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顾问在西安空军通校《上》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终于在纽瓦克机场见到分别八年之久的儿子赢赢，赢赢出现在通道出口的那一霎那，我不禁失声大叫。这一叫，引得站在远处栏杆外的接机男女都不约而同侧脸看我，谁呀，再想念亲人也不能这么大叫，这是在美国呀。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是分别多年以后的父子相聚，不是在拍电视剧早已胜过电视剧，大家看着我冲出栏杆，恨不得把赢赢紧紧抱住。赢赢倒显得很冷静，爸，别这样，都看着咱们呢。活到今日我才明白什么是舔犊之情。
按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说法，我出走美国时，赢赢的年龄是“应驾小车骑白羊”，那么现在赢赢已长成胸怀大志准备启航的小伙子了。当年我当兵四年后第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眼睛咪咪的没干别的，我发现她是在比个儿，她希望我是个远远高出父亲的大个。这次我见到赢赢也是一样，总是希望他长得比我高一点，当然这都不是身不由己的事。作为父亲，特别是长期生活在病痛人生低谷的父亲，在这个时候见到有希望发展的儿子，会立刻撞击出新的生命火花，这人生的意义完全要超过比个头。我是这样，从此我拿起笔作刀枪再战人生风雨，当年在西安的老父亲也是这样，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人类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互相激励发展的。
“顾问”一词，现在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太熟悉，它是我党我军废除终身制世袭制之前的产物。军队师以上机关院校设军事顾问一职，党中央设顾问委员会，前后寿命有十年，可能是邓小平所创。这是后毛泽东时代重大干部体制改革的前夜，意在让一些久呆一职或年事已高的老干部让出位子给新进的干部，年纪大的安排离休，岁数不够的调整职务做顾问工作，并再三强调不可打击报复排除异己。一九七八年，父亲五十五岁，赶上了第一批，西安通校潘顾问就是那时叫起来的。
父亲五九年到空军任情报部副部长，到了七八年已经当了十八年副部长了。那年父亲接到调令怎么也不相信，明明是司令部党委研究决定并谈了话到空工当正师职顾问到了正式批文改为到西安通校当付师职顾问，原来是空军司令张廷发最后做了手脚。最要命的是空军张廷发时代要求这样调出的干部三十天内人走家搬，家属子女户口一律迁出北京，当时小妹妹潘雅正在上高中准备高考。我后来问过父亲，文革已经结束两年了，为什么空军还要这样做呢，坚持不搬行不行，小妹妹还要在北京准备高考呢。父亲说，不行，先是拆电话，后是派人每天上门羞辱，最后是派战士往外扔东西，我和你妈不愿让人捉弄，决定按期离开北京。我真后悔当时不在北京，要不然记录这段历史会更有人情味了。父亲说最后一次离开空军那个著名三角翼办公楼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指南针。
今年春节利用拜年机会我同大黑子谈起了那段历史。我问大黑子，像我爸这种情况，按现在的话是精英选调到空军工作的，一直是老老实实从事他心爱的情报工作，从来不染人事政治，为什么后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呢。大黑子说，你爸那种情况在空军叫“晾晒”，既不整你也不用你，最后处理一下了之。中共建政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守摊子时代，不需要精英，正常的干部选拔制度演变成了溜须拍马制度，到后来谁拍得响谁最会拍谁就能得到提升。空军党风不正开始于吴法宪，完全打破了刘亚楼时代唯才是用格局，专提溜须拍马干部，狂整对立面干部和家属子女，最后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耿薇薇文革时只有六岁，她现在称这些干部是坐飞机上来的。到了张廷发时代完全是另一轮封建官场制度重演。
共和国要发展，空军要壮大，还是需要精英的，这一点大家从汶川大地震就可感觉到。国家民族关键时刻，精英显山露水，那么，平常时光就是溜须拍马者吃香喝辣的岁月了，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之道，到了现代空军时代也没有改变。八十年代空军大院就传出“南王北马”之说，既广空的王定烈和西北的马师长，这两人都因为拍张有功先后当上了空军参谋长。从个人感情角度说我对这两人感觉都很好，马参谋长的儿子马军我们还是好朋友，曾经在桂林合影留念，那时马军已经不好意思说他爸是马占民了，我真想说你爸那一飞机银川滩羊皮送得可真及时，张司令回到北京调令就到了。需要向历史解释的是，张廷发得势以后狂整空军机关干部，是他有怨，他的长子文革死于非命，这两位参谋长本无冤但不谋军从当打手可就不值当了。大黑子最后说，开始我们都同情张小翔之死，最后张廷发把自己将成死棋，不知谁还同情。
写到这里，网友也许会问，张廷发是邓小平的人，最后为什么后来要被邓小平坚决拿掉呢。我个人解释，张廷发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年羹尧，他像年羹尧有恩于皇上最后有罪于皇上一样，开始有恩于邓小平最后有罪于邓小平。先把魏锦国袁正元调到空后空政作耳目，再把像父亲一类知根知底的老机关干部清理干净，张廷发在空军搞起了一手遮天。他每到一地，要求当地团以上干部列队在机场走正步，他的专机一到由他检阅，实际上搞的是变相“仪仗队”。张廷发到济空视察，他的秘书要求济空按中央最高领导规格接待，说张廷发现在不仅是空军司令还是中央领导。济空当时就反应很大，不知中央又发生什么事了。
说到邓小平的人，张廷发在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是作战科长，但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张廷发做了一笔最圆滑的官场投资，一边在一天深夜专门登门拜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正在落难的邓小平，当时这种行为是没有太多的老干部有胆量做的；一边为“四人帮”让出在天安门附近的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作为首都民兵镇压北京群众的大本营。后来华国锋得势，又天赐良机，打听到华国锋的儿子正好在西北一个空军油库当兵，立刻调到北京空军机关保护起来，送上套近乎的见面礼。华国锋正好也需要军方支持，张廷发苏振华不久成为中央军委两颗新星，同时进入政治局。这些内心深处的高级官场之道就是身边阿谀奉承的人不知能看明白多少。这是著名的三角定律，用现在投资的话说，鸡蛋不要放进一个篮子里。
说到知根知底，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时候，父亲正好也在二野机关。从时间上推算，父亲应该是先在西柏坡按叶剑英的部署唱中央机关的“空城计”，截收破译傅作义重要来往电报，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后，随四野南下，在湖北秭归渡江，进入二野总部机关。在二野三号首长的作战动员会上，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记忆最深的是个小小个子。大西南地域辽阔，国民党军队在向南逃窜，二野大军已找不到追击方向。就是这个小个子几天后侦听到国民党残军与台湾总部联系电报，最后断定残军指挥部设在昆明，刘邓大军全部杀向昆明，整个大西南不日宣布解放。
父亲立大功名字上了刘邓大军的功勋榜，但立大功缘由知道的人一直不是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已按功劳大小换句话说对中国革命贡献大小给了每个参与的人军衔级别，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而且党中央再三强调，不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我曾问过父亲，老干部后来都找靠山，一级一级往上拍，你和张廷发又这么知根知底，为什么不拍呢，多好的机会啊，换个人想拍还没有机会呢，为这事我还责备过父亲。
父亲对我的提问一直沉默，多年没有正面回答过，我总以为他脑袋死板不会拍。后来我研究空军文革走势，张廷发是万万拍不得，是凶多吉少。跟张廷发站一条线，吴法宪那边不会答应，那边的造反派把张廷发往死里横整，儿女死的死，同农民结婚的结婚。魏锦国拍了，自己到干校劳动改造不说，重要的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儿女失去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有一个至今不出家门一步。像我在空军大院当时的情况不用说先抓起来，就是判个十年八年也不为过，而且我还有一大堆妹妹，她们要面临上山下乡走向社会，女孩子多又是数不清的烦恼。当然吴法宪那边是更不能去了，张廷发翻过身来，公仇私报，像一头饿极了的母狮最后连犊子都敢吃。
说到张廷发有罪于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要改革开放，要空军服从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出让部分军用机场发展民航事业，张廷发坚决和中央叫板死敲，潜含义是：我是空军司令，你们谁能动得了空军。国家要开放，先要打开航路。改革开放前许多地方是空军民航共用一个机场，那时民航航班很少，主要为空军训练使用，像昆明桂林杭州都是这种情况。外国游客来了看到天上飞的，地上摆的都是战斗机，没有安全感，在桂林还发生了军机与民航班机相撞飞行事故，张廷发曾指示空一所事故分析组，一定要把相撞原因安在民航身上。还有一些机场离市区太近也需要停飞，否则实在影响城市建设和危及市民安全。中央派李先念同张廷发谈话，张竟发火拍起了桌子。又一个年羹尧，邓小平不办，没人办得动了。
写到这里，网友特别是空军一次文革和二次文革都受到重创的网友可能会问，潘顾问调到西安，生活待遇没有降低，还有住房，我们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为什么许多事比我们记得还清楚。张廷发战车上的干部也会说，是这样，我们还给了顾问当吗，当年还专门派袁正元到西安看潘顾问，干嘛把我们的名字都列出来。先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空军进入派性权利之争后来刀剑相对已是国家民族空军的不幸，很多当事人，包括张廷发，潘顾问后来都是受害人，有的失去名节，有的失去前程。空军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空军是这样，我想中国社会也是这样。写清脉络，警示后人，但愿历史不再重演。有的空军网友就问过我，当年老父没有拍吴法宪，去了五七干校，为什么许多人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草草安置。我说，当年你们还小，后来也没有人敢这么说清楚空军文革脉络。
为什么说潘顾问也是受害人呢，共产党人听党话，哪里需要哪安家。我在酒庄里每天没事儿，开始琢磨父亲当年的心理，我觉得他感觉受到了一种人身侮辱。后来我从各个方面收集来父亲的简历，有的事情原来知道，更多的事是不知道。这时我才肃然起敬，发现他是抗日干部中一颗闪亮的星星，他几乎经历中国革命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功业突出。在南泥湾他是劳动模范受朱德嘉奖，在西柏坡执行叶剑英的“空城计”是他，北平和平解放有他，解放大西南有他，解放海南岛有他。五五年在武汉完成“赵家条破译”是他，六二年对付美蒋高空侦察机有他参与组织。一九六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功访问东南亚后，在人民大会堂与王光美举行国宴答谢参与保卫的各级人员，父亲作为军方唯一代表应邀出席，缘由是破译克什米尔公主号密电有功。文革一声炮响，先是万岁声，后是马屁声，父亲还是坚持做完最后一个项目，在空工成立外语系。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张廷发在职务和搬家问题上捉弄他，是不是犯了“士可杀不可辱”之大忌。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见到已到西安通校当顾问的父亲。我对父亲说高考分下来了，五门主科平均分是七十分，上大学没问题，我又说，别看我一天英语课没上过，还考了59.5分。对世道极为敏感的父亲一下跳了起来。三天后见到二十九师要求速归的模棱两可电报。父亲还亲自对码，怎么把电报发成这个样子。
后来的几天，我看到父亲在通校的校园里有说有笑，见谁都打招呼。他向我介绍，原来通校就是张学良西北军营，当年团以上军官跳舞的那个舞厅还在，现在是通校的仓库。
父亲指着一个高个子教员说，他长得像毛泽东，过几天就要到北京试镜头去了。
父亲要带我去拜见齐校长，刘政委，还有大院来的莫付政委，刘琦副政委，我说，这些都不急，容我回师先到大学报到再说，以后来日方长。
都是儿女好比什么都好，美国这边也有说法，耶鲁哈佛哪只是儿女想进，是父母想跟着一块进。
03/05/2009
《未完》
