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环球企业家》记者 岳淼 出处：2009年3月20号刊 第6期 总第177期 发布时间：2009-3-24 10:04:21
被戳破的神话，被质疑的诚信，是什么力量联合导演了曾经不可一世的乳业巨头的堕落
地处呼和浩特市远郊的蒙牛工业园仿佛一座孤独的城堡。在一片荒漠的边缘，这个占地面积超过130个足球场的庞然大物就像是一种商业神话寓言的象征，有3万人为它工作，每年生产超过550万吨的乳制品，如果全部用标准货车车厢装载，将绵延至1000公里之外。每天，甚至会有3000多名游客来此参观，试图从中找到蒙牛集团一飞冲天的秘诀。真正身临其境，你也许会被眼前这一切的缔造者——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的创业故事所打动。就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荒滩，每天清晨天刚刚亮时，牛根生就会敲着窗棂对工人们喊：“起吧，该下工地了。”这里是如此的荒凉，以至于一开始人们只好称它为“109国道东侧”、“××号高压线杆往北200米”。
今非昔比。在今天这个乳业帝国里，一切仿佛都在精心布置的游戏中按程序进行，在号称全球放置生产线数量最多、处理鲜奶能力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蒙牛的一个单体车间，参观者可以通过一条长长的玻璃通道来了解生产过程，专职解说员会告诉每一位到访者，这里加工的牛奶没有一滴裸露在空气中，所有的管道都要经过不厌其烦的碱洗、酸洗、水洗，为此每天要花费四个小时。参观通道两旁，摆放着数百种产品样品，它们包装精美，散发着迷人气息，展现了一种工业化、高科技的品质美感。窗外，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上刷写着大跃进式的标语：“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
已过天命之年的牛根生是这一切的缔造者，他居住在蒙牛工业园附近的一幢1000多平方米、标着“美国摩根”字样的别墅里，装饰普通，毫无富丽堂皇之感，且大多数房间不是会议室就是办公室。在董事会召开期间，它是摩根士丹利设在蒙牛的办公场所；其它时间，则由牛根生一家住在这里“看房子”。他没有保姆。
人们熟悉牛根生的创业故事，在很长时间内，并将之作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中摆脱原罪宿命、快速成长且极具资本市场意识的代表。在过去，舆论常常会引述那副屹立在蒙牛厂区的标牌内容来佐证这家企业强烈的道德感——“要想得到好声誉，需要二十年，而要毁掉它，五分钟已足够，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来就会不同了。”
这听起来真像是现实主义的反讽。在刚刚过去的半年间，先是三聚氰胺事件把整个中国乳业几乎都送上了被告席，而后爆发的特仑苏OMP风波则再次把牛根生置于更为难堪的境地。2月12日深夜，蒙牛集团所有在呼和浩特的高管都被紧急召集到牛根生的家里，举行紧急会议。前一日，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把月初国家质检总局关于禁止蒙牛向特仑苏产品添加未经审核物质的文件泄露给媒体，引发市场的轩然大波。当天，蒙牛（2319.HK）收盘价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12％，盘中跌幅一度逾22％。“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蒙牛集团副总裁孙先红对《环球企业家》说。
蒙牛此前已预警2008年将出现高达9亿元的亏损，而其上半年还赢得5.83亿元净利润，换言之，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蒙牛在9月后的亏损就超过了14.8亿元。这是蒙牛自2004年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蒙牛在为过去笼罩其身的虚假光环埋单。2年前，号称学术“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即开始对特仑苏的添加成分进行质疑，方撰文称，这种被蒙牛命名为OMP的物质其实是能增加癌症发病机率的IGF-1。去年5月，广东奶业协会前副会长王丁棉也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方舟子等人曾经提出与蒙牛技术人员进行面对面、有媒体在场的公开辩论，但没有得到蒙牛的直接答复。在方看来，蒙牛关于其安全性的鉴定过程漏洞百出。“毫无疑问，蒙牛是心虚的。”方告诉《环球企业家》。
之后事态的发展，让蒙牛一次次感受到自食其言的痛苦。声称自主研发、来自天然奶牛牧场、为蒙牛带来高额利润的特仑苏产品，事实上却是向普通牛奶添加从新西兰进口的OMP物质而成，而这种被蒙牛命名为OMP的物质，则在方舟子等人公示的证据中显示其就是IGF-1。
一位协助蒙牛处理此事的公关人士私下告诉记者，早在特仑苏风波爆发前一年多的时间内，蒙牛就与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等部门往来频繁，反复解释有关OMP和IGF-1的使用安全性。“只不过这些事情都没有公开，事实上蒙牛已经对此进行过无数次汇报。”该人士告诉本刊。显然，蒙牛在更早时候就希望能够“过关”；同时，蒙牛还曾试图“私下消解”方舟子、王丁棉等人的“误会”。
坏消息似乎已经够多了，至于牛根生本人，俨然已经失去了其最为珍视的东西：好名声。一向高调面对媒体的他，这次却选择沉默，拒绝了本刊的采访请求。“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牛将销声匿迹。”他的一名公关助理告诉《环球企业家》，“声誉的恢复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蒙牛正是其在过去10年中赖以迅速崛起的商业模式的牺牲品。庞大的市场催生了其无所顾忌的侵略式竞争风格，并藉此击败了像三鹿集团这样的对手，迫使后者不得不采取同样手段，在忽视质量安全的泥淖中越滑越深。一切就像歌德在《浮士德》中所写的那样：“你觉得是你在推，但是被推的却正是你自己。”
速成的代价
“蒙牛先抢市场、后建基地的模式直接破坏了中国乳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环球企业家》，“逼得大家不得不也采取同样的手段来竞争。”
与资本方的“对赌协议”则更像是一针兴奋剂，进一步刺激了蒙牛在营销和市场拓展方面的急功近利。蒙牛与摩根士丹利、英联、鼎晖约定，在2004-2006年，如果蒙牛复合年增长率低于50%，即2006年营业收入低于120亿元，蒙牛管理层要向3家投资机构支付最多不超过7830万股蒙牛股票（约占当时总股数的6%），或支付等值现金。反过来，3家国际投资机构将向蒙牛管理团队支付同等股份。
牛根生赌赢了。代价则是，蒙牛避开投资回报周期长的自建奶源基地的发展方式，而是疯狂抢夺中国原本有限的奶源，此举则使得其它乳品制造商的生存空间更加逼仄。
根据王丁棉的估算，以一个日产量为100吨的中型乳品工厂进行计算，如果奶源自给率为100%，则至少需要7000头牛，按照每头牛1.5万元的投资来计算，总投资大概为1亿元以上。但是工厂的设备投资，只要5000万元，仅为养殖生产的一半左右，销售环节的投入则更低，大约仅为设备投资的1/3。“蒙牛并没有‘财大气粗’到做强奶源的地步。”王说。
如此只能制造出虚假繁荣。因为缺乏稳定高品质的自有奶源，当蒙牛规模越来越大时，这一因素就像紧箍咒一样困扰着蒙牛，蒙牛不得不将精力转向利润偏低、保质期更长的常温奶，而放弃利润高、但对冷链要求严格的低温奶。而蒙牛的“门口野蛮人”在客观上则要求蒙牛必须抬高净资产周转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牛根生很快面临了一个新的选择——提升奶牛产量和品质，实行优质优价；抑或以价格战薄利多销。前者旷日持久，投入巨大，后者则更加立竿见影。但从净资产周转率的角度，奶牛不但购入时需要支出，饲养防疫还需要大量的支出，如果简单以净资产周转率来考量奶牛的话，这一指标通常连1都达不到。疲于奔命于价格战和市场占有率的蒙牛显然无法承担牧场投资的资金占有量。仅从蒙牛公开披露的信息看，蒙牛有６家牧场，除本部澳亚牧场（养殖１万头奶牛，总投资两亿元）占股30%，其余只有10%的参股，这些牧场只能提供10%的奶源，另有90%的奶源靠奶农提供。
困扰蒙牛的不仅仅是自有牧场的高成本，还有更为可怕的经营风险。新希望乳业公司总经理曾勇称，除了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外，乳品企业不愿意建牧场的原因就是风险大。福建长富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投入6.6亿元建设了34个牧场，自有牧场数和奶牛存栏数均居全国第一，原奶品质也达到目前最高标准的欧盟标准。但即使如此，这家公司也无力摆脱长期亏损的命运，一度差点被蒙牛收购。
牛根生当然知道自有牧场的重要性。2003年，牛根生决定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示范牧场——这便是蒙牛大肆宣传的澳亚牧场的由来。但这个牧场经营并不顺利，“最初生产的牛奶价格高得惊人，每公斤超过五元。”一位曾在其中任职的知情者透露，澳亚至今没有实现盈利。
澳亚的失败或许打击了牛根生对设立牧场的信心。他更青睐于轻资产的策略，而将所有的火力集中在市场营销方面。2007年，蒙牛集团用于营销和销售费用高达33.02亿元，约占集团总收入的15.5％，而牧场建设投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蒙牛一直骄傲其所谓产业链“虚拟联合”的发展模式。在奶业竞争最为激烈的2004年，蒙牛拥有3000多辆运货车、奶罐车、冷藏车，2600多个原奶收购站及配套设施，以及员工宿舍，总价值超过20亿元，几乎没有一处是蒙牛自己掏钱做的，均由社会投资完成（牛本人曾形象地称其为“只打的，不买车”）。
如此最大限度地撬起的资金杠杆，正是蒙牛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社会办企业的做法是牛最高明之处。”王京生对《环球企业家》说，王是牛创业初期的追随者，曾经拥有数辆冷藏车帮蒙牛配送冰淇淋，“牛的个性很张扬，就是做小企业也能够把企业声势弄得很大。”王说。
但是，雪崩的奶价直接对蒙牛必须达到的盈利指标构成压力。以1000毫升的利乐砖纯牛奶为例，2002年售价6-7.5元/盒，而到了2004年售价仅3.9-4.5元/盒。蒙牛2006年中报显示，其毛利率偏低的产品所占比例却高达57%，而毛利率偏高的酸奶业务仅有6%。
不过，这一形势在2006年上半年迅速得以改观，在半年内蒙牛液态奶收入达6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在董事会报告中，蒙牛将业绩增长归因为“借助推出高附加值产品及实行产品差异化策略”——其明星产品正是10倍于普通常温奶利润的特仑苏，到2007年，特仑苏的年销售额更是突破了30亿，在高端乳品市场拿到71.2%的市场份额。
但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只是进一步凸显了奶源紧缺的事实。呼和浩特奶业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底，呼和浩特全市奶牛一天能提供的原奶产量大概4300多吨，而当地三大奶业巨头蒙牛、伊利、奈伦的日加工量高达5900吨。实际上，随后的中国乳制品市场的增长更像是杀鸡取卵。
对于蒙牛、伊利这类严重依赖于质量不高的散养奶源的巨头而言，散养原料奶输往生产线之前的这一段距离，可能在挤奶、收集以及储运过程中被各种微生物所污染。尤其在商业化大规模生产下，这种风险大为增加。
除此之外，散养奶源加工还无法规避口味差异的问题。一种是吸附饲养环境中的异味，另一种是由于季节的差异所带来口感变淡的问题。一种被蒙牛引以为傲并率先大规模使用的“闪蒸技术”便应运而生。这种技术更容易回避原奶品质较差带来的加工问题。牛奶被直接加热——传热速度要快于间接加热法100倍，在精确地控制保温时间0.5秒之后，紧接着释放压力，使奶温在0.2秒内迅速下降到75℃借此蒸发掉水分。这种做法既可以掩盖质量较差的原料奶中的异味，解决蛋白质含量偏低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添加香料、增稠剂等人工方式让牛奶变得“更浓更香”。
“我国的超高温灭菌奶的制作己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龙江省乳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郦韬珉痛心疾首地对《环球企业家》说，“这种工艺的使用本质上是一种倒退。”它导致牛奶灰分和糠氨酸两大物质成倍增长，有可能对人体的肾功能和消化系统带来损害。“但是这些有害物质在成品中是检测不出来的。”郦韬珉说。类似这样的加工工艺和环节，因为目前中国未予明确规定而被滥用，最终也会因之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这种以“闪蒸”、“浓香”为核心卖点的危险工艺却被蒙牛等一大批乳业巨头滥用。而在背后，最大的赢家则是利乐等这些乳业设备商。作为这项核心技术的提供者，利乐享受其竞争红利，为蒙牛等提供设计、设备供应、安装、调试和指导使用等一条龙服务。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以用来承装闪蒸牛奶的250毫升无菌纸包装为例，其使用量可能就高达350亿到400亿包，价值数十亿元。
竭泽而渔
在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乳业高速增长的10年故事中，奶农并没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位于呼和浩特当地的大正置业美联现代牧场公司从2003年建厂至今，一直未实现盈利。这家公司原本计划以胚胎技术培育贩卖良种奶牛为主业，但由于市场行情不好，现在只好改为自己养殖奶牛来销售生鲜奶。其原本规划蓄养6000头奶牛，但现在，空荡荡的养殖场里只有不到四百头奶牛，每天的产量只有一吨。“看看锐减的数量，你就是知道这个行业是多么不景气了。”公司总经理冀贤德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冀看来，自己的美联牧场就是一个梦想破灭的故事。在牧场兴建之初，一头奶牛可以卖到3万元以上，到2005年却跌到1万元左右，最低的时候甚至奶牛只能当肉牛卖，只有四五千元。而对于美联来说，利用胚胎技术繁育的奶牛，在出生前的投资就需8000元左右，出生后到奶牛产奶期间又需6000-8000元的投资，成本的底线也在1.4万元。但中国乳业市场的繁荣却并没有为奶牛繁殖业带来多少利好。2001年和2002年，中国共进口奶牛15000多头，比改革开放后20年内进口的种牛数量总和还要多。2003年的进口数量更达到惊人的4万头左右。
蒙牛、伊利在当地也号召奶农养牛，较早时，伊利曾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引导当地奶农饲养奶牛，奶农与伊利签署牛奶收购协议，每天集中到伊利投资建立的奶站提供牛奶。但当地人士告诉本刊，蒙牛创立后，以提高收购价的方式来直接抢夺奶源，一些“奶贩子”应运而生：向奶农收购牛奶后再转卖给企业。此举直接导致伊利原来的奶源模式破产，到2006年时，伊利不得不把所属奶站全部卖掉。结果则是，乳品企业就此失去对奶源环节的质量控制。
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商贩普遍采用黑白花种公牛和本地肉牛杂交，培育出低代杂交的“黑白花奶牛”，这种原本价值只有一两千元的牛犊却被不法商贩以纯种奶牛的名义，以1万余元的高价贩卖给并无饲养经验的养殖户。“事实上，奶牛并不好养。很多人以为能赚钱。”呼和浩特市郊的金河镇西黑河村村民贺永志说。
另一个糟糕的消息则是谷物饲料连年涨价幅度都超过10%，而散养原料奶的收购价格常年维持在每公斤1.5元—2.1元间。到了牛奶容易变质的夏季，乳品企业还会以此压价收购。“一头成年奶牛一天的饲料成本就高达50元左右，这个价格几乎无利可图。”贺永志说。
如此糟糕的境况导致在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大规模宰杀成年乳牛和小母牛的现象时有发生，呼和浩特市的奶牛蓄栏数大幅降低。冀贤德的牧场为了回笼资金，曾经以1万元价格卖过牛，每头亏损4000元。他甚至放弃过养殖奶牛的打算，改养肉牛，肉牛比奶牛更容易饲养，出栏后，每头可以至少赚上600元钱。
冀贤德曾经有过扩大养殖计划的想法，但爆发于去年9月的三聚氰胺事件无情地粉碎了他的这一想法，因为蒙牛减少了收购量，有时一个月中有七八天的牛奶要被白白倒掉，“每次倒掉的时候，我的心都在流血”。
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一头奶牛四个乳头，一个乳头的奶用于买饲料，一个乳头的奶用于还银行贷款，一个乳头的奶给兽医人员，剩余一个乳头的所产生的利润才是自己的。但这远不足以让贺永志们致富。“牛根生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富裕起来，我并不崇拜他。”贺说。在他的眼中，那是一个已经被过度包装后“神话”的牛根生。
这位朴素农民的愤怒之情或许可以用英国现代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句概括—“在我看来，培养和维护名人的手段过于物质化，因而不值得称颂。”当本刊记者在今年3月初的一天到达蒙牛工业园时，在其厂区门口那片近乎一望无际的草坪上，一些园林工人正在向枯黄的草地喷洒液体，见怪不怪的导游诡异地笑着向游客解释，这是在给草“加油”：他们在喷洒一种专门的绿色颜料，以使得在寒冷的冬季，这片草坪仍然能够展现出光鲜的绿色。而在蒙牛工业园所在的和林格尔县，当地人专门在一个名为百亭园的旅游景点里建了一座亭子以赞扬牛根生：“牛根生，男，1958年生，苦过心志，劳过筋骨。有志者事竟成，戎马半生，伊利扬名建奇功；苦心人天不负，事在人为，百年蒙牛创始人。”
悲剧的诞生
在魏荣禄看来，这一悲剧在20年前就已种下。历史就像一座建造不好的音乐厅，里面总有一些听不清音乐的死角。“我怀念过去的牛奶味。”魏荣禄对《环球企业家》说。这位中国乳业的元老，曾任中国奶业协会繁殖专业委员会主任，荣获过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自1952年起，他就养成了喝牛奶的习惯，一个让他感到心酸的事实却是，好牛奶愈发难觅。“世界上没有完全清白的东西，沾上一点污点的清白就算是不错的了。”魏说。
与蒙牛等众多牛奶厂商宣称的“加钙”、“特浓”、“早餐奶”、“果粒奶”等好奶标准不同，魏荣禄所认为的好牛奶是纯洁的不加入任何添加物的鲜牛奶。“遗憾的是了解并承认这一点的企业和消费者并不多。”魏说。
过去的20多年里，一方面是中国的液态奶总产量飞速上升，一方面是被失控的添加物和狂热的生产流程作弊行为破坏的一切。而标准的倒退与缺失则助长了乳品行业过于趋利的风气。现在执行的生鲜牛乳收购标准依然停留在1987年的水平上，该标准由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和卫生部提出，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起草，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全文仅5000余字，主要从理化指标、感官指标和细菌指标三方面进行了规定。
“和1970年代的牛乳收购标准比起来，1987年版的标准是一种事实上的倒退。”上海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顾佳升告诉《环球企业家》。在1970年代，牛奶采用的是优质优价的分级收购，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即是“生鲜牛乳系指从正常饲养的、无传染病和乳房炎的健康母牛乳房内挤出的常乳，不得有任何提取和添加”。在顾看来，“不得有任何提取和添加”的条款弥足珍贵，但是从1987年开始实施的标准中，却不再有关于牛奶提取物和添加物的任何文字约束，一种“畸形”的奶制品消费文化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
与中国相比，美国仅仅一部涉及牛奶加工处理的《优质热杀菌奶条例2003版》的文件，其严密程度就令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生奶生产人、奶品分销商、生奶的运输者/采样者、每辆奶槽车、奶品运输公司以及所有的奶品加工厂、收奶站、奶槽车清洗站和转运站的操作人员，都须持有有效的许可证。
为确保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安全性，美国在1958年通过了《食品添加剂修正案》(Food Additives Amendment)。该法案规定FDA有权对所有被列为新的“食品添加剂”的成分进行安全性审查，同时规定任何没有列入“公认安全物质”清单的成分均属于新的食品添加剂，必须经过FDA审批方可上市，否则按假冒伪劣或含有“不安全食品添加剂”处理。
而中国标准中这一关涉奶制品添加物的关键句子之所以被删除，与中国乳业的商业环境密不可分——当时很多厂商是在用奶粉和黄油勾兑出奶制品。这种在日后被称为“还原奶”的诞生乃是迫不得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83年，中国接受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总计10.5亿元人民币的“奶类无偿援助项目”（执行期内外方主体先后更换为欧共体和欧盟），累计使用了9万吨脱脂奶粉和3万吨无水黄油，共生产了近百万吨还原奶，这种奶制品被按规定以30-50%的比例与所在地生产的生鲜奶相混合后进行销售。
“这一段公开还原并在市场销售的历史间接影响了中国奶业文化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几乎所有的乳和乳制品都被容许使用‘还原奶’作为原料。”顾佳升说。在执行援助项目的后十年间（1995-2004），中国另行进口了奶粉68万吨，以一吨奶粉可还原成八吨液态奶计算，相当于生产了500万吨还原奶，占同期我国牛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这一市场的出现，另一个巨大诱因则是价格。2000年左右，国外奶粉进口到岸价长期维持在1.5万元／吨，而生产8吨牛奶在广东地区仅收购成本就达2.5万元，这意味着，每勾兑一吨奶，即可节约一万元。另一个隐晦的事实是，如果乳品企业使用进口奶粉而非生鲜牛乳，其原料采购所负担的税率还更低。
逐渐放宽的上游原料标准，使得乳业公司对原料奶收购的热情不高。而让顾感到如坐针毡的是，有关牛奶提取物与添加剂禁令的删除则打开了一个潘多拉之盒。“一方面对牛奶最基本的原始构成不加约束，一方面又以增加食品添加剂的具体指标来替代，这是犯了低级错误。”顾说。
由于对添加物的限制过少，中国市场上的乳制品种类数倍于欧美市场，以蒙牛和伊利为例，每年均有超过一百种新产品推出，这些产品普遍以“营养”、“美味”为噱头。同时，商业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学术领域，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产品推介会上，一些产品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大行其道。“行业内的人都清楚向牛奶添加任何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很多人对此熟视无睹。原因不说自明。”王丁棉说。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乳品制造商迫于竞争压力不断翻新花样，而这些所谓的新产品都是基于添加剂的“创新”。
这直接刺激了添加剂行业的勃兴。以防腐剂为例，去年中国就生产了超过17万吨，而当年海外市场食用防腐剂的用量不过十万吨。在食用香精、柠檬酸、糖精等多个品类中，中国均名列全球第一，市场规模在不到十年间就增加了六倍，去年中国食品添加剂市场容量就超过600亿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食品行业的一个耻辱。”顾佳升说。
中国乳品行业的现实是，一方面是食品添加剂的滥用，一方面是与之相对应的是监管疏漏。在监管标准方面，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794种农业化学品设立了67140项限量标准，而目前中国仅制订了234种农兽药的1136项限量标准。即使是中国已经制订标准的兽药标准里，日本标准严于中国的就有120种、622项之多。有些指标比中国要严格几十甚至几百倍。另外，中国现阶段的“多管齐下”的分段监管体制则损失了监管的效率，食品安全管理涉及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部、环保总局等多个部门。
同时，中国乳业市场一直存在着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两个利益代言者。前者代表势单力薄的奶牛养殖业；后者代表财大气粗的乳品加工业。“奶产品的标准、市场流通和消费等产生争议的背后，体现的是利益的博弈。”广东奶业协会秘书长林树斌对《环球企业家》说。例如奶协主要推巴氏鲜奶，而乳协则坚持主推UHT（超高温瞬间灭菌技术）奶；奶协主张实施鲜奶标识，乳协则坚决表示要“禁鲜”；奶协提出反对使用巴氏奶原料制造还原奶，乳协准许加入。三年前，林树斌曾参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林和魏荣禄等人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恢复牛奶标准的本来面目，不允许添加诸如香精、增稠剂、稳定剂等成分，但讨论过程却一次又一次被蒙牛等厂商和乳协代表打断。“他们说，这个不用讨论了，按照国家标准来做就行了。”林回忆说，“会议上充斥着人身攻击，根本无法进行。”
“两个和尚各自挑水吃是中国奶业发展的悲衰与不幸，这一问题是中国奶业最深层次的死结。”王丁棉说，“特仑苏OMP事件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乳制品行业市场监管混乱的问题。”
特仑苏光环褪去
2006年
2月13日，蒙牛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项名为“一种液态奶”的技术专利，申请号200610003551.9，申请(专利权)人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书中描述：“本发明通过在牛奶中添加IGF-1，基本可满足人体的生理需求，能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发 明 (设计)人为母智深等五人。母智深为蒙牛集团技术总监。
3月29日，蒙牛在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办的造骨牛奶蛋白（Osteoblasts Milk Protein，简称OMP）增强骨密度实验专家评审会上，宣称“特仑苏OMP牛奶中的造骨乳蛋白与普通牛奶相比，其活性牛奶蛋白的含量扩大了100倍到l000倍。”并正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吸收钙、留住钙”的“蒙牛特仑苏0MP牛奶”。
9月12日，蒙牛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富含造骨牛奶蛋白的巴氏杀菌乳及其生产方法》（申请号：200610031044）的专利申请，称这是一种含有造骨牛奶蛋白（ＯＭＰ）的巴氏杀菌乳和生产方法，按重量百分比，OMP含量为0.01%至0.015%，其余为牛奶。ＯＭＰ规范名词为 GFC(Growth Factor Concentration)，中文名称为生长因子浓缩物，其主要成分为类胰岛素成长因子（IGF-1，IGF-2)和转化成长因子（TGF-β1，TGF-β2)。
10月20日，蒙牛特仑苏获第27届IDF世界乳业大会“新产品发展奖”大奖。
2007年
3月8日，号称学术“打假斗士”的方舟子收到一名中学生来信，质疑OMP作为蛋白质使用后并不会被消化掉，而是变成氨基酸被人体吸收，引起了方对OMP的兴趣。
3月26日，方舟子发表《以“蛋白”的名义》一文，公开质疑蒙牛特仑苏添加的OMP其实就是IGF-1，有致癌的巨大风险。
6月，前广东奶业协会副会长王丁棉等通过南方奶业网发布了多篇与蒙牛特仑苏OMP及IGF-1相关的文章和分析，并向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出《关于蒙牛特仑苏牛奶中添加造骨蛋白情况的反映》。后又向卫生部呈送相关文件。
2008年
9月，三聚氰胺风波爆发，蒙牛股价从21港元左右暴跌至8元。
12月23日，蒙牛发布公告称预计全年亏损超过9亿元人民币
2009年
1月4日，内蒙古质监局收到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调查处理蒙牛特仑苏牛奶产品举报问题的函》，要求组织核查小组进行调查。
1月19日，内蒙古质监局发布“内质检监函[2009]7号”函件回复国家质检总局，称核查小组在生产现场没有发现IGF-1原料，并称“经咨询有关专家，初步认为蒙牛公司目前所提供的验证材料能证明OMP牛奶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未添加IGF-1。”
2月2日，一份标题为《关于蒙牛特仑苏牛奶监管意见函》（质检食监函[2009]17号）的内部公函，由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发出，要求内蒙古质监局责令蒙牛禁止向其高端液态奶“特仑苏”中添加OMP和IGF-1。这份公函同时表示，中国未对OMP的安全性作出明确规定，而IGF-1不是传统食品原料，也未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如果蒙牛认为OMP和IGF-1是安全的，需按照法定程序向卫生部提出使用申请。
2月11日，众多媒体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将国家质检总局2月2日发出的内部公函曝光，特仑苏风波由此引发。
2月12日晚，蒙牛集团发布一份长达22页的解释文件，辩解称“OMP与IGF-1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物质”并否认在特仑苏添加了IGF-1，并称OMP就是“牛奶碱性蛋白”（简称MBP），安全性已受到FDA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
2月13日，卫生部网站发布新闻称，卫生部等六部委组织专家对蒙牛使用的OMP食用安全性进行了研讨，认为“消费者饮用目前市场上该产品没有健康危害”，并指责蒙牛未经卫生部批准在特仑苏中添加OMP，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并擅自夸大宣传产品功能，有关执法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对蒙牛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同日，家乐福等各大超市将特仑苏牛奶下架并开始办理退货手续。
2月14日，蒙牛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辩解。
2月21日，经《财经》调查，FDA否认了蒙牛的说法。蒙牛承认OMP并非此前所谓的“自主研发”，而是由上海统园食品公司代理，从新西兰Tatua公司进口。
3月2日，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称蒙牛OMP事件为进口程序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