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离烦恼三千界
不在禅门八万条
两分法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思维方法，它从事物中抽象出两个对立因素，以这两个对立因素的强弱对抗去分析和解释事物的变化。它不但使事物中的其它因素都被强行填塞到主流意识的二个对立的概念之中，而且使很多远远超出二分观念之外的丰富思想和卓绝见识，在主流意识的误导和压制下，被主流意识吞没。
两分法的霸道不在于它认为事物中存在对立和矛盾的因素，这种认为事物中存在对立和矛盾是很多思想理论中都认可的。它的霸权在于它只用它认定的对立因素去解释事物的根本变化， 而不承认其它因素的存在， 或者不承认其它因素的影响， 或者不准研究其它因素，或者将其它因素都强行归入到它认定的二对立因素中去， 或者在一种习惯思维的控制下失去了看到其它因素的能力和动机。
譬如一个暴风雨的黑夜，天空闪着电光，打着雷霆。如果二分法者将暴风雨的黑夜抽象成电光雷霆派和无电光雷霆派的斗争，那么二分法者就认定了整个暴风雨的黑夜的变化都是这个斗争的结果， 并且暴风雨黑夜的无数其它存在，例如，树木， 野草， 睡眠， 晚会， 夜话，剧场演出等等内容，都被它可笑地划入电光雷霆派， 或者无电光雷霆派， 而失去自己真正的内涵。
六十年代初期， 我在大学念书，那是一个阶级斗争空气空前高涨的年代， 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军营， 与描写德国二战法西斯化的电影“神童”里的政治环境维妙维肖。不少大学生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不自主地感叹我们的实际情况比德国有过之无不及，而在清理思想运动中被定成反动言论。 那时学校一切活动都要排队、报数、 没有必要的在那里向前转向右转、 叫一二三四、 然后在那里等待别的队伍过来集中时，就高唱打倒反动派之类的杀气腾腾的革命歌曲。有一次，我在那个队伍里高唱革命 歌曲时， 看见教师的队伍过来了。在队伍中，我看到了我的英语老师， 他的前胸和后背都与前面和后边的人紧贴着。英语老师长得很像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公爵， 比前后人要高一个头， 他有着一种天然的高贵， 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和深邃的学者风度。那一个情景， 使我终身记住了他站在队伍中的那个鹤立鸡群的景象和他的表情， 那是一种无奈、 从容、 恐惧、 和小心翼翼的复杂混合，还有那种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去掉的与这个场面无法融入的困惑。 可是这个国家当时只给了他两个可能， 革命队伍和反革命队伍， 虽然这两个队伍对于我的英语老师来说都是非常可笑。
二分法的思维方法其实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后， 就开始逐渐蔓延中国。 时至今天， 已经成为海内外、 知识层和非 知识层、 党内外、官方和老百姓的主要思想方法。 作为一种暗藏着斗争和杀气的霸道思维， 它对中国的政治、 学术、 生活已经起了， 和正在继续起着重要的影响。
二分法的一些经典划分方法， 已经被根深蒂固，无师自通地栽植在中国人， 甚至底层老百姓的心中， 那就是不自觉地和迫不及待地将看到的政治观点、思想、 和人贴上左右派、 激进派与温和派、 拥共派与反共派等等标签。 这种标签的直接后果是使复杂的社会研究、 思想探索、丰富的人性都被简单化成单调的现有的政治框架和概念。在这种霸道的划分下， 一切都被自然而然地引入强烈和温和、左和右、 进步和落后、 光明和黑暗、正和邪、 好人和坏人斗争的轨道。 而真正丰富的新思想的萌芽在这些经典分类的主流意识的压制下， 失去了萌生的气候和土壤。
最后说明一下本文的命题， 二分思维虽然对中国的政治， 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起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它尚不能说是中国社会苦难的根，它只是产生中国很多苦难叶子的茎和枝， 顺着这些茎和枝向下挖下去，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如此容易接受和钟爱这个思维方法等等，也许我们就会触及那个埋在民族性格深处的那个根。
在中国未来风风雨雨的艰难路途上， 政体重建， 道德和信仰的修复， 思想方法的改变是三个同等重要的领域， 而思想方法的改变可能比前者更为本质， 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政体重建， 道德和信仰探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