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故事（昙花开时）（下）

文革的故事（昙花开时）（下）

从农村回来后，郭琳有大把的时间都用来看书，看着看着就有了一点想法，慢慢地写了下来，有一天就拿去给陈老看，陈老让她在一些地方作了改动，最后又亲自动手改了不少，拿出去在一个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第二年就要她去读自己的研究生。
开始她想陈老可能是想帮帮自己，他们两家是世交，父亲跟陈老又是多年的好友，过去没少帮他。他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和父亲相反，廋高个，性子急，脾气极大，因此爱得罪人，文革时比父亲整得还要惨，差点从牛棚里出不来了，不过她倒想，这样可能比父亲好，郁在心里更坏。
陈老没有女儿，从小就喜欢她。他有一个儿子跟她一起造了老头子反，他至今不肯原谅，不让儿子登自己的门，撞见就像不认识的路人，陈伯母虽然极为厉害，无论怎么吵怎么骂，陈老不为所动，就是一句话：你要那个东西进门，我就离开家。到了过年，陈伯母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儿子家呆一天，陈老就来找父亲喝酒。
他们很少谈文革，她过去认为主要是父亲不想谈，后来才发现，陈老自己也从不谈。记得有一次她在自己房里听到父亲劝陈老，陈老长叹一声说：对他们好有什么用，到时侯一样造你的反。不过陈老对她还是很好，她想，可能她是女孩子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人往往更不容易原谅至亲的伤害，那会放大得更重，她，毕竟不是陈老的女儿。
后来她发现陈老真正有点欣赏她，有一天陈老对她认真地说：你有点像你的父亲，总有点别人想不到的想法，也许因为你基本上是自学，没有被那些科班的东西毒害，我那些按部就班的学生基本上是些鹦鹉。你要想法保持着，不要人云亦云。
陈老恐怕也是唯一对她还没有结婚表示支持的人，有一天她去陈老的家，老两口都不在，只有保姆在家，她就在书房看书，他们基本上把她当女儿，常这样。就听见他们从外面回来，在客厅里说话，陈伯母说：
“你说琳儿的事怎么办，她妈妈昨天碰到我，一谈眼泪就下来了，你也不想办法帮帮她，你这个老师加伯伯是怎么当的。”
“干吗非得结婚，就因为别人都结婚？结婚有什么好。”
这下陈伯母就不愿意了，
“你这个老东西怎么说话，结婚不好？那你跟我滚，滚！”
后来大慨是保姆告诉他们她在这里，就再没有了动静。

她读《居里夫人传》时，对主人翁的一段话感受极深，大意是：人总是要对世俗作出让步，我总是觉得把握不好尺度，太少，会被压得粉碎，太多，自己又会失去价值。
那种老姑娘的压力别人是根本感觉不到的，她有时觉得别人看她眼光像看麻风病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同胞。她应该像这样没有合适的就不结婚？她不知道。她能顶得住世俗的压力吗？她也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她终归不得不妥协，那就不如早，也许还能好一点，她也不知道。
现在唯一能给她安慰就是看书和旅游。她最喜欢读的是庄子，说来好笑，她喜欢庄子恰恰是因为庄子的个性鲜明。一谈到庄子，人们往往想到隐居，出世，类似犬儒主义，但她认为，那恐怕是道教的原因，与庄子并无干系。庄子实际上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一点也不愤世嫉俗，只是对那帮虚伪的家伙尽力嘲讽，恰好说明他是有点侠义。这倒不奇怪，人们因为自己平庸，总是误解真正的圣贤，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有一天母亲在饭桌上又絮叨开了，无非又是说碰到了隔壁的邓阿姨，她跟母亲诉苦，还是关于儿媳妇，粗鲁又没有教养，孙子只要回到那边，就学得一嘴脏话，然后说：
“我的孙子要骂人，我就不准进屋。”
郭琳知道，这是针对大刘说的。工作在父母亲单位就是这点不好，她在办公室说了什么话，母亲马上就知道了，一些人嘴怎么就这样长，她拿母亲也毫无办法。
她真是反感邓阿姨这样的人，当初儿子找了一个工人阶级，满院子讲，说自己都跟着受教育，现在名字都不愿提了， 要是在原来，那骂人一定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母亲根本不管她的反感，继续说：
“你不能找一个那样的，别人要问，家在哪里，我怎么说，说他母亲在花楼街，烟花巷把他带大？”
这一下郭琳再也忍不住了，说：
“干吗扯到人家母亲，在那里长大的一样是人，至少不是假清高。”
母亲大怒：
“我还不如她，你怎么看你妈妈，那你呢，你不清高，你高尚，你革命起来父母亲都可以不要。”
父亲突然大声说到：
“你们能不能让人安静一下下呢！”
突然脸色苍白，捂住胸口，郭教授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这一下母女俩就都慌了，赶紧给他服药，把他扶到了床上，两人面面相窥，十分内疚。

大刘是印刷厂的一个工人，郭琳因为工作跟他有些联系，慢慢就熟了。大刘的家在老城区，就像她母亲说的，是巷子里长大的孩子，是老大，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只读了初中就下放到农村，家里弟弟妹妹一大堆，十分困难。
大刘实际年纪并不是很大，比她大两岁，但有点未老先衰，头发都掉了一半，人聪明，细心，话却很少。郭琳在单位话很少，一方面那是她父母亲工作的地方，所接触的人都是他们的同事，是她的长辈，更重要的是，那些人都知道她在文革中造反的事，她永远感到一种压力。结果一出来，话就变得多了，她小时候是个话很多的姑娘。
两个人就约着出去了几次，到最后还是吹了。到不是郭琳有什么世俗的想法，她倒真是烦那一套，实际上跟大刘交往就有点赌气的原因。
大刘以前谈过两次，都因为他没有房子结婚，女方不愿意。郭琳家房子很大，母亲总在说，她不会做饭结了婚怎么办，她知道那意思是不想她搬走，母亲虽然嘴碎，实际上把孩子看得很重，觉得她吃了太多苦，嫁给大刘实在太委屈，但用自己那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叫她受不了，关键是大刘把她当作一个房子心里就不是很高兴。
等到她要读研究生时，大刘的态度就有了变化，语言之中说她读了书就更攀不上了，她心里就很气，什么意思，是不是叫我不读了。心里想，这个男人怎么谈恋爱时都没有一点自信。她上学后，就不去印刷厂了，大刘也没有来找她，她也不愿意主动，自己到底是女孩嘛，就这样没有了结果。

郭琳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与母亲的关系总是搞不好，两人一吵，就把过去那些相互伤害的事翻出来，不可收拾。吵完后，自己心里又十分内疚和懊恼，人为什么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总是不吝表现出残酷的一面，对陌生人倒是彬彬有礼，只是因为家里是一个叫人放松的地方？
在家里难道也要相互迎奉，那还是个家吗，那到哪里去能无拘无束呢？结果就弄成这个样子，莫非自己就是一个坏女儿，想到这里她开始恨自己了，但不久以后，又照吵无误。
她冷静下来时，承认母亲把信交出去不能说单单为自己，母亲是怕她倔劲一上来，不顾死活，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要进监狱的，现在想来，很可能要那样做的，自己的一生也要像向阳那样毁掉。
想到这里就有点感谢母亲，以下几天就会对母亲格外好，陪着逛商店，让母亲给自己买那些便宜难看的衣服，明知道永远不会穿，听母亲讲那些无聊的家长里短，忍住不去评论，过后不久，又是一个循环。
她不知为什么特别忍耐不了母亲的庸俗，成天都是钱，听说东西要涨价，就和别人一起去买了一大堆，把家里弄得像个杂货铺，为了一分钱，可以和小贩争得脸红脖子粗，其实家里根本就不缺钱。一说起就振振有词：
“我死了又不能带走，还不是为你们。”
“我不要你们的钱，特别是这样争来的钱。”
“你不要这样清高，你没有当过家，没有缺过钱，不知道没有钱的难处，那时候你父亲进了牛棚，没有了工资，家里的存款也给冻结了不让取，我那时候要多难就有多难，一分钱一分钱的数着化，到了月底就急得觉不能睡…….”
“你又夸大了，你的工资不算低，很多人要靠你那么钱多钱养活一大家子，那时你也只要负担我，用得着这样吗。”
“你爸爸在牛棚，我能不管吗，我总是想办法跟他带点好吃的，你哥哥那时一个人被下放到山沟沟里，我能不管吗，你当然谁都不用管。”
郭琳要是再接下去，又要吵一场。她特别佩服的是母亲的遗忘功能，不管头一天吵成什么样，第二天母亲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为她操心，而自己，有时侯几天都不能忘。

她把母亲毫无办法，她感到父亲也这样，有一次父亲对母亲说：
“你不要买了点便宜就到处去说，好不好，学学王所长。”
王所长是父亲原来的领导，退休后，也经常去集贸市场。
“我才不学她呢，有次一起去买菜，明明买得便宜，我听到了，跟人说就加了几分钱，假得很。我得了便宜，干吗不说。”
一脸的得意。
郭琳想，那不是绣衣夜行，望望父亲，两人难得的相对一笑。
相比较之下，郭琳更担心父亲，父亲本来话就少，现在根本就不说什么了。陈老比他大两岁，仍然在带学生，跟人吵起来不逊当年。而因为心脏病，父亲基本上辞去了所有的工作，但她认为父亲根本就不愿意干，很高兴有了这样一个借口。
至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就更说不清楚了。她有时认为父亲是很关心自己的，父亲很留意她和什么人交往，看什么书。她的朋友来了，父亲总是要出来陪着说会话，发现她在看什么书，就跑去跟她借一些参考书来，有些书只有父亲这样的人才可以借。她不忍心父亲在大太阳下或北风里走并不近的路去图书馆，让他算了，如果真的需要，自己可以想办法，可他总说：不要紧，只当散散步，照旧不变。
可跟他一谈话，就发现他在躲闪，连眼神都一样。记得她开始看庄子时，问父亲有那些好的参考书，他想了好一会说了一二本，但马上接着说：
“对庄子这样的人，参考书没有多大意思，”看了一下她，马上就闪开，“没有人能懂庄子，或者说：每个人懂的都是自己的庄子。”
等了好一会，又说：
“弄懂庄子的关键是要有个时间顺序，庄子有些话看似矛盾，实际上是在不同时期讲的，庄子的思想一生中是有一些变化的，没有了时间脉络，不太可能真正懂庄子在讲什么。但要想把庄子的文章确定时间，根本就不可能，能确定的线索几乎没有。”
她当时听了莫名其妙，好像每一句话后面都把前面否定了。
她从来就不怎么能理解父亲，从她记事起，父亲话就很少，小心翼翼，四平八稳，从不说人的坏话，就是在家里，母亲或者孩子们说谁不好，父亲都要不许，她搞不懂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父亲和人在一起总是笑，但她认为那种表情只是一种习惯。过去和她在一起时倒是不笑，但眼中的爱和欣慰是清清楚楚的。她从农村回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有点躲着父亲，不知怎么面对，突然有一天，发现父亲恐怕也这样。
她跟母亲吵的原因之一就是母亲的话里总是有意无意的提到那件事，她现在知道自己已铸成大错，尽量避免想，要她付什么代价都可以，只要能把那件事挽回，但，那是不可能的。
她知道父亲难以原谅自己，她不怪父亲，她只希望父亲大骂她一顿。或者干脆像陈老一样把她赶出家门，心里还反而好受一点。可现在，装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那是发生过了的。
她感到好是，父亲从不拒绝她的照料，她有时想，自己不结婚算了，等老父亲走了再说，只当是赎自己的罪。

一场秋雨使气温骤降，然后就是一阵阵萧瑟的北风，把满地的枯叶卷起，纷纷扬扬。郭琳感觉自己的心情就跟这天一样，阴沉沉不见天日，她现在有点怕秋天，感觉不到秋高气爽，而只有雨打残荷。
她从来不觉得落花有什么好悲的，在那之后会有满树的碧叶，阵阵蝉鸣。父亲极喜爱八大山人，过去她根本不懂，一根像枯枝样的荷叶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她懂了，不是好不好看，而是感到自己就像就像那残荷，生气散尽，还得忍受这无边无际的冷雨，不知能不能还有春暖花开。
看到这不尽的秋意绵绵压来，徐徐扫尽夏日的浮华，不如就像昙花，盛开一瞬就拉倒，为什么要去忍受这种缓缓的不堪，一点点让秋带走生机，可真是残忍，也许人世就是这样？不，不一样，它们都可以有第二年的春天，可人生只能开一次，剩下的时间不过是慢慢地等待死亡罢了。
不由想到自己真是有点“小布尔乔亚”，又想到了向阳。在那以后，她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自己恐怕真正心肠极硬，从骨子里瞧不起站不起来的人，也许是心软，实在不忍看到那样的一个向阳。人人都想旧梦重温，找回往日温馨，但人世已全非，到哪里能够重温！

哥哥昨天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要她去他家里，她知道大慨是怎么一回事，哥哥为她的事没少操心，哥哥也知道如果在家里讲，母亲一定会参合进来，结果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她毫无疑问有个好哥哥，但他们并不亲密，因为哥哥从来把她当作小孩子，哄着她，宠着她。哥哥从来没跟她没谈过文革时她造父亲反的事，恐怕是唯一对她没有任何变化的人，就这一点，她就万分感激，但她并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也没有勇气去问。
哥哥比她大七岁，学的是理科，现在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他原本对历史感兴趣，有点想接父亲的班，父亲的朋友同事也都鼓励他，可父亲死活不干，他从来都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跟她有点不一样。她在农村时，哥哥也从大学分配到一个山沟沟的三线工厂。
文革还没有结束，父亲就从牛棚里出来恢复了工作，他没有提任何别的要求，只是请求让子女回一个到身边，他们年纪大了，再也和符政策。她知道从一开始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知道就是她，但父母亲仍然给哥哥写了信，征求意见，实际上哥哥的答复他们早就知道。
她现在有点可怜哥哥，总感觉哥哥一辈子都在努力演他那个角色，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和好科研者，对自己却不怎么好，四十岁不到，头发都掉了许多，露出了老态。她知道，理科不是文科，十年的荒废没法弥补。
实际上也是这样，哥哥不久前跟她说，新来的学生真厉害，外语好，新东西一套一套的，自己算是跟不上了，接着笑着说：
“我现在转向了，重点工作就是你，你要当心了。”
人永远不可能是自由的，就算别人的闲言碎语，异样目光她可以不在乎，但亲人的关爱却让她不堪重负。

这一次是一个部队的李团长，他来自西部的一个小城，但已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多年，直截了当的说，他要找一个户口在这里的，转业好留下。
他完全跟她周围的人不一样，直截了当，实话实说，他有多少收入，要负担父母亲多少，什么时侯转业，已联系好了单位，等等。要是在过去，她肯定会烦了，把自己当作一个户口了，什么意思嘛，但现在觉得倒也有点意思。
郭琳是在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的，对他们那种浸到骨子里的虚荣，势利，言不由衷从心底反感。像李团长这样实话实说真是第一回碰到。
郭琳是那种初一看是那种纤纤弱弱的女孩子，可家人都知道，她一旦拿定主意，什么都不会怕，根本不会听人说。
李团长那种世俗的自信真是十分少见。他像讲课以的分析了两人的优缺点，他的优点：有一定的职位，懂得怎么拉关系，知道心疼女人；缺点：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结过婚（很短，女方把他蹬了，估计找了一个更有优点的）。她的优点：有学历，没结过婚，性格文静（天知道他怎么这样看，哥哥肯定不会怎么说）；缺点：年纪太大，清高吃不开。
照他的理论，她只要听他的，他们一定呢提前奔小康，而且将来他们的孩子会继承他们两人的优点，会读书又知道拉关系，一定能成为现在最吃得开的精英人物。他就没想想看，果然继承了他们的缺点怎么办，但仔细一想，他没有缺点。
人们恐惧往往是因为爱，太害怕失去，像跟李团长这样根本就没有爱，两人就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觉得一个人过更好，就分开，没有什么负担，倒也轻松，想穿一点，人生不就那么一回事。

郭琳那天回家，发现母亲不知为什么心情好得不得了，估计又在那个小贩那里占了大便宜，实际上她永远在吃亏。把她和父亲拉到阳台上看昙花，真的，昙花又要开了，自己又大了一岁。母亲说：
“你们看看，花瓣都看得到了，今天晚上一定会开。”
父亲像往常一样，笑笑说：
“不一定，你越感觉它要开，它就不一定开。”
郭琳突然知道了，自己并不真的想要它开，一开，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谢了，不如等着，还有个盼望，就说：
“你昨天也说它要开。”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这不又是一天了吗。”
郭琳突然决定，自己的事不能再拖了，今天决定了吧。
两人父母亲都见过了，母亲和李团长交流了讨价还价的经验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说李团长聪明，能干，认为她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饭都不会做，找这样的男人日子才过得好，花里胡哨有什么用。
父亲跟往常一样，没有直说，但好像偏向林霁，一天走进郭琳的房间，说：
“你看小林这人怎么样？”
郭琳想了想，说：
“挺不错，就是太年轻，幼稚得像个孩子，这个年龄照理说不应该这样的。”
“文革时还小吗，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没定型，将来不知会怎么的。李团长比较靠得住。”
郭琳心里乱得很，不知怎么说。父亲站了一会，想说什么，又没说，走了。
郭琳知道，林霁吸引她的就是这一点，人人都想找回青春，可那办得到吗？转念一想，管它的呢，只要能有个孩子，将来一个过也无所谓，自己应该不会陷进去，但万一陷进去了呢，她感到自己越来越不能将就别人，那就不如选李团长。
晚饭后，郭琳陪着母亲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实际上是听母亲说话，自己想自己的事情。想来想去，实在想不清楚，忽然她有个办法了，今天昙花开了，是李团长，不开就是林霁，好像它的确是快开了，算了，还是反过来。

郭教授这时正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拿着书，实际上像很多时侯一样并没有看，头脑里天马行空的乱想。
他担心郭琳，可他并不知道怎么办，就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一样。他年轻的时侯跟女儿差不多，激进过，狂妄过，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知识分子敌视，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去台湾，留下来真心改造自己，指望共产党会创造一个崭新，摆脱中国几千年痼疾的新时代，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这样，最后还有个文革。
他是学历史的，现在突然对历史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开始对自己自己的一生从事的事业产生了怀疑，中国人只要有饭吃，是绝不会在在沉默中爆发的，能幸存下来，其实是靠的一个忍，就跟他一样。
自己过去写的那些东西真是毫无价值，但重新去写，既没有勇气，也没有了动力。
他开始想到，那些太平盛世恐怕不过是一些谄媚文人编出来的，中国历史从来就是黑暗和血腥的，历史是不记载我们这些普通人，历史只会说什么，什么乱，百里不闻鸡鸣，这中间的苦难又有谁能够知道呢，将来后人评价文革也只会关心那些大人物的起起伏伏，又有谁来管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呢。
他从来没有怪罪过女儿，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懂什么？自己年轻时并不比她强什么，一样看不惯父亲那一套封建礼教，实际上也跟父亲断绝了关系，父亲临死时想见他一面，他因为厌恶那个深宅大院，根本就不肯回去，据说父亲念着他的名字，不肯闭眼，他们那些受“五四运动”熏陶出来的青年，很多如此。如果女儿有什么伤害了他，那不过是报应。
他现在感到欠亲人太多，特别是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怎么去弥补，实在不知道。他越来越担心琳儿，这个世界让她那么小就得承受那样的苦难，真是残忍不堪。庞大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去管小人物的生生死死，碾过他们不会停顿。
可历史学家作为个人，不可能漠视这些苦难，司马迁号称“史圣”，还不是一样不平则鸣。但他却能从个人的不幸中跳出来，写出那样一部不朽之作，真是叫人不得不惊叹。自己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无法摆脱个人的篱藩。
他时常想劝劝琳儿，但不知道怎么说，虽然他现在有时侯也不得不写一些应景的文章，但哪能拿这些违心的东西去劝琳儿，她不是傻瓜，那会瞧不起他的。总不能跟她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那只是人们编出来安慰自己的！
他哪能看不出女儿眼中的内疚，和现在对自己的真正关心，可他马上又彷徨不已，不知如何面对，退缩了回去，就跟在牛棚一样。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收缩，疼痛放射到了全身，眼前亮光一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正在浇昙花，小小的琳儿拉着自己的手，问：
“爸爸，爸爸，昙花为什么只开那么一小会啊？”
“它那已经用尽全身的气力，那么美丽，不可能长久，不过它明年还会开的。”
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想法是：一定要跟琳儿讲，自己从来就没有怨恨过她，根本就谈不上原谅。
他不知道，琳儿的母亲这时惊奇地喊道：
“琳儿，老郭快来看啊，昙花开了！”
郭琳却突然心乱不已，发现自己突然搞混了，不知今天昙花开了，先前是决定要答应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