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话到国语的变迁

从官话到国语的变迁


明清的官话，广义地说，是指广大北方话区的方言，例如陕甘宁的话叫西北官话，云贵川的话叫西南官话，九江南京镇江话叫下江官话；狭义地说，官话就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华北东北话。虽然明清时期出版了许多以北京语音为基准的韵书，但是官方并没有为官话确定语音标准，就是说官话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大概是官场上通行的，各地人都容易听懂也都容易撇上几句的那种话就是官话，而京腔京调的北京话则是公认的“标准官话”。

到了上个百年之交的历史时刻，中国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灾难。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已沦为一块任列强宰割的肥肉，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立志中华复兴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转向列强寻求强国之路。在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方面，立志强国富民的志士们也开始进行艰苦的探索。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点。从1916年《新青年》问世起，一直延续并伴随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文化深刻变革。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公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高擎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引进了令国人耳目一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上开展“文学革命”，进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的萌芽阶段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第一个提出统一全国语音的人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福建厦门人卢戆章。卢戆章是创制汉语的字母式拼音方案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于1892年创制的用来拼写厦门话的“切音新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戆章还提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实行“词素连写，词间分开”（即“分词连写”），主张用汉语拼音辅助教育的普及，主张文字横排，主张拼音字和汉字并用。尽管卢戆章最初的统一全国语音是主张以南京话为统一的语音标准，但是他毕竟是“语同音”的首倡者，为日后他人主张推广国语（普通话）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此后又有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提出“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书同文，语同音”的主张，福建人蔡锡勇创制了拼写北方白话的“传音快字”，力捷三先后创制了拼写福州话的“闽腔快字”和拼写官话的“无师自通切音字”，江苏人沈学创制了“盛世元音”拼音字，王炳耀创制了最终要统一于“北音”的“拼音字谱”，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天津人王照，他创制了以官话为标准音专门拼写“北人俗语”的“官话合声字母”，激励主张用“京话”为共同语，他说官话“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可以说，主张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王照是第一人。

虽然这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易学，拼音可以帮助学习繁难的汉字等多种好处，但是没有语音的统一，面临汉语方言的严重隔阂，这样的见识总是不能实现的。几年前，一位荷兰记者曾经问我：“你们的汉字实在太难了，你们的方块字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拼音文字啊？”汉字要不要和能不能改为拼音文字，是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大问题，但是我只用一句话就解答了这道难题：“中国的方言隔阂太大了，如果要搞拼音文字，它的前提是必须普及普通话。”他恍然大悟，连称“是的、是的”。当然，普及普通话又要靠拼音来帮助人们学习普通话，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902年,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努力，已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语”，受到启发，归国后，在给管学事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主张以北京音统一全国语言，并提出用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统一国语的工具。在他的影响下，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奏定《学部章程》，其中说：“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开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 格（不通、格格不入的意思）。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到了清王朝尾声的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临危的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前清廷一直是把满语作为国语的）。1911年8月10日，清廷学部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决定在北京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成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字典，学部和各省设立国语传习所等事项。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推翻了清王朝，这些决议自然无法付诸实施了。

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民国政府的临时教育会议就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第二年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出席的“读音统一会”。会上各省代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何在呢？原来，虽然大家都同意推广国语（官话），待到真要确定国语的语音标准时，才发现大家对官话的理解并不一致，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官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王照等人互不相让，最后决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原来在北京话里与“坚（jiān）”“强（qiáng）”同音的“尖”、“墙”要读成ziān和ciáng；所谓入声，本是北京话里没有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东北人根本就不会读入声字，南方方言里的入声字在北京话里早就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国语要不要保留入声也是会议的争论焦点之一。会议从2月份一直开到5月份，可见国音之难产。最后无奈，会议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决定了6500个汉字的逐个读音，后人称之为“老国音”。这种老国音是人造的南北方言的混合物，自然无法真正推行开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拼写老国音的“注音字母（后人又称“注音符号”）”，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今天50岁以上的人当初上小学时学的就是“注音字母”，例如“中国”的注音是ㄓㄨㄥㄍㄨㄛ，“北京”的注音是ㄅㄟㄐ丨ㄥ。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这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所谓国语，应当是有典范的书面语言为依托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因此国语语音标准和词汇语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倚仗白话文学的发展。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翼，互助互动，相辅相成，分别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1916年，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国语研究会”，会员很快达到一万多人。1919年北洋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语统一筹备会”，负责推行国语的各项事务（相当于今日笔者就职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并且把全国国办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意义非凡，说明语文教育从书面语教育转向口语与书面语教育并重，也说明普及国语于国家和民族之意义重大）。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对难以推行的老国音和注音字母重新修订，由于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会议顺利地放弃了人造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剔除了入声，为国语运动和后来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北伐成功后的国民政府把“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知名学者和语言学家负责国语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国语推行工作，国语运动从此正式成为政府行为。国语运动培养了大批国语师资骨干，出版了国音字典、国语词典、国语留声唱片（相当于今日之录音带和CD唱盘），取得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了许多宣传国语的文章，为国语（普通话）在全国的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筑造了宝贵的基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普遍和兴盛的文明戏（话剧）、电影和无线电广播都使用国语，加上学校的国语教育的作用，使得国语在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沦陷50年的台湾省回归祖国。为尽快扭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语言奴化教育的影响，当时的中央政府向台湾派去著名学者魏建功等一批国语专家去开展国语运动，由于台湾同胞对回归祖国充满热情，加上国语教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台湾全省普及了国语（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