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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了两个星期的休庭，彼德说什么也要亲眼去看看这位神奇的“伍子胥”。在找了一个我永远也别想猜到的理由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和景凯约好了，并说这位教授对我们的拜访兴趣十足。
横跨在密西西比河的80号公路桥上，仍然匆匆过着一对不得交尾的龙凤。不同的是，桥上那些浮在夕照里的路灯，为这对龙凤扫尽了一路的坷坎。
那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们几乎就在他刚一打开门的时候，便把我们的目光准确地投到了他的头上。他本人似乎也觉察到了。凭着他的聪明，也许他还能猜出这目光里有多少是好奇，又有多少是失望。因为他那一头乌黑的短发，连同他的络腮胡，的确让我和彼德大感失望。
“您这咖啡桌真别致啊，简直就跟艺术品一样！”
彼德这个极少恭维人的家伙，我至今仍然认为那天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掩饰他那好奇的目光。不过，后来他并不承认。
“请随便坐，”景凯穿着便衫，显得兴致勃勃，把我们让进客厅后，又说，“这是我自己做的。我最近还买了个霁红仿古瓶呢。”
随后，我们在午后的阳光里，看见了那个放在茶几上的花瓶。瓶后，是一扇窗户，有些树影挂在白纱帘上，随着风的抚摸闪动着。
“怎么？”我一面在沙发上坐下，一面问景凯，“您太太和女儿都出去了？”
“兰芳在邻居家。”景凯拿起一条丢在沙发背上的毯子说，“我太太去世了。”
“什么？！”
还有什么样的意外消息能让我和彼德比这更吃惊的？在和彼德相视对看了一眼后，我说：
“真对不起，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一个多月前。”
景凯很随意地在单人沙发里欠着身子，仿佛是在说着一件与他无关的事。
“对了，”他又问，“你们两位想喝点什么？要不要来点PORT（波特酒）。我有瓶很好的PORT。”
“是因为生病吗？”我接过他递来的酒又问他，无意中还是说了句多余的话，“我听桂花说她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对。”景凯果然注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他喝了口酒说，“几年前她患上了乙型肝炎，后来转成肝癌，很快就不行了。”
一串鸟鸣般的笑声把我们的目光引到了窗外。几个孩子骑车而过，车把上挂着五彩飘带，仿佛一把摔出去的金簪子，撩得人眼发花。屋里沉默了一会儿。
“这酒如何？”景凯又问。
“好极了。”彼德拿过那酒瓶，看着上面的商标纸，“这是葡萄牙出产的？”
“是的，”景凯说，“我到那儿开会，听说当地有个小村庄出产的PORT不错，本来想多买几瓶带回来，又怕飞机上不允许带液体的东西，只好让商店给我寄了一瓶来。”
此刻我把目光停在了一个放在小柜上的相框上。这是桂花的照片。
“桂花跟我说她会骑马，”我过去拿起它，转过身问景凯，“这是她在国内照的吧？”
景凯在又一次地注意看了我一眼后，起身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照片，尽情地看了一会儿。这是怎样一种温暖的眼神啊！我坚信他一天也没忘记过她。
“这是我一个朋友梁虹为她照的，”当他忽然发觉自己走神时，连忙说，“当时我们正在一个马场里。”
“您最近没有去看看桂花吗？”我顺口问，当然是怀着目的地顺口。
“桂花走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一种深深的惦念和盼望悄悄地溜进了他的眼睛，他把那相框重新放回柜子上，又问我，“她好吗？”
我把桂花在法庭上如何作证的事说了一遍，又称赞她是如何地能干和有趣。景凯听得十分认真。可那张刚毅而又充满智慧的脸并没有为此感到兴奋，反而开始现起了一片黯然。对这片黯然的前额，纵然我有一万种猜测，可是此时此刻，我只能给自己一个回答，那就是，景凯已经确定我对他和桂花的事，是有所了解的。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再顾虑了，可以直接问他，既然高文芳已经去世了，为什么他迟迟不把桂花接回来？但我仍然不敢那么贸然，那太唐突了，就算我也是中国人，但对景凯来说，毕竟是个陌生人。
“请问，”彼德若无其事似的吹起了口哨说，“您的卫生间在哪儿？”
天啊！我在心里叫着，这个出生在纽约的美国小子，但愿他是为了知趣才那么不知趣的！
“真抱歉。”当彼德进了卫生间后，我对景凯表示着歉意说。
“哈哈！”谁知他竟大笑着用中文说，“你怎么能阻止人去卫生间呢！”仿佛我故意欺负彼德似的。
好了！这开朗的笑声给了我足够的自信心。要是我再不趁热打铁赶紧把我想问的事说出来，黄花菜可就真得凉了！
“既然您太太已经去世了，您为什么不把桂花接回来呢？”我像一个爱管闲事的八婆那样问着，只是仍然用了中文。
此刻我们差不多是站在通往家庭间的过道上。这是因为景凯为了给彼德指出卫生间的方向，才使我们都挪动了位置。景凯双手插在裤兜里，低头看着地板。我记得桂花跟我说过，当他思考什么时，他有这个习惯。
“桂花对你谈了不少关于我和她的事吧？”他终于把猜测变作了提问。
“是的，”我有些抱歉地笑着说，“在去加州作证的飞机上，因为无聊，她跟我谈了不少她过去的事。”
“那么，她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她的儿子？”
“什么？！桂花有个儿子？”
我吃惊地叫起来。我说过，在这之前，我始终认为桂花没有留下那孩子。
“对。我就是那孩子的父亲。可这个孩子让高文芳害死了。”
“什么？！那孩子被高文芳害死了？”我再次吃惊地叫起来。
我听见彼德在我身后的那一声轻而沉的惊讶。原来他已经从卫生间出来了。而我呢，因为吃惊，使我的叫喊又回到了英文上。要弥补是不可能了。好在景凯并不在意，甚至还向彼德，为了他和我先前用了中文，而抱歉似的点头笑了一下。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过了良久，等我们重新坐回到沙发上后，才由彼德开始把我们和景凯的谈话继续下去。
“您能对我们详细谈谈吗？”彼德说，“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您太太为什么要害死您的儿子？她是出于妒忌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事高文芳直到临终前才跟我说。”景凯苦笑了下，然后站起来，到壁炉架边上的壁柜里找出一个笔记本，一面又说，“不过，我敢肯定，她告诉我并不是想到人在临死前应该有所忏悔。这是她的日记，她在里面记载了她谋害那孩子的经过。”
“如此看来，”我接过那笔记本说，“桂花不但留下了孩子，而且还告诉了您。”
“不，桂花没有告诉过我。”景凯轻轻叹了口气，“她是因为停经，才怀疑自己大概怀孕了。后来彭姗带她去买了个自测器，证实了这事。尽管她不让彭姗告诉我，可彭姗还是告诉了我。彭姗认为我有权力知道这件事。她是希望我能出面劝桂花把孩子留下。我当然是舍不得那孩子，可是我觉得，对于打胎，桂花有更多的权力。既然我希望她成为强者，自食其力，那么一切事就让她自己作主吧。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曾经几次想去看看她，最后都忍着了。有一次我都开上了80号，结果还是半途而归。”
“那么，”彼德咳嗽了一下，带着律师无法抑制的习惯问道，“桂花最后没有去打胎，这点您并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景凯叹了口气说，“桂花把孩子留下了，但她没有把这事告诉彭姗。不幸的是，彭姗从一开始就相信桂花不会留下那孩子。而我就更糟糕了，我甚至觉得桂花还会恨她肚子里的那个生命。因为是我硬把她赶走的，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把她的心伤得有多狠。那年桂花走后不久，碰巧彭姗因为父亲病重回国，而且在家一住就住了将近大半年，直到把她父亲安葬后才回来。所以，在桂花生孩子之前，彭姗不仅一次也没去看过她，甚至连那孩子也没见过。而在这段时间里，刚巧又碰上高文芳发现自己患了肝癌，并且立刻卧床不起了。她的病情恶化是在半年之后，也就是在桂花生完孩子以后。说实在的，高文芳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完全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可惜，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邪恶把她毁了。母爱在她内心和行动上也仅仅跟闪电那样，只亮了一亮，就暗灭了。”景凯说到这儿又叹了口气，“不过，眼看着她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兰芳将会永远失去自己的亲生母亲，我心里也不好受。而我能做到的事，也只是在她生病时期使她的痛苦减到最轻程度。因此，我一方面为她到处求医，一方面还要工作，同时还不能让兰芳有所察觉，所以，每天跟奔命似的。我唯一的自我安慰就是，我相信桂花的能力。”
那低沉的声音里没有沉痛感，甚至没有遗憾！用自己的亲生子换来一个女人的自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自古以来，有谁能把现实和理想融合成一个整体？又有谁能把有限的青春，与不受限制的岁月重叠在一条直线上？只是对于景凯，我担心的是，在这个二奶和情人无孔不入的地球上，他是拿自己心爱的女人作为奉献，来宣告自己为人处世的理念吗？他是要把他的儿子当做利器，对着人间的“常理”做着最后的抗衡吗？不不不！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可不能这么想。我相信他用的是智慧。这是上帝拿来区分人类和动物的工具。尽管我仍然怀疑这智慧究竟有多少力量才能抑制邪恶，也不知道它需要多少憧憬才能使那常理脱下平庸的外衣，变得美好起来。然而，我还是坚信不疑。
“既然连彭姗也没有见过那孩子，”我说，“那么高文芳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因为她是医生，对桂花身体上出现的反常现象比较敏感。也许在桂花走之前，她已经看出桂花怀孕了。据彭姗说，高文芳向她打听过桂花的住址。彭姗就把桂花的地址给了她。当然这不能怪彭姗，高文芳满嘴的甜言蜜语，彭姗是不可能知道她有什么企图的。”
那几个骑车的孩子又回来了，阳光再次将那五彩的飘带投入玻璃里，而这一次，那金錾子却变成了一把飞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