不能确定”。[26]8月18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为准备攻打台湾，伞兵登陆对从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并建议准备组织伞兵和向苏联求援。周恩来第二天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王稼祥和刘亚楼与苏方具体协商。[27]8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刚刚组建的华东军区海军将领张爱萍等人时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28]可以看出，此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并有决心解放台湾，但具体计划尚未规划。

　　1949年10月，三野驻福建部队在未经认真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金门登陆战役，结果彻底失败。[29]此后不久，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提到，“在那次不大的登陆战中，我们丧失了三个半团（7000士兵）”，考虑到这个“惨痛教训”，中共决定1950年3月开始海南岛登陆作战（那里有大量游击队活动），而解放台湾的计划是，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后，于1950年春季发动海空联合打击，夏季进行登陆作战。[30]12月5日，周恩来又向罗申通报说，解放西藏和海南岛不费力气，这完全取决于解放军部队的推进速度，但台湾战役将会是比较艰巨的。[31]这就是说，金门战役失利后，中共计划在1950年春夏发动台湾战役。这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希望苏联提供海空军援助。

　　然而，毛泽东的请求在莫斯科遭到拒绝。在12月16日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斯大林答应为中国培养海军。毛则提出，由于“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斯大林回答说：苏联“不会拒绝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周密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提供干预的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建议在台湾战役中可以利用空降部队。[32]谈话表明，苏联不能提供直接的海空军援助，但答应提供装备和训练，以便尽快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军和空军。1950年初，在杜鲁门和艾奇逊关于美国将不对台湾提供军援和保护的公开声明发表后，关于解放军将很快进攻台湾的传言在台湾、香港和韩国不胫而走。人们普遍的猜测是共产党可能在3月份，至迟也不会超过当年夏天，就将对台湾发动进攻。[33]美国的态度对于中共拟议中的台湾战役何时发动是否有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与美国的公开表态和社会传闻相比，对中共进攻台湾计划影响更大、更直接的是莫斯科的态度，特别是苏联对于中国的军事援助力度。

　　1月1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参谋部近日正在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完毕后，即将材料带来莫斯科。大概这些作战都不能性急，都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34]第二天，毛泽东便向苏联通报说，几天后刘亚楼将携带有关进攻台湾的计划来莫斯科，并要求斯大林批准在华在4位苏联军事顾问与刘同行。[35]后来，中苏领导人是否讨论过台湾战役的计划，讨论的结果如何，目前都没有任何史料——这里的历史链条又是断裂的。至此，对于中共来说，台湾战役的发动时间就主要依据苏联提供海空军装备和培训中国海空军的速度而定了。

　　3月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的一封电报称：关于海军和空军在苏联的装备定货，均分两年交付，空军新增加的两队轰炸机和一队驱逐机的定货则推迟至1951年1月交货。[36]3月22日周恩来致电布尔加宁，感谢苏联政府准备按照军事定货单向中国提供空军和海军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内购入绝大部分的海军和空军器材，“因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周还谈到，中方决定将各航校预定于4月毕业的84名飞行员“立即编成航空部队，并准备参加定海作战”，故要求苏方将此前定购的60架驱逐机和24架轰炸机及全部弹药提前交付，于5月1日前运至满州里。[37]所谓“定海作战”，指的是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这两个文件表明，此时中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分为两步走，先解决沿海岛屿问题，而把攻占台湾推迟到1951年。

　　周恩来在4月13日给布尔加宁的两封电报中，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了。周恩来再次强调所有军事订货务必保证按时交付，所请军事顾问亦请同时派来。为了说明事情紧急，周恩来明确告诉苏联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预定在1950年发动两次战役，即6月夺取舟山群岛，8月夺取金门岛。除上电所说84架飞机可推迟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飞机，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飞机。周恩来还通报说，为了参加对台湾作战，中国决定在1951年春夏组建鱼雷快艇队、扫雷艇队、护航舰队、水鱼雷航空团和三个海岸炮团。周一再强调，“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为进行登陆作战所十分需要”；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推迟了解放沿海诸岛的战役；“台湾占役要求我们需有强大和很好的海军舰队，方能有把握渡过海峡，保证数十万军队的登陆和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定货“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38]4月14日周恩来电称，空军订货还要增加。至此，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空军和海军定货1950年共8800万美元，1951年4500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1亿美元。[39]这些武器装备，将用于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岛战役、金门战役和1951年夏季以后的台湾战役。

　　5月6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苏方履约。为了尽快建立空军，中国需要大量的军事顾问。2月15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派205名军事顾问，其中164名为航校教官，41名为空军陆战师顾问。2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军司令部所需顾问和气象专家。然而，这批已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的顾问却迟迟不来中国。此外，2月11日毛泽东为航校训练定购的一批弹药，直到射击训练时间临近，仍未见到货。周恩来“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显然是因为苏方对不断增加的订货表示疑问，周恩来在电报中解释说：在最近送去的新定货单中，“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40]

　　到5月中旬，预定的定海战役即将开始，而海空军的定货还未到来。5月13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布尔加宁：为夺取舟山群岛，陆军的准备工作可于6月中全部完毕，而“空军及海军的准备工作，则完全依据于向苏联定购的空、海军器材何时到达为转移”。考虑到8月雨季和台风将至，且武器装备到货后试验和练习尚需时日，战役的发动时间最迟不能晚于7月中旬，所以，周恩来要求所有定货和聘请的顾问应“加速起运和派出，并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否则仍然不可能开始战役行动”。[41]所幸的是，5月13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主动撤退，19日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42]然而，定海不战而胜的结局并不能使中共领导人高兴和宽心，因为此时他们隐隐猜测到了莫斯科一再推迟交付海军和空军定货的原因。

　　也是5月13日这一天，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声称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解放朝鲜南方的军事计划。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就在去年11月斯大林还来过电报，明确表示赞成中国的意见——目前在朝鲜不宜采取军事行动，而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也没有提出不同看法。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请莫斯科对此事予以确认。14日斯大林回电说，“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同意了朝鲜同志的主张，并要求金日成征求毛泽东的意见。[43]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只得向金日成表示，中国原计划解决台湾问题以后再帮助朝鲜解放南方，但既然已经决定现在就采取行动，为了共同的事业，中共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帮助。[44]不过，朝鲜的事情并没有让中共停止解放台湾的步伐。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基本设想，并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或派刘伯承、林彪主持攻台作战。毛泽东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明确指示：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指挥。[45]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跟着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彻底中断了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尽管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认为中共具有攻占台湾的能力，并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动。[46]7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调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治。[47]这就预示着台湾战役已经退出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8月26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提出“推迟解放台湾”。[48]9月29日毛泽东指示胡乔木，以后不要再提何时解放台湾了。[49]于是，“解放台湾”就只能成为鼓舞人心的口号了。

　　由此看来，推迟台湾战役发动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解放军实力不够，特别是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而苏联的援助不力和不及时助长了这方面的因素。其次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军事干预，从根本上阻碍了台湾战役的发动。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早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美国就逐步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对台军事援助，而且制定了种种防止台湾陷落的计划或预案。[50]朝鲜战争爆发不过是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公开宣布其改变台湾政策的机会和借口。

　　关于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51]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52]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就连接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笔者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对苏联空军参战问题的重新考察。现在已经清楚的情况是，7月5日斯大林许诺，一旦中国军队入朝作战，苏联将派遣空军协同作战。8月中旬战争进入僵持阶段，特别是9月15日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毛泽东急于派兵援助朝鲜，金日成请示莫斯科，而斯大林对此不置可否。直到10月1日三八线已被敌军突破，北朝鲜危在旦夕，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经过几番讨论，中国领导人于10月5日决定组成志愿军部队赶赴朝鲜作战，同时派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协商出动空军和提供军援的问题。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军队所需的一切武器装备，但声称苏联空军尚未做好准备，要求中国陆军先行出动。周恩来没有接受斯大林的意见，最后双方商定放弃朝鲜。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和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是同意中国先行出兵，但要求2个月到2个半月后苏联空军务必出动。10月15日斯大林明确答复，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10月18日毛泽东决定中国志愿军仍照原计划出动，宁愿孤军奋战。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美韩军队遭遇，第一次战役打响。11月1日，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苏联空军米格战斗机出现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并投入作战，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53]

　　由于俄罗斯国防部大量的档案解密，这一过程基本上是完整的，但还是有一处断裂的环节，即斯大林是何时决定改变主意，同意苏联空军参战的。是10月18日中国决定单独出兵之后，还是10月25日中美之战开始之后？这有助于研究者判断斯大林10月中旬拒绝出动空军的内心考虑。《周文稿》刊登的一条史料填补了这一环节。10月29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报告，驻华苏联顾问沙哈诺夫当日通报，斯大林已同意派苏联空军的喷气式飞机“至安东担任防空，并可超过中国边境数里”，还说，苏联飞行员“须学会几句中国话的口令联络”，如此，11月10日左右苏联的空军基地便“可由沈阳移安东”。[54]这就意味着苏联空军不仅可以越过中朝边境作战，而且有可能向南深入数十公里。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众所周知的“米格走廊”就是明证。不过，这个决定是在中国军队已经与美韩军队真枪实弹地交火以后才做出的。

　　以上所举各例，仅为笔者在研究中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次《周文稿》刊印的档案还有很多值得研究者去深入分析和解读。譬如关于美国间谍案的处理，关于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问题的处理，关于周恩来对志愿军第三次战役发动时间的意见，关于中方接受停战谈判的原则和条件，关于中朝联军的指挥问题等等，《周文稿》中都有许多新的材料。其中有些文件和函电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前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中虽有披露，但都是摘引的只言片语，而这一次则是全文刊载。此外，《周文稿》的注释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其中不仅有解释性条文，还大量引用原始文档，且多为首次发表。[55]这些都是应当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总之，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恰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56]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二、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周文稿》。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8，The Far East：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в июн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3，c.133-138；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

　　[5] 《周文稿》第一册，第21页。

　　[6] 《周文稿》第一册，第21-22、19页

　　[7] 《周文稿》第一册，第22-23、19-20页。

　　[8] 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6，№4，с.68；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1949年6月27日），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5-6，с.56。

　　[9] 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拒绝去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的电报是7月1日发出的，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同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论人民主专政》一文。所以，毛泽东的表态并不是对美国立场的反应，同样，白宫的决定也不是看到毛泽东的表态才做出的。

　　[10] 见NSC 6，关于美国对华短期援助的立场（1948年3月24日），FRUS，1948，Vol.8，The Far East: China，Washington D.C.：GPO，1978，pp.44-50；NSC 34/1，美国对华政策（1949年2月4日），FRUS，1949，Vol.8，pp.474-475。

　　[11] NSC 48/2，美国对亚洲的立场（1949年 12月 30日），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D00138。

　　haracter: footnote>[12]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 Truman，1950，Washington D.C.：GPO，1965，pp.11-12.

　　[13] 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页。

　　[14] 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1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维辛斯基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0年1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02，д.8，л.1-5；T6332，с.257-259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35-236页。

　　style=mso-special-character: footnote>[17] 《周文稿》第二册，第38-40页。

　　[18] 毛泽东的态度大概与1月12日艾奇逊的演说以及莫斯科的敏感反应有关。在17日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毛泽东主动报告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态：“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会理睬的。”莫洛托夫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1950年1月17日），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7，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263-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